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中國正當紅的作家是一號叫王小波的人物。王小波受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同樣遭遇的人會把這段經歷化為掏心掏肺的創傷故事，但王小波不一樣，他是諷刺家，有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的意趣，對於政治入侵私生活領域洞察甚深。他中篇小說《黃金時代》寫到一對年輕情侶坦承犯下了布爾喬亞的婚外情—「在山上敦偉大友誼時，嘴裡噴出白氣。」兩人被逮到要交代自己違背了革命的規矩，但當地的黨員關注的顯然不是馬克思，而是他們「偉大友誼」的淫迷細節。
王小波的小說與散文彰顯個人尊嚴甚於循規蹈矩，他擁抱外國思想—來自美國作家馬克． 吐溫（Mark Twain）、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Calvino）、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與中式觀點相輔相成。他的文集《思維的樂趣》剛出了英文版，而在同名文章〈思維的樂趣〉裡，他憶想在公社時，唯一獲准閱讀的就只有毛澤東的小紅書。在他看來，這樣的狹隘蘊含著一種令人難受的謊：「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一句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 四十四歲那年，王小波心臟病走了，但他的觀點仍然傳播在粉絲之間，像握手時的祕密動作。王小波遺孀，社會學家李銀河曾經告訴我：「我一看就曉得，到他的墓前致意的是一對拉拉。」她補了一句，「類似想法的人還有很多。」
王小波是怎麼在一個以束縛而聞名國家變成標誌性的文人的？他精於敘事，太極功力足以混過審查。但政治局勢也很關鍵。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共大有被莫斯科的同志遺忘的危險。中共還是存活了下來，方法是對中國人民做出重大但實際的讓步：給予個人空間，換取政治效忠。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打破毛澤東時代的教條，呼籲「敢於試驗」，中國「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不久後，就有倡議女性與少數族群權利的新NGO出現，外資也挹注新創公司如阿里巴巴與騰訊，兩者後來躋身為全球財富最多的企業。年輕人開始嘗試新的身分；我就碰到過一個玩美式搖滾的中國樂團，只是他們的定番曲目有限，結果一晚上就唱了〈加州旅館〉（Hotel California）兩遍。更有甚者，黨也試圖展現出自信：一九九七年，繼承鄧小平的江澤民走訪紐約證券交易所，按下敲開股市的鐘，然後他出人意料地用英語說： I wish you good trading !（祝各位大發利市！）
鄧小平跟人民約定之後的二十年來，中共算是信守承諾了。私部門創造財富；知識分子在校園與社群媒體上表示異見；中產階級出遊縱樂。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三年，我住在北京，當時社會上的日程表時不時就來個開幕式：音樂廳開幕，實驗室落成，建築奇觀剪綵。有一回新的美術館開幕致慶，國際友人齊聚一堂，眼睛盯著西班牙前衛藝術表演班子在起重機吊臂上盪來盪去，翻騰扭絞有如蜘蛛網中的蒼蠅—某作家親臨現場，稱之為「中國藝術勢不可擋的崛起」，而這只不過是又一個「勢不可擋」的夜晚。 （相關報導： 風評：心靈大洗滌，王義川「從娃娃抓起」 ｜ 更多文章 ）
最近我重返中國，那種崛起之勢不可擋的感覺已經消退了。北京街頭還是有進步，電動車大軍壓境，彷彿科幻電影裡的道具那樣滑過去，而害天色一直霧茫茫的廢氣也沒了。但是在胡同裡，以前那些急就章的、活絡了整座城市的咖啡店與藝廊，已經奉秩序之名一掃而空；頭頂上，曾經吸引世界各地設計師前來建造新摩天樓的競賽，也乏力了。今年夏天，我跟一位認識多年的知識人喝酒。他回想當年自己從東歐集團的異議人士所獲得的啟發：「十五年前，我們還在講哈維爾（Havel）。」眼下，他帶著一絲沮喪對我說：「大家都懶得有意見了。」我們起身離開時，他已經乾了四杯馬丁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