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稱為印尼的這個國家，這座橫跨三千英里並且涵蓋了數百個不同語言群體的龐大群島，其實是頗為晚近的發明。這個國家的現代地理輪廓是荷蘭對於一片原本並非單一政治實體的領域，遂行殖民統治所造成的結果。
這麼說並不是指這座群島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原本是一片空白。實際上的狀況正好相反，包括爪哇、蘇門答臘、峇里、蘇拉威西、婆羅洲以及其他數百座小島在內的這些島嶼，以及連接這些島嶼的水域，自從公元初年以來就有高度發展的文明以及龐大的貿易網絡，例如三佛齊這個信奉印度教與佛教的巨大貿易帝國，位於當今的蘇門答臘；還有滿者伯夷王國，其影響範圍涵蓋爪哇與峇里的大部分地區，並且延展至婆羅洲南部、蘇門答臘，以及當今印尼東部的諸多島嶼。
不過，這些文明雖然相當重要而且令人驚豔，卻沒有一個被稱為「印尼」，也不能夠以「印尼」一詞正確描述。「印尼」這個名稱以及其中包含的民族國家概念，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出現，當時一小群本土人口（主要接受過荷蘭教育）發起了最早的民族主義運動，藉此傳達這項觀念：東印度群島的所有不同族群雖有許多相異之處，卻共同面對同一項困境與命運，也有一致的身分認同。而馬來語這種使用於區域貿易和行政上的語言，也在那時改名為「印尼語」，並且被確立為新的國家語言。如同「印尼」這個統一民族國家實體的概念，挑選那個語言作為國家語言（而不是其他數百種當地語言或甚至是荷語）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此舉強調了那場民族主義運動當中的一般性原則，亦即沒有一個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體（不論那個群體的規模多大、在經濟上具有多高的支配地位，或是有多麼高度發展）能夠支配或者定義這個國家，而且印尼的成功只會立足在統一的原則，以及一群非以族裔決定身分的公民基礎上。
殖民與反殖民遺緒
這項理想雖然有時不免遭到質疑或違逆，卻引導了長達一百年來的政治辯論。印尼雖然含有龐大的族裔和語言多樣性，也存在一些無可避免的緊張關係，但印尼的政治辯論與民族認同卻不受族裔與宗教所界定。也就是說，印尼和其他許多殖民與後殖民國家乃至美國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種族、族裔和宗教並不是印尼政治當中的主要問題所在。印尼主要的辯論與歧見都是在意識形態或哲學方面：我們應該發動什麼樣的反殖民抗爭？這個國家將會是什麼樣的國家？我們應該根據什麼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建立我們的新政府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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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期間，主導了辯論內容的世俗民族主義立場，只是受到表達的許多政治願景的其中之一而已。除了尋求以某種形式維持殖民統治的人士之外，主要的辯論參與者包括伊斯蘭教的若干派別以及革命分子與溫和左派。身為單一印尼民族主義的早期倡導者，蘇卡諾渴望把各種立場團結成一項單一運動，於是堅稱民族主義、宗教與共產主義並非根本上互不相容，而是同一項抗爭當中一樣重要的不同面向。後來蘇卡諾以「納沙貢」（Nasakom；由「Nasionalisme」、「Agama」與「Komunisme」三詞結合而成，亦即民族主義、宗教與共產主義）這個簡稱所表達的這種觀念，成了民族主義抗爭當中的一項關鍵要素，但在後續年間也成了一個激烈的爭執點，一路持續到一九六五年的那場疑似政變。然而，這樣的爭執以及化解爭執的嘗試，都凸顯了核心的辯論與關鍵問題，主要涉及意識形態與政治願景，而不是基於族裔、種族或宗教之上的認同問題。
殖民統治也在這座群島上引起政治與社會緊張，或是造成既有緊張關係的惡化，包括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以及在東印度群島的原住人口之間。這些緊張關係包括各方競逐貴族特權，或其他特權所引發的衝突，而這些競爭者就會動員當地人口對抗自己的對手，並且經常獲得荷蘭官員和軍事力量的協助。另外有些緊張關係植根在階級衝突裡，例如介於不滿的農民與他們的地主之間，或是農業工人與經常受到荷蘭人支持的種植園主之間。還有些緊張關係則是宗教與文化的信念或實踐當中的衝突，而荷蘭當局經常會支持表面上屬於「傳統」的特權，打壓現代化人士與民族主義者的主張。
殖民時期其他對於印尼造成長久影響的特徵，還有慣例性地使用本土人口輔助部隊鎮壓反抗行動，以及藉由國內流放手段懲罰批評者與反對者的做法。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於亞齊乃至峇里鎮壓反殖民反抗行動的殖民軍隊當中，絕大部分都是由荷蘭軍官指揮的土著部隊構成。實際上，土著士兵在殖民武裝部隊當中占有主要地位，然後又在荷蘭人的指揮下被派去殺害以及羈押其他土著人口。這樣的經驗留下了深刻的傷痕，而且大概也影響了印尼的武裝部隊在革命以及獨立後時期所採用的戰略與戰術。同樣的，印尼當局後來也採取荷蘭殖民當局的做法，對付反抗運動的領袖以及其他對手，把他們流放到群島上的偏遠地區，例如巴布亞島上的波文帝固爾（Boven Digul）。一九二六年印尼共產黨起事的領導者，以及像蘇卡諾這樣的民族主義人物，就是在一九三○年代被荷蘭人送到這類流放地。
日本在二戰期間的短暫占領（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也對印尼的政治發展造成重要影響，促進民族主義觀念的迅速擴散、加速大規模政治動員的步伐，並且如同安德森所言，讓印尼人「首度體驗到一個抱持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軍事化國家」。除了協助像蘇卡諾這種老一輩民族主義人物的活動，日本當局也促使前所未有的眾多年輕人加入群眾政治組織，並且鼓勵他們參與各種軍事和準軍事團體。那些組織為印尼的年輕人培養出好戰的姿態與高昂的鬥志，也造就出許多以青年為主的準軍事部隊，稱為戰隊以及抗爭組織，結果在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戰敗之後的印尼民族革命當中扮演了中心角色。那些組織裡最重要的一個是日本在一九四三年底面對同盟軍進逼而成立的一支本土人口輔助部隊，稱為鄉土防衛義勇軍（Pembela Tanah Air, Peta）。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七○年代末，印尼陸軍大部分的軍官都出身自鄉土防衛義勇軍，包括蘇哈托將軍在內。
相當關鍵的一點是，印尼的民族主義鬥士藉由日本占領當局而接觸了日本戰鬥部隊所採用的若干較為惡名昭彰的技術與做法，包括刑求、虐待、任意監禁與集體懲罰，然後又把這些做法傳給了印尼的國民軍（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TNI）。實際上，印尼部隊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用於刑求及懲罰的許多特定手法（包括假處決、把人浸泡在汙水裡、性侵害、以點燃的香菸炙燙，以及利用陸軍的戰地發電機處以電刑），看來都是直接取自日本的戰時做法。在一九六五年之後用於羈押政治犯的那些高度軍事化的拘留營，不論是形式還是囚犯控制制度以及懲罰方法，也和日本部隊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於印尼設置的戰俘營極為相似。換句話說，日本的占領似乎影響了印尼國民軍的機構文化以及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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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傑佛瑞．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