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去關，我寧願去死！」為何寧願獨自一人流亡海外20年，也不願面對13年可假釋的刑期？20多年前的新北市警局刑事組組長羅明村原是警界風雲人物，挺著被歹徒恐嚇「殺你全家」的壓力處理轟動一時之白曉燕案，一起槍擊案衍生的「收賄」官司卻讓他的人生全變了──沒有物證、沒有通聯記錄、有不在場證明，當一群人異口同聲說羅明村有收錢，羅明村就真的被認為有收錢、判刑13年，因此憤而逃亡海外。
「不知潔身自愛，收取賄款，縱放涉嫌槍擊案人犯逍遙法外。」判決書是這麼說羅明村的，而撥打網路電話給羅明村時，訊號不穩、聲音斷斷續續，電話一頭的不甘心卻是清晰得通透話筒：「我們如果有做那個事，當然要接受國家的制裁，但沒有的事硬要栽贓我們，我們當然沒辦法接受！」至今替爸爸打非常上訴高達50次的女兒羅小姐則說，最痛苦的，就是對爸爸的冤情一直說一直說、卻始終沒有太多人願意相信且聲援的過程：「那麼多年了，有時候也滿絕望的，不會到頭的感覺，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說一直說……」
一個警官捲入冤獄、淪為逃犯、甚至可能孤獨老死海外，律師林俊宏說，羅明村案的每個環節都與其他冤案都有高度相似：「法院對有罪的認定是很寬鬆的，但對被告主張自己無罪的事證卻是非常嚴苛……」羅明村的遭遇，再次道出司法黑暗面。
「我沒有做，要我去關，我寧願去死！」工作忙碌僅全家出國一次 再次出國竟是「逃亡」
問起羅小姐對爸爸的回憶有哪些，羅小姐說爸爸其實很忙、很少看到他、平常一家人都是靠媽媽照顧，只有休假能在附近走走逛逛。身為警局刑事組組長，羅明村的辛苦與危險可想而知，卻總是自己默默忍受、不告訴家人，就連當年白曉燕案時主嫌打來家裡恐嚇「殺你全家」、媽媽嚇個半死，一家人也是在電視上看到爸爸穿背心，才突然驚覺：「爸爸在辦白曉燕案！」
身為警局刑事組組長，羅明村的辛苦與危險可想而知，卻總是自己默默忍受、不告訴家人（羅小姐提供）
儘管工作負擔沉重，羅明村是很疼孩子的，羅小姐印象最深刻就是自己叛逆期成天蹺家，在外頭被爸爸逮到，當場被打一巴掌──但打完那巴掌的回家路上，爸爸竟開始哭了，一邊走著一邊說：「都是我沒辦法陪妳，對不起，沒在妳身邊教好你……」父女兩人瞬間抱在一起痛哭，羅小姐笑，自己在那之後也被爸爸「感化」、「改邪歸正」了。
那時在讀國中的羅小姐天天陪爸爸聽偵訊錄影帶、用word打逐字稿，錄音雜訊極多，5分鐘的音檔總要聽個1小時才能打完，羅小姐雖然當時年紀小還不懂什麼叫「冤案」，她聽錄音，怎麼聽都不覺得爸爸會被判有罪：「人事物證，沒有一個有的！口供還是檢察官叫他們這樣講，說這樣會從輕量刑，問說『你是不是拿幾萬給羅明村』，對方說『我怎麼有那麼多錢』，檢察官還說『東湊西湊就有啦……』」那時羅明村也一臉淡定地安慰女兒：「應該只是得罪人了，被弄一下，不會有事。」
後來羅明村確實一度被判無罪，只是沒想到檢察官收到判決書的時間硬是多簽了14天的「未來日期」、全案發回最後逆轉，羅明村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全案於2009年定讞，羅明村也就此展開逃亡──儘管逃亡必須經歷擔心受怕的20年才能回台灣，羅明村年紀也大了、能否活著回來都不知道，說不定進去關13年拚假釋還能比較早重獲自由，羅明村卻堅持：「我沒有做，要我去關，我寧願去死！」
「他對警察不了解，故意栽贓！」白曉燕案專案會議長官蒞臨指導 法院卻咬定他必定趁機溜到深山收錢
昔日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羅士翔曾於清華大學公開演講說：「有冤的判決書，讀起來就是有一種笨笨的味道。」而攤開羅明村案判決書，問起羅小姐這句，她也是拚命點頭──最大的問題就是爸爸被指控收賄的時間是有「不在場證明」的，當時羅明村在開白曉燕命案的專案會議、白曉燕的遺體已尋獲、分局長都來了，怎麼可能在這麼重要的會議出去拿50萬？而且還是被叫出去的：「不認識的一個流氓打電話叫你出去，還要叫你自己來拿，不是你送過來？」甚至羅明村在會議之後還有巡檢的領槍記錄，法院卻仍說羅明村可以「肆機外出」。
律師林俊宏說，羅明村案的諸多疑點在其他冤案也常發生，第一大問題是此案使用許多「供述證據」，卻忽視前後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所謂「行賄者」的說詞，一個說自己拿13萬、兩個朋友15萬、女友拿7萬湊成50萬，一個說跟媽媽拿8萬、自己出7萬、再由另個朋友湊成50萬，兩個人的說法有這麼大的差異，判決書卻寫：「其2人為上揭供述時，距案發時間已約隔1年，其等對上揭細節事項因受限記憶而有不全或錯漏，並無違常情。」
第二是「指認」問題，據偵訊錄音，其實所謂行賄者連羅明村的臉都認不出來，據偵查筆錄，訊問過程本來就充滿誘導──「當時你看到他長怎樣？身高？」「差不多，老老的。」「胖還是瘦？」「瘦瘦的。」「瘦瘦的是什麼意思？」「瘦瘦的。」「羅明村怎會瘦瘦的？」說到證人指稱羅明村「瘦瘦」這段，羅小姐就苦笑：「我爸那時候，身高號稱170，體重？大概要100了。」
說到證人指稱羅明村「瘦瘦」這段，羅小姐就苦笑：「我爸那時候，身高號稱170，體重？大概要100了。」（羅小姐提供）
第三是關於不在場證明，直接撥打網路電話問羅明村怎麼看這點，羅明村也是非常氣憤：「他對警察不了解，故意栽贓！一個晚上開兩個專案會議，槍擊案、白曉燕命案，警察局也有長官蒞臨、在場指揮偵辦，我一個刑事組長怎麼可能接到電話馬上跑出去？根本不可能！刑事組長出去一定要簽出，一定的道理，不能不簽出就出門了，還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這到山裡要一個多鐘頭，這麼遠的距離！」甚至連行賄的通聯記錄也沒有，羅明村手機無通聯記錄，法院堅持所謂行賄者是用公用電話打的，儘管後來調不到公用電話資料，依然認定對方一定有打電話給羅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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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問題是「測謊」，林俊宏說，通常法院要測謊就是因為證據不足：「只要用了就是要判被告有罪，主要是證據不夠，如果證據夠，他（法院）連碰都不會碰。」問題是法院看待測謊一事很雙重標準，當事人通過測謊不代表「沒做」、沒通過測謊則是「一定有做」。
至於測謊準確度，羅明村其實有心臟病與高血壓、不宜測謊，法院還是測了，甚至當時羅明村是被調查員激怒、吵起來以後主動要求測謊的，測謊前沒有依規定先經過「平復舞台」休息、直接在情緒起伏很大的情況下去測──甚至，測謊圖譜上的簽名也不是羅明村自己簽的，是一直頗有爭議的測謊者李復國所簽、李復國也曾坦言測謊不準確。
說到測謊這點，羅小姐又苦笑：「如果真的有罪，爸爸也不會笨笨說要自己去測謊啊！他也很大意地不做庭訊、不當庭堪驗錄影帶，就是太有自信了，爸爸從頭到尾都不覺得自己會被判有罪……」
最大的問題，在林俊宏看來仍是「不採用有利的證據」，例如不在場證明，專案會議一事有分局員警到場作證，判決書卻說：「其等對辛○○（羅明村）約2、3年前某日發生之枝節細微事情尚能具體描述，實有違常情，其等證詞是否屬實，顯有疑義。」對於這說詞羅小姐很無奈──專案會議在談的白曉燕案是這麼這麼大的案子，社會矚目、警察也是繃緊神經，記得會議細節有很奇怪嗎？
「法院對『有罪』的認定是很寬鬆的、對證據的要求是很寬鬆的，但對被告主張自己有利或無罪的事證卻是非常嚴苛……這回到《刑事訴訟法》最基本的，就是違反了無罪推定。」林俊宏說。
「法院對『有罪』的認定是很寬鬆的、對證據的要求是很寬鬆的，但對被告主張自己有利或無罪的事證卻是非常嚴苛……這回到《刑事訴訟法》最基本的，就是違反了無罪推定。」律師林俊宏說（資料照，蔡親傑攝）
「一人受罪全家坐牢」冤案最沉痛代價：500萬元賣掉房子逃亡、女兒被迫放棄海外服裝設計進修 她只盼等到爸爸活著回來
明明證據如此充滿瑕疵仍被定罪，羅明村不甘心選擇逃亡，羅小姐還記得那時爸爸突然打電話過來，沉沉地說：「妳要照顧媽媽、要照顧妹妹。」這電話讓羅小姐一聽就覺得不對勁，直問爸爸怎麼了，羅明村卻只是回：「沒有啊，妳要照顧家裡啊。」
「我說我明天要找你吃飯，他說好，後來我說要找他吃飯的時候他說在開會，那時候應該在機場了，就出去了……」憶起爸爸離開那時，羅小姐仍會掉淚。羅小姐也記得唯一一次全家一起出國是在小學，那時她考到全校第一名，爸爸帶全家去東京迪士尼，旅途如何她現在已經沒什麼印象，當時也沒想到這會變成「唯一」的一次──爸爸再次出國，就是一個人在海外飄泊了。
因為逃亡，羅明村以500萬元便宜到不行的價格賣掉房子、事後懊惱不已，在海外即便牙齒痛也是選擇直接「弄掉」，不想讓家人擔心。問起羅明村在海外生活有什麼辛苦的，問了好幾次他也只是淡淡地說：「不是自己的家，在外面什麼困難的問題都會碰到。」羅小姐說，爸爸其實一直不想告訴家人自己有多辛苦，甚至爸爸總是扮演「開導」的角色，總是耐心聽女兒哭訴各種生活煩惱，聽她說跟老公吵架、說小孩很難教之類的，成為女兒的心靈支柱，但羅小姐也還是聽過父親失控──因為逃亡，羅明村錯過了自己父親的喪禮，家人一開始不敢說，說了以後，羅小姐第一次聽到爸爸在電話一頭失控地號啕大哭。
因為逃亡，羅明村錯過了自己父親的喪禮，家人一開始不敢說，說了以後，羅小姐第一次聽到爸爸在電話一頭失控地號啕大哭（羅小姐提供）
一人受罪，全家坐牢，本來可以出國學習服裝設計的羅小姐也被迫放棄進修機會、早早就業扛起整個家：「我本來唸的服裝設計就很燒錢，如果出國應該也無法唸得完，賣房子的錢是要留給爸爸用的，我們也沒辦法用……」擔心爸爸而帶來的煎熬就更巨大了，羅小姐說爸爸出國以來菸越抽越兇、瘦了好大一圈、即便走在路上也無人能認出，她催爸爸去做健康檢查，羅明村卻總是怕給家裡的人造成負擔，說什麼都不願意。
羅明村案是在2009年定讞，逃亡要20年才行，距離回來的時間還有9年。對此，羅小姐實在是很擔心爸爸能否活著回來、擔心他撐不到那時，但跟律師提議要拜託總統特赦時，父女兩人卻也吵了一架：「我就沒罪，不用提特赦！」
羅明村對自己的清白很堅持，羅小姐亦是如此，從國中少女時期開始陪爸爸聽偵訊錄影帶至今成為30多歲的媽媽，羅小姐說這案子幾乎陪伴她3分之2的人生，儘管親友勸她都嫁人了、別管了，她仍不想放棄：「有些人會說逃跑是心裡有鬼，但我要說，真的不是，希望我可以代表我爸爸講這些話。」
一直說一直說、卻也一直沒有進展的過程，或許正是冤案當事人與家屬最為痛苦的部份，羅小姐過去接受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訪時也曾被一群酸民洗臉、一口咬定羅明村有罪──只是對於輿論，羅小姐也樂觀想到另一面：「如果他們可以一人一句話把人逼死，一人一句救一個人也很簡單吧？一念之間而已。」對此律師林俊宏也說，輿論支持，確實是冤案救援極大的關鍵點。
如今羅明村依然孤身一人在海外生活，女兒也盼著爸爸活著回來、全家團聚的一天，只是這樣的願望要實現，恐怕也不能只靠律師努力，而是整個社會的關心了。一人一句話可以逼死一個人、也可以救活一個人，待救的無辜者，仍在各處漆黑暗角等待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