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慧玲專文：臺灣之春─始於《大學》終於《美麗島》

每個人有各自的時代標記。對一些人而言，七〇年代是「蔣經國時代」的來臨；對另一些人來說，七〇年代起於《大學雜誌》創刊，終於《美麗島》雜誌停刊。

《大學雜誌》原是小眾刊物，一九六八年一月由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的鄧維楨創辦，走思想文化路線。半途接手的張俊宏，因為這本雜誌，人生起了大轉折。張俊宏，一九三八年生，南投人，其父張慶沛曾任國小校長和兩任南投鎮長。張俊宏從臺灣大學政治系、政治研究所畢業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他加入《大學雜誌》幫忙拉訂戶，提供住家當編輯部。《大學雜誌》銷路不佳，搖搖欲墜，找人接辦被刁難。張一時熱血，說：「妓女脫了褲子還可賺錢，我們奮鬥而來的雜誌，無條件供給別人，還要貼錢，難道智識分子連妓女都不如？我想辦法來籌錢，大家原班人馬做下去！」一九六九年開始，張接下《大學雜誌》，同年，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也把雜誌帶進去。

七〇年代初，由於國際情勢惡化，政治改革、救亡圖存之聲四起。《大學雜誌》於一九七一年一月改組，以張紹文為主的臺北青商會系統，和丘宏達、楊國樞等海內外青年學者加入陣容。以雜誌的形式帶入問政運動，張俊宏形容是「智者」與「權者」的合作典型。

轉型為政論刊物後的陣容，包括名譽社長丘宏達、社長陳少廷、總編輯楊國樞，社務委員多達五十七人。作者群涵蓋李登輝、施啟揚、孫震、陳鼓應等人。《大學雜誌》大鳴大放兩年，青年參與政治熱潮高漲，有人稱之為「臺灣之春」。

大鳴大放之中，張俊宏認為有三篇文章影響朝野甚鉅。其一，是張景涵（張俊宏）、張紹文、許仁真（許信良）、包青天（包奕洪）合寫的〈臺灣社會力分析〉。在社會劇烈轉型的彼時，剖析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中小企業主、勞工、公務員等不同階層的性格。建議當局適才適用，從事社會建設。這篇文章蔣經國曾要求黨團幹部詳加研讀。

其二是，楊國樞、張俊宏、高準、陳鼓應、許信良、蘇俊雄等十五人，聯合署名發表的〈國是諍言〉。從人權、經濟、司法、立法、監察等方面，討論國體、政體、法統等問題；並提出政治改革主張，呼應同年初臺灣省議會決議的「全面改選中央民代」，挑戰國民黨的法統論。〈諍言〉強調：

二十幾年來，我們始終在維持著一個龐大、衰老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背負著此一累贅的包袱，不但在國際聲譽上始終留下了無法消除的陰影，更使得國內廣大的民眾長久地失去關懷他們和代表他們的最高民意機構。

其三是，王文興、呂俊甫、林鐘雄等人聯名發表〈國是九論〉：一論基本人權，二論人事與制度，三論生存外交，四論經濟發展方向，五論農業與農民，六論社會福利，七論教育革新，八論地方政治，九論青年與政治。並建議執政者，與全民討論國是。 （相關報導： 廖亦武專文：一個龐大帝國對一個渺小詩人發動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一九七二年三月，蔣介石、嚴家淦當選第五屆正、副總統；六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提出十項政治革新，準備增選中央民意代表。《大學雜誌》舉辦「中央及地方選舉問題」座談會，八月發表〈二十五年來臺灣選舉史的探討〉。

即使是臺灣之春，春風拂動也僅只搖弄花枝，無法消融凍土。《大學雜誌》的政治革新言論，執政者聽來如芒刺在背，尤其是陳少廷〈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直指：「中央民意代表最令人詬病的一點是，他們業已失去代表性。目前多達二千名的中央民意代表中，除了五十八年十二月臺灣地區增補選的二十七位之外，其餘都是在民國三十六、 七年間選出的……古今中外，三百六十行之中，絕不應該有終身職的中央民意代表。這除了給歷史留下一個笑話之外，還有什麼呢！」該文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國民黨怒不可遏，智者與權者的蜜月期，就此結束。

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能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經十分滿足。」執政者大喜，將文章印發百萬本小冊廣為宣傳。

臺大師生是保釣運動、救亡圖存時代風潮的要角，常舉辦座談會，縱論政情，當局決定對臺大展開整肅。警總以職業學生馮滬祥為打手，校方全力配合，一九七三年初動手修理哲學系，逮捕學生錢永祥、黃道琳，約談教師陳鼓應、王曉波。後來雖都保釋，但暑假即解聘副教授陳鼓應，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隔年，又以非學術理由，陸續解聘代系主任趙天儀等十餘名教師。這就是臺灣學術史上最可恥的「臺大哲學系事件」。除了臺大，其他學校也有學生被警總、調查局約談或逮捕。識者皆知，春天結束了。

時移事往，一九七三年初，《大學雜誌》分裂，楊國樞辭總編輯，社長和編輯委員的名字也從雜誌上消失。國民黨對雜誌成員，一邊收編，一邊打壓，能拉攏就拉攏，不能拉攏就制裁。

張俊宏離開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九七三年底退黨參選臺北市議員，落選，又被迫離開《大學雜誌》，被迫離開世新教職，漸漸走上執政者眼中的「叛黨者」和「叛國者」之路。

大夢者許信良

《大學雜誌》的風雲人物之一許信良，一九四一年生，桃園客家人，農村子弟。少有大志，小學畢業紀念冊的照片，自題「大總統」三字。第一志願就讀政大政治系，積極投身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是唯一合法且可以「貢獻社會人群」的政黨。

一九六七年，許信良考上國民黨中山獎學金，到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哲學碩士，深受世界左派學運和反越戰風潮的影響。一九六九年返臺後，進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一組當幹事，頂頭上司陳建中賞識他的才華，大力提拔。

在《大學雜誌》，許信良和張俊宏等人合作，發表幾篇重量級文章指陳時弊，朝野傳誦。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留美學生馬英九、趙少康、關中、鄭心雄等人在華盛頓成立「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同為國民黨栽培的留學生，許信良的想法大相逕庭。

許妻鍾碧霞回憶，臺灣被逐出聯合國那天，她第一次看到許信良哭泣。許一邊哭一邊說：「他們自欺欺人，叫老百姓處變不驚，其實現在最重要的是隨機應變。」 （相關報導： 廖亦武專文：一個龐大帝國對一個渺小詩人發動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大學雜誌》被打壓，成員討論未來前途，許信良主張：「大家都回去選舉！」他認為，知識分子要靠自己，不能寄望國民黨。他打算回桃園選舉，「我要開始一生的政治事業，用選舉來結合民眾，不能當選也要選。就像毛澤東打游擊一樣，你總要開始結合民眾，在臺灣就是選舉。」他和張俊宏的命運，雖殊途而同歸。一九七三年因國民黨提名，當選省議員；一九七七年退黨參選縣長， 也走上執政者眼中的叛黨叛國之路。

不扮演自由「中國」

寫文章、辦刊物，是民國以來知識分子的傳統，或知識啟蒙，指引時代方向，或以筆桿子對抗槍桿子。早期臺灣政治人物，因為受日本教育，改朝換代後，面臨難以跨越的語文鴻溝，有口難開，有手難寫。直到戰後新生代崛起，終於也能像外省知識分子，寫文章辦刊物了。一九七五年八月《臺灣政論》問世，臺灣二字堂堂掛帥，不再扮演自由「中國」，標誌了重大的時代意義。

《臺灣政論》的陣容包括：發行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法律顧問姚嘉文，總編輯張俊宏。副總編輯有兩人，張金策—前礁溪鎮長，被國民黨迫害、停職，判刑十年，當時正交保候傳中；黃華—剛出獄的政治犯；以及雜誌社的靈魂人物郭雨新。老中青三代，戰後臺灣知識青年和傳統黨外老將合作，「黨外雜誌」出航了。

發刊詞直指臺灣的困境：「石油危機給予島內經濟沉重的打擊。蔣公過世，中南半島潰敗，菲律賓、泰國與中共建交，一連串的事件，迫使我們面臨一個新的艱難的困局。」在此困局，《臺灣政論》自許搭起「民間輿論的發言臺」。

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說，因為辦雜誌，張家根本是開放的，天天都有人來。各路人馬聚集，縱談時勢到天明。許信良常常睡在客廳沙發，稱這裡是「張俊宏學校」。許榮淑說，許信良聰明，膽子大，鼓勵大家「要造反」。

張俊宏分析《臺灣政論》和《大學雜誌》的四大差異。其一，《臺灣政論》和國民黨完全沒關係，沒聯繫，各說各話；其二，《大學雜誌》以知識分子為主，《臺灣政論》完全由從事地方選舉運動的人士來主導，前者坐而言，後者起而行；其三，起而行的人，更重視現實的政治問題；其四，清一色是臺灣人。

《臺灣政論》各方爭讀，第一期再版五次；到第五期，已有五萬份的銷售量，兩千份的海外訂戶。在苦悶的七〇年代中葉，《臺灣政論》彷彿一線曙光，捎來一絲希望。

膾炙人口的文章，包括姚嘉文發表〈一百八十六比一的差異〉，討論為何高普考還要論省籍？當時高普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臺灣的外省人，擁有比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該文轟動一時，引起強烈共鳴。高普考照省籍比例錄取是荒謬不公平的政策，公家機關形同外省人的轄區，臺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淪為次等公民。

《臺灣政論》被當局視為激進，視為地方主義。張俊宏認為，《臺灣政論》從頭到尾主張「溫和漸進的改革路線」。只不過，隨著蔣經國權力穩固，改革的呼聲已變成噪音，改革者也被貼上「分歧分子」的標籤。

孟嘗君黃信介

《臺灣政論》發行人黃信介，一九二八年生，臺北大龍峒人，是日治時代左翼政治運動者連溫卿的外甥。黃信介出身富裕，個性豁達好冒險，十二歲自公學校畢業後，赴日本半工半讀，念東京上野中學。一九四八年考取北京大學政治系，逢國共內戰未能成行，轉而就讀臺灣省立行政專校（今臺北大學）。 （相關報導： 廖亦武專文：一個龐大帝國對一個渺小詩人發動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黃信介二十幾歲就是選舉場的大將。李登輝回憶，他初見黃信介是在一九五七年，高玉樹第二次競選臺北市長。李和丈母娘一起去聽政見會：「我聽到黃信介鼓吹民主運動對臺灣的重要性，我直覺這位先生很厲害！戒嚴下，藉著市長的選舉來強調民主政治，讓我和許多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戲劇化的是，李登輝和黃信介，兩人面對面握手言歡，是三十三年後的一九九〇年。前者是總統，後者是民進黨主席、坐牢七年半後出獄的政治犯。李登輝邀請他參加國是會議。

話說回來，一九六一年，三十三歲的黃信介當選臺北市議員，一九六四年連任。其間參與雷震、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等人的組黨運動。一九六九年當選第一屆「補選立委」—所謂「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立委，共十一席。那年他四十二歲，成為最年輕的「終身職立委」。蔣經國組閣時，挨家挨戶拜訪立委，黃信介說：「我故意穿一條短褲去開門。」

一九七九年，黃信介因美麗島事件下獄。一九九一年，因李登輝特赦，恢復公權，也復職立法委員。他馬上發表〈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的辭職聲明，呼籲當了四十多年的老立委、老國代一起辭職，以促進國會全面改選。「老法統」們沒人理他。

陳菊形容黃信介是「臺灣的孟嘗君」。他重義輕財，不拘小節，在幾次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臺灣政論》停刊

做為第一本黨外雜誌，《臺灣政論》的盛況只持續五期，就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一年。主要理由是：刊出邱垂亮的〈兩種心向〉一文涉嫌「煽動內亂」。

邱垂亮是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兩種心向〉提到他和鋼琴家傅聰及美國某位柳教授的對話。所謂兩種心向，指的是「他（柳教授）相信臺灣人民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臺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第二是臺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國民黨政府無法忍受這種言論，更無法忍受《臺灣政論》集結老中青三代臺灣人，與日俱增的社會影響力。

除了停刊，新上任的立法委員陳顧遠等三十五人，聯名質詢，要求辦人：「依刑法第一百條凡意圖破壞國體、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或預備陰謀進行者，均有處刑之規定。又按《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條，凡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或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亦均有處刑之規定。凡此皆所以安民主自由之國本，塞顛覆叛亂之禍源……」

雜誌社關門，張俊宏、黃華為了維生，向親友借錢，一九七六年在西門町開「相見小吃」，賣排骨麵和甜不辣。張俊宏為此寫了一篇告諸親友、顧客的開張書：「……由於水土不服，俊宏仰不足進議堂為市民發言，俯也無法再教書和辦雜誌。年來精研排骨麵，而今略有心得，乃想公開它來為民服務，另外也想附帶嘗試為讀書人開拓比較廣的出路……」

相見小吃的生意非常好。門口擺一個大油鍋，張、黃兩人忙著炸排骨、做春捲，或擠在後面小廚房洗碗。樓上牆面掛著四大幅宣紙，寫「龍飛鳳舞」四字，空白處供顧客題字，形形色色，非常熱鬧。許信良寫了：「相如沽酒，困頓不失才子；秦瓊賣馬，落魄更見英雄。」

在亂世，「碩士掌廚」、「知識分子炸甜不辣」也行不通，因為國民黨並不鬆手。警察頻頻叫黃華去問話，附近商家常被警告，說這家店有問題，最好不要去吃，房東屢屢被警察查戶口……生意愈來愈差，人心惶惶。六月，楊金海和顏明聖被捕；七月二十七日，黃華被捕，張俊宏被二十四小時跟監。張說：「黃華被捕前後的這段時間，是臺灣政治氣候最暗晦、最慘澹的時候，也是最敏感的時候。相見小吃成了西門町的是非之地，人人走避之。」

黃華，基隆人，一九三九年生。青年時期就對政治有高度使命感，二十四歲以「中國自由黨」名義參選基隆市議員，被以「甲級流氓」罪名送小琉球管訓兩年半。出獄後，一九六六年參加「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主張臺灣獨立建國，次年被捕，以叛亂罪名判十年徒刑。黃華在獄中自修英文和國際政治，寫文章，練習北京話演講。一九七五年出獄，投稿《臺灣政論》，不久被聘為副總編。雜誌停刊後，黃華三度被捕，交付軍法審判，判刑十二年。一九八七年，出獄；一九九○年，又因推動「新國家運動」和總統民選運動，四進宮。總計坐牢二十三年，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大坐牢家」。

《臺灣政論》另一名副總編張金策，則和另一名遭受政治迫害的嘉義縣議員吳銘輝，在臺獨聯盟安排下，一九七七年五月偷渡出境。從琉球、日本轉往美國，出席美國國會舉辦的臺灣人權聽證會，指控國民黨迫害黨外人士，停刊《臺灣政論》。 （相關報導： 廖亦武專文：一個龐大帝國對一個渺小詩人發動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任職曾任職《自由時代》雜誌社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現任現任「上尚講堂」策畫人，本文摘錄自作者新書《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