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橫行霸道，小國站隊靠邊，已成為全球化的新常態。在充滿各種兩極分化的世界中，「經濟大國，政治小國」的日本究竟該何去何從，一向令人困惑。直屬中國社科院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最近翻譯了一本慶應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添谷芳秀寫於2005年的舊作《日本的「中等國家」外交—戰後日本的選擇與構想》（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試圖為21世紀日趨複雜的亞太局勢提供一個非主流視角，值得參考。
添谷教授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是二戰後中日關係與日本外交政策的世界級專家，亦曾擔任過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的私人智囊，其主要英文著作《日本對華經濟外交：1945-1978》是理解中日關係於冷戰時期流變的經典。添谷關於「中等國家」的研究專著，對二戰後日本外交政策進行全面深入的闡釋與分析。添谷的研究指出，日本於二戰後對外政策，是吉田茂前首相為了在憲法第九條的非戰原則與美日安保條約夾縫之間追求民族自立自主所創造的扭曲體制（「九條安保體制」）。添谷指出，這條「吉田路線」奠基於反省侵略戰爭，是「戰後體制」的根本。由於日本非戰憲法寫於韓戰前，美日安保條約簽訂於韓戰後。日本在美國主導的東亞集體安全系統中的角色，因冷戰根本改變。冷戰前，美國原本將民國統治的中國定位成大東亞集體安全的核心。但共和國取代民國後，美國只能試圖讓赤化的中國大陸「鐵托化」，以遏制蘇聯，這就不得不讓日本擔當起東北亞防衛圈的前線基地，但這恰恰牴觸了美國炮製的非戰憲法，因此必須要簽訂安保條約，讓日本將國防「外包」給美軍，並在美國的核武保護傘下發展經濟。
安保條約讓日美之間成為準軍事同盟，即使有「非核三原則」與非戰憲法的限制，僅憑橫須賀基地中飄揚的美國第七艦隊軍旗就能明白，日本是美國東亞防務的大本營，毫無疑義。吉田路線的根本矛盾在於，要負起在安保條約下的責任，日本必須對非戰憲法中的「自衛權」擴充解釋。感覺「戰後體制」過於拘束的首相安倍晉三，試圖用修正主義的方式來解釋侵略戰爭，反而被北京做為日本右翼挑釁中國的政治宣傳，這不是日本和平主義派與美國疑日派所樂見的。有了完整的國防權才能算是「正常國家」並更有「民族自信」的在國際上有「存在感」，雖然也是吉田路線追求的終極目標，但日本右派對擴軍與出兵海外的野望仍然、也應該持續受到吉田路線的壓制，添谷認為，基於地緣政治與霸權均勢的考量，在多極世界中低調扮演折衝樽俎的角色，是最上算的現實主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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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谷芳秀與其著作《日本的「中等國家」外交—戰後日本的選擇與構想》。
添谷提出，世界上有超級大國，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等四種類型。其中大國與中等國家的差異，在於大國有能力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毫不猶豫地將其價值觀、歷史觀與利益貫徹在外交政策中。於此相比，中等國家雖有不亞於大國的綜合實力，但自願放棄單邊主義，從大國主導的爭霸領域中退出，而在多邊合作的範疇內積極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有實力、也被（誤）認為是政治經濟軍事大國，應該自覺地「降等」，專注在財經合作政策與國際多邊交流的領域幹實事，不要好大喜功，切忌陷入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盲目狂熱中無法自拔。
大國爭霸的遊戲，需要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實力來在國際場域中貫徹政治意志。這並非投注日本國力的最優選擇。添谷認為，二戰後的受吉田路線主導的日本「中等國家」外交，不僅為日本，也為整個亞洲帶來了富裕與和平。面對愈發強勢的中國大陸，日本應進一步在安全保障方面與亞洲各國攜手合作，並好好思量在90年代的「河野談話」以及「村山談話」的基礎上，在與大國政治完全不同的「中間領域」裡，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
何謂「中間領域」？添谷指出，日本外交在冷戰後傾注大量資源的課題，就是聯合國發展計劃署1994年的報告中提出的「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包含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政治安全等七個領域，從「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根本理念出發，積極與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其他「中等國家」合作，增加日本的實質影響力。
「河野談話」以及「村山談話」，某種程度上展現了日本和平主義者積極面對歷史遺緒的努力，與添谷的中等國家理論若合符節，但若仔細檢驗，添谷提倡日本應該積極在「中間領域」發揮影響力的主張，其實藏有他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願望，這其實是「中等國家」外交論的一個根本矛盾。儘管如此，在右翼氣燄高漲的日本輿論界，添谷的理論並未成為日本主流意見，安倍晉三於第一次組閣時提出的擺脫「戰後體制」口號，後來逐漸變成帶有國際主義色彩的「積極和平主義」。有趣的是，安倍身為二戰後第一位於美國國會用英語發表演說的日本首相，在其演講中認為日本和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贏得了冷戰的勝利」，顯然以 「贏家」與「民主力量」自居，並承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願意與美國一道「承擔責任」、建立「希望之盟」，「保證世界的未來和希望」。雖然安倍並未明言，但心中的「中國威脅」，昭然若揭。添谷所稱的「看不見的手」-- 吉田路線的制約效果，似乎又開始減弱。
揆諸冷戰與後冷戰史，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佈局，一向是日本第一，南韓第二，台灣第三。這裡有相當深刻的地緣政治考量，但台灣媒體與人民一般不會區別這麼細，再加上朝野政客故意扭曲，很容易令台灣社會產生錯覺。美國前國務院官員Nancy Tucker透過許多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加上訪問了幾十位熟悉美國與台灣官員，寫成《Strait Talk: U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一書，裏面有很多很多美中台的秘辛，包括美台之間不能公開講的不信任，也透露出了一段血淋淋的潛台詞： 台灣是美國在外交談判桌上牽制北京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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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中美日關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在中美霸權博奕結構中的定位，其實是一個迷你版的日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兩岸關係其實是中美日這段不等邊三角關係中的投影，一旦抽離了歷史脈絡就無所附麗。「一中原則、三大公報、台灣關係法」一向被視為美國自尼克森總統以來對華政策的三大支柱。即使在1995年臺海危機時，美國亦未單方面毀棄此一中美關係的根本基礎。二十年前，中美力量的對比懸殊，二十年後，中國已能抗衡美國。二十年間中美關係經歷了無數的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這個三大支柱。
中美三大公報的歷史背景是美蘇冷戰，目的是為了美國自身戰略利益，並非對華友好。深究「台灣關係法」的條文，一方面揭櫫了美國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的意旨，一方面又允諾繼續對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抵觸了中美「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中的共識，亦令美國對「一中原則」的「認知」與「不表異議」顯得十分曖昧。後來雖有「八一七公報」予以調節，亦無濟於事。而「台灣關係法」的獨特意義，不僅因為它是一部規範美國與一個它已不再承認的「中華民國」間的特殊關係的一部國內法，而是作為美國艾森豪總統與中華民國在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阻撓兩岸跨海熱戰的關鍵）的繼承者，「台灣關係法」其實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博弈心態下了一個絕佳的註腳。從霸權博弈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曖昧有戰略上的必要，亦凸顯了1949年後中美亦敵亦友的矛盾競合，且不時成為美國政客轉移內部焦點的政治籌碼。
但中日則不同。因為兩國在歷史上的種種遺緒，中日之間很難如中美一般在重大關鍵問題上容許「創造性的模糊」。這也是中日關係較中美關係更加複雜的主因：日本背後有著美國在安保條約下的核武保護傘，但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氣焰其實藏著反美的幽靈；中日和好，中美不一定好；中美不和，中日肯定好不了。面對這種「囚徒賽局」，添谷的中等國家外交路線，或許是一條能有利於亞太區域穩定和平的「第三條路」。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本來是一個尚佳的契機，然而日本受制於美國的壓力，未能好好把握，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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