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貽欣在論〈王維〉的一篇論文中，把〈相思〉和〈息夫人〉以及〈洛陽兒女行〉等王維早期的詩作，都擺在他的少年時代來討論。林繼中的《棲息在詩意中：王維小傳》，顯然步其後塵，也把〈相思〉放在王維的「少年心情」一章中來討論。兩人雖未明說，但似乎都認為此詩寫於王維的少年時代。
這看法表面上有些道理。〈相思〉的詞句非常簡單，沒有任何深僻用字，看來的確很像一個少年人所寫。但如果按照這種推理，則李白的〈靜夜思〉和孟浩然的〈春曉〉，也都詞句簡單，豈不也都作於他們的少年時代？如果的確如此，那麼王維少年時寫這首「情詩」，便有些「無病呻吟」，全憑想像了，因為他少年時都住在北方，從未到過「南國」，應當從來沒有見過生長在南方的相思樹。
陳鐵民的《王維集校注》，則把〈相思〉編在「天寶」末年，其時王維已經五十多歲了。陳在校注中說：
唐范攄《云溪友議》卷中〈云中命〉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唯李龜年奔迫江潭。……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辭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據此，知本詩當作於安史之亂前。
這大致沒有錯，不過說「本詩當作於安史之亂前」，則又過於含糊。此詩的創作年代，應當可以考定得更精確一些。此外，據上引文，王維這首詩當初似乎是寫給「梨園」（宮廷戲班）子弟吟唱的。這樣或許也可解釋何以其詞句都很簡單。李龜年曾經是玄宗寵愛的一個善歌者。李白的〈清平調詞〉據說便是特別寫給李龜年的唱詞。杜甫亦有詩〈江南逢李龜年〉。安史之亂後，李龜年逃到湘中湖南，在一個筵席上唱起這首〈相思〉，令「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相思〉所寫表面上為男女之情。這裡卻化為「隱喻」，成了臣子思念君主之情。
考王維曾在開元二十八年（740）約47歲時到過嶺南，去「知南選」，第二年春始北歸。這是他第一次到嶺南，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嶺南期間，應當有機會可以見到相思樹，甚至還可能在相思樹下撿拾過顆顆「紅豆」，所以才會寫下這首名詩。他既然說「紅豆生南國」，看來此詩是他到過南國之後才可能有的詩情，不像是想像的作品。而且，若上引《云溪友議》的記載可信，這是他為梨園所寫的辭，那麼它就更應當是他成年以後進入官場的作品，不可能是少作了（少年時他應當沒有機會和梨園有交往）。
唐代的南選
唐代某些官員，特別是中高層官員或技術官僚（如掌管天文、宮廷膳食和醫藥等），一般都以皇帝的名義委任。至於其他基層官員，特別是州縣地方官，則要經過吏部的所謂「銓選」才能任官。在唐代，「選」常是一個專用名詞，通常即指「銓選」，也就是吏部選拔、錄取某些官員的過程。《新唐書》中的《選舉志》，講的便是唐代選拔官員的種種規定和方式。
「南選」便是南方官員的銓選。由於南方距離京師長安太遙遠，南方人到長安參選不便，於是朝廷便派遣某些官員到南方去主持銓選，選拔南方州縣所需要的當地官吏。這就是《通典》所說：
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
關於唐代的南選，過去已有好幾篇論文發表，對這種制度的大略情況，所論已詳，這裡不必重複論述，只想補充和討論幾個比較有意義的細節。
第一，嶺南、黔中、閩中等地區的地方官任用問題，實際上相當複雜。史料中可見有幾種：（一）由當地土豪自行委任；（二）由「當地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三）由藩鎮自行委任，特別是在安史亂後；（四）南選，由唐朝廷派遣「南選使」（或稱「知南選」）往南方選擇當地人委任。在這四種方式中，南選究竟占了怎樣的地位，目前還是個未解的「謎」。筆者認為，這可能要視地區而定。在偏遠地區，可能一直都由土豪自行委任。在設有都督府或節度觀察使府的地區，可能由他們委任。南選似乎只侷限於某些地區和唐前期。唐後期藩鎮林立，南選是否仍照規定每三四年舉行一次，不得而知。
《唐會要》中有一條材料，可以讓我們一窺南選實行的大略情況：
寶曆二年〔826〕二月，容管經略使嚴公素奏：「當州及普寧等七縣，乞准廣、韶、貴、賀、四州例南選。」從之。
這似乎顯示，南選原本只適用於廣、韶、貴、賀四州（亦有材料提到桂、廣、泉、建、福、賀、韶等州，「依選例稱補」）。現在容管經略使請求讓他屬下的「州及普寧等七縣」的選人可以參加南選。朝廷也批准了。《唐會要》又載有一敕：
大和三年〔829〕敕：「嶺南選補，雖是舊例，遠路行李，未免勞人。當處若有才能，廉使宜委推擇。待兵息事簡，續舉舊章。其南選使，可更停一二年。」
這是說南選仍然有不便之處，「遠路行李，未免勞人」。所以當地若有人才，廉使（即觀察使）應當「推擇」，等無兵事時，才恢復南選。由此看來，南選可能因戰爭等狀況暫停。
王維是在開元二十八年（740）以殿中侍御史的身分前往嶺南知南選。這是一個以「知」字開頭的唐代典型使職官名，類似「知制誥」、「知貢舉」和「知吏部選事」等等，是一種臨時編派的官職，跟正規編制的職事官不同。王維被派到嶺南什麼地方？據《唐會要》的一條材料：
開元八年〔720〕八月敕：「嶺南及黔中參選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檢勘使了。選使及選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銓注使畢。其嶺南選補使，仍移桂州安置。」
據此，嶺南選補使的「選所」是在桂州（今廣西桂林）。選使和選人，要在十月三十日抵達選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銓注完畢。銓選的整個作業時間只有三個月。為了趕在十月三十日抵達，王維很可能在當年夏天七八月底就從長安動身上路了。
在唐代，從長安到桂州是一段十分漫長的旅程。據唐代的地理書《元和郡縣圖志》說，桂州至上都（即長安）為「三千七百五里」。此為華里，約合1852公里。王維是怎樣前往桂林的？他在〈哭孟浩然〉一詩的詩題下有注說：「時為殿中侍御史，知南選，至襄陽有作。」這是最明確的一條材料，可知他赴嶺南時曾途經襄陽（今湖北襄樊）。他在〈送封太守〉和〈送康太守〉兩詩中，又提過夏口（今湖北武漢武昌市）這地名，很可能他是從襄陽沿著漢水，乘船直達夏口的，再從那裡西南行到岳州（今湖南岳陽）。
從唐代其他人（比如柳宗元和李商隱）赴桂州的路線，我們約略可以推知，王維應當是先走陸路，從長安東南著名的藍田縣，經商州（今陝西商縣），到襄陽。從襄陽，正如上文所說，他可以乘船順著漢水到夏口，再折返岳州到潭州（今湖南長沙）。從潭州，他可以乘船沿湘水逆流而上，直達衡州（今湖南衡陽），再沿湘水西南行至柳州（今湖南柳州）和桂州。
王維的整個旅程大部分應當是水路。中古時代旅行，乘船遠比坐車或騎馬方便舒服，主要因為船上可以輕易解決「膳」和「宿」的人生兩大問題。他此次南行，全程約須二到三個月。
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封+立）。（聯經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