# 俞國基  

上篇談到蔣經國當選總統後，對媒體的控制迄未放鬆，但臺灣當時整體的局勢，民主、開放已箭在弦上，勢所必行，民間的民主運動幾乎遍地烽火，所謂的「黨外」浪潮已勢不可擋，民營報紙除了聯合、中時兩大報外，高雄的臺灣時報、臺中的臺灣日報，言論均偏向「黨外」，即使言論空間狹小，對於「黨外」人物的活動、主張，以及民間對他們的支持，仍不吝刊載，甚至偶有大篇幅的報導。

二○一八年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官方似未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可以理解，但蔣經國畢竟是一個對臺灣政治、經濟及民主發展影響深遠的人物，與我的新聞生涯也有所交集，論及過往編輯台的風雲歲月，不能不談談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經國先生」。

我怎會進入新聞界？我大學四年未想過，研究所三年亦未想過。我平日愛閱讀報章雜誌，但始終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非我輩所能及。

英國大文學家狄更斯在他的鉅著《雙城記》的開場白中，有一段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正直下地獄。」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我來美國最大的收穫是結識了幾位好朋友，林博文兄是其中之一。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們之間的友誼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我最初認識他時,我們都在紐約星島日報做編譯，時在1978年春夏之交。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今（20）日召開2場聽證程序，上午針對國民黨捐助成立的民生建設基金會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進行認定。根據黨產會調查發現，該基金會是由國民黨中央財委會捐贈900萬，以及俞國華等人捐助1000萬元成立，過去更多次以宣揚三民主義精神為由直接補助國民黨，總額高達12.4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