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將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序曲，也是中國自一六四四年以來面臨最深刻的的危機。國民黨紛爭不休的派系終於找到理由懸擱分歧、拋開意氣，共同戮力民族危機。對蔣而言，這也是最實用主義的決定，因為統一的國民政府更加有利於爭取國際調停。九月二十日，南京致電廣州，邀請共紓國難。廣州立刻同意。汪精衛前往上海，與胡漢民及蔣介石的代表見面。蔣派接受了汪所提出的將國民政府主席改為虛職、廢除總司令職等要求。這些提議再次體現了汪精衛民主集權制的理念，即尋求在先鋒革命政黨領導下，以黨治軍、發展民權。
經過多輪談判，十二月二十二日，統一的四大終於在南京召開。蔣、汪、胡均被選舉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孫科組建的新內閣未能獲得廣泛支持，而胡漢民也拒絕再次與蔣合作。次年一月，蔣、汪、孫在杭州會晤，討論組成聯合政府的條件。調和結果，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主席，孫科立法院院長。此前，蔣介石集中了黨政軍大權。現在，至少在名義上行政、立法、軍事權力分開了。但事實上，由於軍事戰役的優先性，大量財政、行政、外交決定最終都是蔣介石做出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西山派元老林森出任。
這是國民黨多年來第一次實現統一。蔣汪聯合政府裡，汪精衛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少數派領袖」。他組建的內閣是年輕而具有高度專業性的。改組派成員主要由歐美留學生組成，集中在實業、鐵路、內政及（後來）外交等部。鑑於汪精衛在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號召力，他的重新上臺大大幫助南京政府改善與知識界的關係。新的聯合政府面對艱巨的挑戰：疲軟的全國經濟、巨大的地區落差、軍閥及中共武裝的割據，以及最重要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但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數年間，它依然取得了多方面的建設成就，如關稅自治、貨幣改革、道路建設以及逐步削弱地方武裝等。然而這些成就都因為日本的威脅而危如累卵，時刻可能毀於一旦。
沒有一個悲劇人物是徹底的英雄或惡魔。就此意義而言，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確是一場悲劇。其最初對種族平等的訴求雖有理想主義成分，但卻因為軍國主義對個人及民族「光榮」的渴望而被腐化。透過學習西方而迅速上升的這個島國，也同時深中帝國主義夢想之流毒。先後戰勝中國（一八九五）和沙俄（一九○五）兩大強鄰、吞併臺灣（一八九五）和朝鮮（一九一○）、蠶食膠東半島的前德國殖民地，它透過挑撥中國內部勢力的紛爭而把觸角靈敏地深入內陸。不暇內顧的中國中央政府在滿洲、蒙古留下的權力真空給它更多增長影響力的機會，儘管這也給它帶來與蘇聯發生衝突的危險。它對中國內陸的滲透，使它也逐漸觸犯到西方列強利益。傑出的政治領袖也許會試圖控制年輕帝國的野心，但是日本缺乏的恰是這樣的人物。在日本民眾看來，政府已經被財閥操縱，因此尤其在一九二七年的昭和金融恐慌之後，日益貧困的農工階層對政府產生深深的不滿。同時，媒體描述的圖景是西方列強敵視日本的上昇，不願意讓它獲得同等的公平競爭機會。海外擴張被視為唯一解決日益深刻的本土危機之途，因為只有增加的領土能給多餘人口以空間和機會，也給其飢餓貪婪的工業提供資源和市場。來自貧困階層的軍隊自視為底層民眾的代表，與貴族文人政府不斷發生碰撞；透過威嚇與操縱，其勢力不斷增長。陸軍本身由各區域遠征軍所組成，各自渴求屬於自己的戰場榮光。所有這些因素合力，造成一種危局：一部無首而高效的戰爭機器被投放在一片空虛疲憊的大陸上，躍躍欲試自己年輕可怖的威力。
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冒動的結果。事件發生後，日本內閣提出的限制敵對行動的要求遭到軍隊漠視。犬養毅首相是孫中山的舊友。他試圖和平解決危機，拒絕承認滿洲國，並且與南京政府祕密達成了協議，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但允許滿洲高度自治。就在協議達成之際，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被軍國主義分子暗殺。公眾的同情顯然在「愛國刺客」那邊：法官們收到超過十一萬封信件，常常用血簽名或寫就，要求寬大處置。九位年輕人自願代替暗殺者就死，而且為了證明他們的真誠，把自己的小指頭割下來泡在酒精裡寄給了法庭。最終，所有受到處置的四十名暗殺團成員都在數年之內被釋放。九一八事變是典型的「下剋上」現象，這是二十世紀初日本政治的頑疾。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愛國義務常常被定義為每位國民對天皇的直接效忠。愛國情懷的神聖性，以及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對勇氣和純潔的推崇，使得公眾廣泛同情並支持不服從的罪行，只要是這種不服從是在最高意義上效忠天皇或「國體」，而二者是二元一體的。文人政客面臨的選擇是或者屈從公眾壓力，或者粉身碎骨。汪精衛未來的「和平運動」也面對同樣的兩難：汪精衛試圖訴諸日本政客的理性自我利益，讓他們看到和平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日本的自我保全，但面對狂熱好戰的軍隊和公眾，他們是無力完成承諾抑或履行決心的。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極大地激發了中國公眾的愛國熱情。自覺抵制日貨的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受到蔣介石軍事打壓的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利用了公眾情緒，展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宣傳戰。但汪精衛提出的口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了政府的主導對日政策。為了保持談判窗口，中日並沒有斷交。綏靖主張嚴重削弱了南京政府在民眾間的號召力和可信度。如果說汪精衛最大的政治資源是他的道德信用，那麼在此後的數年內，他的信用額度將被一系列的事件、談判和退讓而消耗殆盡。
上海事變─汪精衛去國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亦即新南京政府正式成立的那天，日本發動了第一次上海事變。這回開釁的是海軍，他們嫉妒關東軍在滿洲的輝煌功勛，急於建立自己的榮光。蔣介石認為中國還沒有能力與日本全面開戰。儘管十九路軍抵抗英勇、蔣介石後來也逐漸增援，日本空中和火力的優勢最終讓守軍被迫撤退。面對輿論不惜一切代價抵抗到底的壓力，汪精衛要求不任其事者停止唱「高調」，因為在他看來，沒有火力的抵抗不過是第二次義和拳。英國駐華代表藍普森（Miles Lampson）爵士為首的調停開始。五月五日，《淞滬停戰協定》簽署。南京政府同意上海及周邊地區非軍事化，但卻允許日本保留若干駐軍。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的汪精衛，頓時成了千夫所指。報紙指控他賣國，監察院則動議彈劾，指責汪精衛未經立法程序擅自簽署協定。中央監察委員會最終否決此案，因為停火協議乃是中央政治會議的集體決定。即便如此，上海民眾團體還是電請彈劾，嚴厲指責汪精衛「飾非文過」、「覆雨翻雲」、「誓死媚日」、「誠屬黨國不祥之尤」。
汪精衛政壇沉浮多年，一次次敗退、一次次回歸，所賴惟有聲譽。如今他第一次成了舉國發洩憤怒和沮喪的對象。儘管他深信必須有人扮演這個角色，但他還是想要自證清白。八月六日，他給張學良連發五封電報，「邀請」他共同下野。導火索是張學良向中央政府索要更多武器和經費，但卻拖延時日，遲遲不肯參與熱河抗戰。汪精衛戲劇化的姿態也許是種手段，提醒民眾到底誰應該為抗日不力負責。這也以另一種方式表明，做出愛國的表態是容易的，汪精衛也很擅長，但光靠高調是不能抗戰成功的。汪精衛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電報說：「兆銘於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選任為行政院長，原期竭盡心力、以救國難，乃荏苒數月，事與願違。」灰心失望的他推薦副院長宋子文繼任。
蔣介石深知汪精衛對國府穩定不可或缺，是以試圖調解衝突，要求張學良暫時下臺。汪精衛最終接受了條件，沒有下野。或以為這是因為蔣介石不願意讓「自己人」宋子文來接這顆燙手山芋。也有人懷疑這是一場雙簧，或者至少蔣汪之間有某種默契。汪精衛抗議的結果，是蔣介石藉機增強了自己對關東軍的控制。儘管如此，九月下旬，汪精衛還是因為糖尿病、肝硬化和膽結石病赴歐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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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治宜，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