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書局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近年，談及香港左派歷史，比較多回顧1970年代的學生及激進青年運動，一般稱作「火紅年代」。當中有些受當時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年輕人，成為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socialist），也有些人組成過左派小組織，例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新苗」以及後來的「四五行動」；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小團體，例如黑鳥樂隊及民眾劇社。以上的左翼青年在1970年代也多少有參與《70年代雙周刊》（1970-78）的出版，因此，連媒體也出現了不少有點懷舊味道的特寫文章。

曾在1949年短暫擔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將軍（1896～1980）在他的回憶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指出，1937年（民國26年）7月底的某日下午，他奉令與何應欽、顧祝同、張治中、陳誠、徐永昌等高階將領到南京的蔣中正官邸餐敘……在飯桌上，蔣中正詢問大家對日本的看法。結論是，既然我們已決心抵抗，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發動進攻把侵華日軍分割開來；其次，鑒於上海是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一旦爆發戰事就會招來國際干預……從戰略上來看，黃河流域的大平原易攻難守，而布滿河流、湖泊、小溪的上海地區是易守難攻的。再者，黃河流域通過兩條老舊的鐵路──平漢線與津浦線；而上海地區布滿了公路網及幾條鐵路，最著名的是滬寧路與滬杭路。（註一）縱橫交錯的公路及鐵路網非常有利於物資（與軍隊）運輸（註二）。

2022年四月間我重新整理出版張國淦的《北洋從政實錄》，另外找到從未出版過的段祺瑞軍師曾毓雋的《曾毓雋回憶錄》，和先前已出版的薛觀瀾的《北洋政壇見聞錄》，這三本可以構成研究北洋的「三書」，其重要性在於張國淦、曾毓雋他們都是實際在北洋政府裡面擔任要職的，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最清楚不過的。而薛觀瀾更是袁世凱的女婿，親歷親聞的回憶文章，歷歷如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比之後人寫有關北洋的書籍，真有若天壤之別。

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都知道有所謂「周氏兄弟」，它指的是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而比魯迅早八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就有著「梁氏兄弟」，它指的是梁啟超和梁啟勳。不同的是「周氏兄弟」後來在半途「失和」了，而且老死不相往來；但「梁氏兄弟」卻始終相愛如初，相互提攜和幫忙，一直到梁啓超過世為止。而「周氏兄弟」實際上有三人，還有一位是周建人，只是他不是學文學的；而「梁氏兄弟」實際上也有三人，還有一位梁啟雄，只是他和梁啟超相差十七歲，在人生的閱歷上兩人完全搭不在一起，就另當別論了。

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

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所想的，不過就是太平日子。

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

「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後來，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接下來，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

我的高考落第，對我青少年人生是一大打擊。但從考上的同學的後來遭遇來看，我的不幸卻原來是人生的大幸。

這裡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

姑姐李麗蓮，雖遊走在中共高層，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

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

【中文《維基百科》之【仁安羌之戰】詞條中有兩段關於歐美列強去除《不平等條約》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