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國（赴歐療養）之前，汪精衛發表一份聲明，強烈批評了〈李頓報告〉（Lytton Report）。三月分，國聯派遣李頓（Victor Bulwer-Lytton）帶領的代表團調查日本占領滿洲。汪精衛在南京接待了他們。他提出解決滿洲事變的十項原則，包括解散滿洲國、限制日本軍隊接近鐵路築路區域等。但十月二日發表的〈李頓報告〉又讓中國頗感失望。儘管報告總結的事實是客觀的，卻沒有提出懲罰日本侵略的手段，而是繼續綏靖坐觀。汪精衛請求對日制裁的要求被無視。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還是出於驕傲退出了國聯。這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廢墟上建立起來維繫國際和平的組織淪為現代歷史的恥辱。
由於汪精衛的家庭醫生諾爾（中文亦譯「腦爾」；Kurt Noll，一九○○–一九五五）是德國人，比較熟悉德國的醫療設備，他在家人和祕書陪同下前往圖賓根，在熱帶疾病療養院（Tropengenesungsheim）住了六個星期。他十月二十二日乘法國蒸汽郵輪昂德烈．勒本號（André Lebon）離開上海，十二月初抵達圖賓根。由於他是匿名前來的，療養院將建築的一翼騰出來接待這位貴客。儘管如此，當地媒體還是聽到了風聲，對他的到來進行了報導。
諾爾醫生來自小鎮吉森（Giessen），在上海有一家相當成功的診所，據他家人稱，蔣介石、張學良等都曾經找他看過病。直到汪精衛去世，他不僅始終是汪最信任的醫生，而且也是汪晚年與德國發生聯繫的主要原因。此前，儘管他的妻弟陳昌祖、長子汪文嬰都是在德國上的大學，但汪精衛數次赴歐，都還是居留在法國和法語區。一九三二年以後，他赴歐主要是去德語區，不過原因僅僅是因為其礦泉和療養設備。如後文會更加詳細寫到的，沒有證據表明他受到當時德國狂熱的法西斯思想感染。
長城戰役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日軍突襲山海關，消滅了駐防的守軍。長城戰役開始。正在圖賓根的汪精衛接受當地報紙採訪，陳述中國自衛的決心，也表示對中德友誼的期望。的確，由於英美調停的不利，德國漸漸浮現為中日調停的希望。他一月分離開圖賓根，前往捷克的卡爾斯巴德（Carlsbad，今天的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在此休養至二月初。這表明他在捷克期間聽到了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的消息。三月十七日，汪精衛回到上海。他一開始力辭復職，被媒體批評為不願意共紓國難。在輿論壓力下，他終於在月底同意復職。按照他的說法，不是因為他有任何成功的把握，只是出於和整個國家民族一齊「跳火坑」的沉痛決心。有評論者是以將他譬喻為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薩，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這一次，汪精衛似乎再次以退為進，成功為自己部分恢復了令名。
（相關報導：
幕後》中國海警美日忌憚台灣第二海軍麻煩大 海巡小蝦米不想變「神風特攻隊」
｜
更多文章
）
據顧維鈞回憶，汪精衛在歐洲期間逐漸傾向全面抗日。他復職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懇請國聯制裁日本、加強對中國的經濟技術支持。四月底，他派遣陳公博視察前線，但陳公博的報告令人心沉。儘管中國軍人英勇抵抗，他們在日本空中和地面炮火的優勢面前不過是炮灰。因為日本炮彈彈程較遠，他們往往看不見敵人就已經捐軀沙場。國際干涉的希望也漸漸成空，因為西方列強並不願意為了中國利益得罪強國日本。五月十六日，汪精衛終於指令中國代表團停止索求國際援助。這是汪精衛最後一次試圖透過國聯來調停中日衝突。他對西方民主國家的信念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長城戰役在五月初結束。不論是忙於在江西剿共的蔣介石，還是南方軍閥，都沒有派出一兵一卒參與抵抗。汪精衛再次承擔了正式退讓的責任。他五月二十二日電告黃郛（一八八○–一九三六），授權他開始和平談判，唯一的條件是不能割地、不能承認滿洲國。但事實上，祕密主導談判過程的還是蔣介石。五月三十一日草草簽訂的《塘沽協議》在長城以南劃出大片非軍事區。汪精衛雖然只有在事後才得知協議內容，但依然做出公開講話，聲稱這一協議只做出區域性讓步，並不危害中國領土主權。由於這一協議事實上默認了滿洲國的自治，汪氏聲明再次讓輿論譁然。回國不過數月，汪精衛已然深陷同樣的困境。
依照陳公博的敘述，長城戰役的慘重代價是汪精衛決心綏靖的重要心理因素。鑑於中日軍事能力和技術之間的巨大鴻溝，他認為要求士兵無謂地犧牲是非人道的。但是公眾輿論認定主和的只是汪精衛，是他的軟弱導致中國對日交涉一再讓步。陳公博回憶錄有一段動人的描述。他提到，有不少人勸汪精衛分辯，「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同時他還對我說：『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我告訴他，外間的批評很是惡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憤懣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我只得默然了」。八月分外交部長辭職後，汪精衛不顧家人朋友反對，主動兼任了外交部長。「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對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部長。』」陳氏遂提議自己來「幹外交部」，以為汪「分謗」。汪同樣謝絕了。
儘管有犧牲的覺悟，汪精衛受到政治和道德妥協雙重的折磨，心情是十分苦悶沉重的。一九三四年他所做的一首〈百字令．春暮郊行〉（SZL 305）詞曰：
茫茫原野，正春深夏淺，芳菲滿目。蓄得新亭千斛淚，不向風前棖觸。渲碧波恬，浮青峯軟，煙雨皆清淑。漁樵如畫，天眞只在茅屋。
堪嘆古往今來，無窮人事，幻此滄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刧後殘灰，戰餘棄骨，一例青青覆。鵑嗁血盡，花開還照空谷。
在汪精衛筆下，繁花似錦、煦風和恬的春郊露出了它的真面目：一片血染的古戰場。也許在見證過無數場繁華與征服的古都金陵看來，國民政府也不過是它滄桑變化棋局中的短暫一盤。據《世說新語．言語》，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轍相邀新亭飲宴。忽然有人中坐而歎：「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諸人相視流淚，唯有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此詞中，汪精衛將自己展示為又一位不能落淚的王導。自然無情，花開花謝，而普通的人民（所謂「漁樵」）也是「天真」的，他們不參與歷史。相形之下，作為歷史行動主體的詩歌人格必然要將自己投入時間之流（大江），即便結果是化身「殘灰」、「棄骨」。杜鵑啼血是汪精衛當年獄中詩作〈被逮口占〉就已經出現過的意象，象徵著烈士的自我犧牲。但這裡，血染花開之後卻只照亮「空谷」，它的犧牲無人見證。汪精衛不少詩作中展示出這種歷史主體的有情與大自然（和普通民眾）的無情之間對比的張力。透過承認自身情感的相對性，其憂愁憂患益深，而讀者產生的同情共鳴也益厚。但這樣一種儒家士大夫的情懷，似乎根本是精英主義的。如前所論，民族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所有民族共同體的成員有平等參與民族事務的權利，因此也分擔共同的義務與責任。作為民族主義者的汪精衛則似乎更加注重權利的平等，而非義務的平等。
汪精衛的對日策略也反映出他的一種執政理念，即民族經濟是軍事抵抗的基礎。蔣汪政府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即廣為世人詬病的「攘外必先安內」。他們的分工是蔣主軍，而汪主要（至少在名義上）負責財政、外交和宣傳。出於對西方列強的失望，汪精衛的下一步舉措是直接與日本政府內部主張非軍事擴張的派系合作。他試圖與新任日本駐華公使、鴿派人物有吉明（一八七六–一九三七）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關係。作為他們合作的結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南京宣布與滿洲國通車通郵。儘管這對滿洲國民眾與內地的聯繫而言是好事，但卻被視為進一步默認滿洲國事實獨立的讓步之舉。年輕的外交官高宗武（一九○五–一九九四）在交涉中嶄露頭角，顯示出超越職權、勇於決斷的擔當。他的這份擔當將在未來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十二月十日，國民黨四中全會第五次會議在南京舉行。一百六十七名代表中，一百三十名都屬於蔣汪聯合派系。蔣介石成功把中共紅軍驅逐出江西，這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威望。汪主持會議，並無波瀾。他們的聯手下，南京政權日益牢固。
（相關報導：
幕後》中國海警美日忌憚台灣第二海軍麻煩大 海巡小蝦米不想變「神風特攻隊」
｜
更多文章
）
＊作者楊治宜，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