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七〇年代，電報的前景樂觀，甚至令人感到興奮。估計在這十年結束之前，百分之九十的人將被納入電報通訊網絡。然而，中國似乎決意抵制這項預言。當丹麥人、英國人、法國人和俄羅斯人爭先恐後建造更多電纜來將電報網絡連接到領土以外並深入東亞之際，中國卻提出了異議。
中國人猶記得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時，英國是如何逼迫中國簽署條約，放棄關稅自主權。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中國除了賠款，還得對外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而且關稅由英國自行決定。一年之後，美國人如法炮製，與中國簽訂類似的條款。爾後法國人（還有瑞典人和挪威人）也採取美國模式，急於將自身勢力打入中國。西方列強相互配合，彼此攀附，慢慢圍堵蠶食，巧妙將「最惠國」條款寫進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天津條約》。這項條約規定，如果中國給予某個國家特權，在法律上便有義務給予所有國家同等特權。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已有八十多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
因此，隨著電報的興起，清朝官員擔心洋人又要利用這個藉口來擴大他們在中國的勢力。倘若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鋪設電纜，這些洋人肯定不會就此罷休。萬一某根電纜出現刮痕，洋人可能會指控是中國人搞破壞而要求賠償。
俄羅斯於一八六五年前來敲門，提議將一條西伯利亞電纜連接到北京，中國一聽便拒絕了。代表朝廷應付蠻夷的恭親王指出，中華帝國不需要引進這類科技。五年以前，法國公使也曾致贈電報手冊，打算藉機挑起清廷的興趣，但奕訢當時也給法方吃了閉門羹。這位王爺指出，大清已有無遠弗屆的皇家信使，這些善於騎馬之士可以傳遞訊息。他對電報嗤之以鼻，認為根本沒啥用處。
即便恭親王嚴詞拒絕，歐洲人也毫不在意。他們反而背著中國，暗地採取更激進的策略。首先發難的是丹麥人。在一八七〇年十一月的某一天，當晚月亮高掛，萬里無雲，他們進行了一項祕密行動，從一艘丹麥護衛艦上卸下經過法國海軍基地的電纜，將其鋪設於吳淞江西岸的地下。丹麥人在黎明前便將電纜鋪好，沒有被人發現。
歐洲人搶占大部分的中國市場之際也在彼此競爭。擁有電信壟斷企業「大北電報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的丹麥打算主導東亞市場，試圖比英國「東部電報公司」（Eastern Telegraphy Company搶先一步。各國皆提出不同的藉口想讓中國人讓步：這些電纜將可讓他們在中國的公民更便於交流；電報將有助於對海岸附近的沉船進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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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不喜歡電纜入侵，鄉民一直醞釀著仇恨。這些電纜橫跨大片土地，村民認為此舉將驚擾墓地祖先的靈魂，更會破壞風水、毀壞莊稼和影響收成。電纜將招致厄運，讓人猝死和帶來災難。有人便於一八七五年向皇上呈稟箇中原因：「洋人只知上帝與耶穌，但不知祖先。一旦信奉洋教，先必須摧毀自家偶像。而在吾國，來世與今生等同無異。數千年來皆是如此，國人極為重視遺體與靈魂存放之處。洋人將其電纜埋於地下，從四面八方掘土挖洞，強行穿越，幾乎切斷地脈，破壞墳墓風水。此舉如何能讓吾等心安？」
有人見到百姓痛恨西方電報，便趁機搧風點火。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爆發，拳匪破壞了直隸至山東的電纜和線路。懂得抱怨洋人的可不止慈禧太后一人。地方官員也知道該如何去挑起民眾的不滿和渲染迷信，他們鼓勵農民破壞或竊取電纜。百姓之所以盜取電線桿和電線，偶爾只因為想偷竊其中的高品質金屬。滿清政府刻意放慢逮捕竊匪的速度，而且登記洋人的投訴時也顯得拖拖拉拉。
一八八一年，諸如李鴻章之類的朝廷重臣已經體認推行洋務勢不可擋，認為清廷需要收回控制權，自行設立電報局。清廷當時架設一條連接天津和上海的電報線路，此舉引起民眾的廣泛關注。然而，到了那時，歐洲在這項技術早已搶占先機，中國已無法逆轉其優勢。丹麥人設計了一種漢字電報電碼系統，此乃歷來首套這類系統，歐洲人擁有更大的優勢。中國勢必得賣力迎頭趕上。
解碼中國的「密鑰」
西方人長期研究中文，方能設計出中文電報密碼。自從十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馬泰奧．里奇（Matteo Ricci，漢名利瑪竇）的時代以來，仰慕漢文化的歐洲人士便著迷於漢字，但鮮少洋人精通漢語，從而贏得中國人的尊重。利瑪竇能快速記住數千個漢字，此事堪稱傳奇，但甚少人像他這般充滿好奇和毅力十足。不少洋人聲稱自己掌握了中文的隱藏密鑰，但實情卻非如此。
歐洲人經常昧於事實而胡亂猜想。漢學家阿塔納奇歐斯．基爾學（Athanasius Kircher）的《埃及伊底帕斯》（拉丁語：Oedipus Aegyptiacus，出版日期：一六五二年至一六五四年）有一幅著名的插圖，上頭繪滿奇形怪狀的漢字，而這張插圖是首度向歐洲人展示漢字模樣的文獻。圖上拙劣的漢字取材自中國農民曆，當時中國的學儒絕不會將其視為正統來源。話雖如此，該書插圖卻激發歐洲傳教士和學者的想像力，在後續的數個世紀裡，他們無不著迷於漢字。
電報時代將這種長期迷戀轉向至不同的方向。漢字不再只是遙遠的幻想對象；中文猶如幾何方程式，乃是難解的技術問題。就在此時，一位法國探險家加入了虔誠的傳教士和迂腐學究的行列。皮埃爾．亨利．斯坦尼斯拉斯．德．埃斯卡伊拉克．德．勞圖爾（Pierre Henri Stanislas d’Escayrac de Lauture）伯爵是發展中國電報的先驅。一八六〇年，他自願隨同英法聯軍進入北京。此次英法揮軍進京乃是為了換約，以及讓清廷更了解西方船堅炮利的優勢。德．埃斯卡伊拉克某天在進行晨間偵察任務時被中國人俘虜，爾後在獄中遭受酷刑而傷殘。在那段時間，聯軍占領並燒毀了圓明園，以此作為清廷不遵守第一次鴉片戰爭條約的懲罰。德．埃斯卡伊拉克在充滿糞便的泥牢中被關押數週之後終於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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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斯卡伊拉克重見天日之後，無法用手寫字。只要不像他這般堅毅勇敢，遭逢前述慘痛的經歷之後，必定會受到無法逆轉的創傷。然而，德．埃斯卡伊拉克雖然慘遭酷刑，卻沒有對中國或其文化產生反感，反而著手為漢字設計電報電碼。他採用活版印刷雕刻師的邏輯，將漢字分成兩半，此舉如同祁暄爾後於一九二〇年代設計中文打字機的作法。然而，他缺乏現代語言學和工程學知識，最終提出極為抽象的「tekachotomic」表格（由語義字模網格組成），幾乎無法實際運用。這種構思非常巧妙，但也許只是他單靠想像力提出的想法，僅此而已。
人們長期努力，想要設計出漢字電報，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某位務實冷靜的丹麥金融家終於迎來決定性的轉折。卡爾．弗雷德里克．蒂特根（C. F. Tietgen）是工業巨頭兼銀行大亨，也是大北電報公司的負責人。蒂特根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樣面容嚴峻，乃是冷酷無情的資本家，一直希望進軍尚未開發的中國市場。一八六八年，中國外交使團來訪，促使他重新評估中國的潛力。在一八六〇年代初期，中國於開始尋求「自強」。這是中國遭受兩次屈辱的鴉片戰爭之後，試圖尋求外國顧問的協助，以此興建造船廠和軍火庫來厚實軍事實力和提升工業能力。蒂特根從中看到了商機。
蒂特根發現，橫亙在他的雄心壯志與中國巨大市場之間的就是語言。他首先要盡量讓中國人易於使用電報，直接投消費者的喜好。蒂特根開始找人開發漢字電碼，但丹麥是個小地方。在這個斯堪地那維亞南部的小王國，他能找到的最棒專家就是厄斯特沃爾天文台的天文學教授漢斯．謝勒魯普（Hans Schjellerup）。這位教授長期學習阿拉伯語之後又研習了中文，他學阿拉伯語是為了比較中東與歐洲的月食紀錄。
謝勒魯普應蒂特根的要求，開始著手彙編漢字表，用手製作纖薄如紙的抽認卡。到了一八七〇年四月，他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他給蒂特根寫了一封信，隨信附上擬議的中文電報詞典的前兩頁，上頭包含二百六十個漢字。他仿效漢語字典的模式來排序漢字（按照《康熙字典》的二百一十四個部首），以便讓中國用戶感覺很熟悉。這些漢字是根據部首和筆畫數來排序。他還將這些部首稱為「密鑰」（key），這讓人聯想到在他之前的漢學家所使用的術語，因為他們認為漢字隱藏深奧的祕密，必須加以解鎖。
謝勒魯普不得不返回天文台進行研究之前，只能完成漢字電碼的初稿，但這便足以讓事情得以起步。這份草稿被傳給下一位管理者愛德華．蘇森（Edouard Suenson）。愛德華是大北電報的首位遠東區總經理，他隨後將草稿帶到上海這個港口城市。洋人在上海外灘熙來攘往，訊息能在當地的外國人網絡中快速傳播。倘若有人需要許可證才能進口貨物，或者有人想打探總理衙門辦公室的政治風向，隨時可在外灘找到合適的聯繫人。愛德華這位總經理希望替公司找到完成教授遺留工作的人。結果他辦到了，找了一位風度翩翩的三十三歲法國領港員，名叫威基傑（Septime Auguste Vigu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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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王國：從打字機鍵盤、拼音系統到電腦輸入法的問世，讓漢字走向現代的百年語言革命》書封。（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