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英時  

胡適在195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曾記錄了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到紐約訪問他，談及兒子的評價。胡適寫道：

余英時一九八七年離開耶魯，應聘去普林斯頓大學前，曾賦詩一首，寫成一條幅留別孫康宜教授夫婦。據我多次去他們住所所見，那條幅一直掛在孫教授的書房內。

中西文化都受到政治的干預，扭曲了其原本美好的文化本質，影響後世的世道人心以及文明與國家的發展。

按：對近代中國轉型，可以有種種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當為一門顯學，後來漸漸寂滅。我看到最為大氣磅薄、意義深遠的近代思想史論述，便是余英時先生關於「啟蒙心態」化解之後的激進化傾向，其激盪百年，不僅將傳統棄之如敝，也從西方引入邪惡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大躍進、文革兩項激進實驗失敗後，鄧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資本主義大躍進」，帶著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徵，中國墜入更深的認同危機，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釋中國在集權和民族主義形態下的崛起，「藍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縱」，憎羨交織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黑暗。

【按：對近代中國轉型，可以有種種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當為一門顯學，後來漸漸寂滅。我看到最為大氣磅薄、意義深遠的近代思想史論述，便是余英時先生關於「啟蒙心態」化解之後的激進化傾向，其激盪百年，不僅將傳統棄之如敝，也從西方引入邪惡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大躍進、文革兩項激进實驗失敗後，鄧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資本主義大躍進」，帶著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征，中國墜入更深的認同危機，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釋中國在集權和民族主義形態下的崛起，「藍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縱」，憎羨交織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黑暗。】

余英時老師的九秩壽慶即將來到，我在二○○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他的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那篇文章刊載於論文集，可能流傳不廣，現在增寫該文，訂定新題，為老師的九十歲生日獻壽。增加的文字有兩部分。首先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臺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其次，我也對十年前的舊文有所增訂。現在這篇文字可以代表余老師在我心中絕大部分的印象。另外要註明，本文增訂的部分，大多已另行刊載於二○一八年十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陳弱水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識。）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核心是《紅樓夢》研究的典範問題。余英時先生開宗明義指出了紅學在當時（1970年代）面臨的典範危機，並且，雖然他在「自序」中表明並非要做「紅學家」，更強調本書是他個人紅學生涯的終點，但是全書從理論性辨析到對小說作者與其思想的考察，確實是一個為紅學建立新典範的嘗試。四十餘年後，紅學新說仍然此起彼落，我們未必能說這些新的詮釋都繼承（反對亦可能是一種繼承）了本書提出的方法與說法，但其間的呼應還是顯而易見的。

余英時教授於2021年遽歸道山，王德威老師與曉真有意編纂一紀念專號，命余就余先生少作《方以智晚節考》一書撰著專文。此書幾乎可以算是余先生第一本廣獲學林重視的學術專著，不論是在理解余先生的生平學問歷程或方以智個人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故不敢辭。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李孝悌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

台灣由於受到世界一般觀念的影響，很久以來便有重科技而輕人文的明顯傾向。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已成為基本模式，人文研究必須跟隨自然科學，亦步亦趨。

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今天我講「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都是稱心而談，不加修飾，說的是平淡的實話。

去年8月1日，唐獎首屆漢學獎得主余英時教授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一代史學家殞落，留給世人無限的感傷與懷念。為緬懷故人，唐獎教育基金會選在明（29）日其辭世周年前，於官網推出余英時紀念專區，邀請全球民眾重溫大師的深厚學養與人文風采。

許多人把美中兩大超級強權的衝突以希臘哲學家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的理論「修昔提底斯陷阱」（ThucydidesTrap）來分析，當新興強權崛起挑戰既有強權，勢必引發衝突。然而，中研院院士、前駐WTO常任代表朱敬一在新書《UltimateEconomicConflictbetweenChinaandDemocraticCountries》（中國與民主國家的終極經濟衝突）則從美中兩強更深層的制度差異來探討，一針見血指出「民主與極權體制的不同，美中兩強在價值上的差異才是關鍵；這項差異導致美中經貿與科技走向脫鉤。」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國1天之後，便前往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先生暢談。暫別時，余師母陳淑平訂了計程車送我：「英時和你一起去火車站，一路上你們還可以多說一會兒話。」話長路短，到了車站，余先生還是不放心，看到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問清他也是坐往耶魯大學方向的同一列火車，余先生就讓我等會跟著年輕人上車，這才握手道別。幾分鐘之後，余先生又回到車站，叮囑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那個年輕人在哪裡下車就跟著下了。」

「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黃克武。

余英時出生的20世紀30年代開始，恰好是中國波譎雲詭的歷史時期，余英時及其身後的潛山余氏家族的百年變遷，恰恰是中國近代史劇烈變動的縮影，20世紀上半葉，潛山家族的分化，折射出國共政爭中近代史的戲劇性，而余英時本身成長的歷程，經歷了自抗戰之後中國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轉捩點，余英時都和這些轉捩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曾有人說透過寫一個人寫近代史，唯獨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有可能，而透過一個人寫一部當代史，尤其是當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唯獨通過余英時的傳記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