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台灣赴美留學的回憶
我是一九六二年離開台灣的，那個時候我並沒有移民美國的念頭，總是希望趕快學成歸國，與家鄉父老同甘共苦，這個信念是很強的。
二次大戰之後，台灣一直相當亂。我在新竹公會堂那邊，看到一個阿兵哥搶銀行被抓住，就在廣場大眾前面槍斃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殺人的情況，血流在地上。後來也聽說南部有霍亂流行，不曉得真的還是假的。
二二八的時候我年紀還小，不過聽收音機，像謝雪紅他們佔領了電台劈頭便播放說「台灣同胞打拼咧」，政府奪回電台後，竟然不盡不實地描述賣菸的事件。謝雪紅他們上電台講的話，這些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出國的前一天，到新竹火車站，我父母親、我未婚妻的父母親，在那裡送我們的時候，心裡有一點戚戚焉，覺得這樣子離開台灣，好像有點不忍。飛機起飛之後，睡了一陣子馬上醒過來，眼前就浮現新竹公會堂流血的事。
我一到美國，我堂兄跟哥哥，還有一些新竹中學的朋友之間，流傳一種輪迴信。就是大家輪流寫，每人寫一段，傳給第二個人，第二個人又加了一段。那時候沒有傳真機，再轉給第三個人，就這樣輪流寫著看，繞一個圈子便又輪回來。後來我堂兄找到一個複本，那時候我在信裡面談到，我在當時的情景離開台灣，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所以希望能夠早日學成歸國，幫忙一些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我出國那時，其實我就一直想早日學成歸國，回到家鄉。
中學的時候，哥哥、三位堂兄跟我都在管樂隊裡面，我們以前做很多活動，家裡也常開音樂會。特別是我堂兄劉遠中，他是孩子王。他後來在清華大學當教授，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當過主任，已經退休了。另外我姊姊到美國之後，一直連繫李家家族的一些人，所以我們有通訊錄，包括所有的堂兄弟表姐妹。家族裡面可以說確實有一些凝聚力，但是這是我跟我堂兄更高年齡層的情形，出國之後，和弟弟妹妹就接觸比較少。
到美國加州，因為我堂兄要到哥倫比亞大學念書，先到我要就讀的柏克萊住了一個禮拜，再去哥倫比亞，他們開學比較晚。他抵達哥倫比亞幾乎要哭了，說「我怎麼這麼不幸，申請到哥倫比亞，在紐約市裡面」。他那時候看柏克萊，校園像花園一樣，下午舊金山的霧吹進柏克萊校園，真的是飄飄然像仙境，他的心境一直以為美國到處都那麼好，後來在哥倫比亞，感受就不是這樣。
我到柏克萊那一年，我哥哥也剛念完博士，從愛荷華到柏克萊做博士後的研究，所以我哥哥來機場接我。三年前我哥哥看到盧世祥寫的一本《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他看到了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台灣做這麼多事」，我哥哥這麼講，「我現在才知道你到美國之後寫的那封信，裡面說願意為家鄉父老同甘苦的事情，現在才明瞭」。
我到美國之後，發現自己是一個人，從土地上突然連根拔起，到另一個環境生存。在這個環境裡面沒有親朋好友，也沒有像伯母生日或誰去逝要參加，很多社會交際的事都沒有了，只有一個人孤零零，但似乎更能專注於科學研究。後來我跟我未婚妻很快就結婚了，過著兩個人互相扶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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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克萊念博士那時候，小孩子誕生了，一家人常常到柏克萊的海邊看海。我就指著海的那一邊，說我們是從那邊來的，太平洋的另一端，是從台灣來的。所以我的小孩子很有概念，他念幼稚園的時候，幼稚園有一個地球儀，他指著跟老師說，我爸爸媽媽是從台灣那個地方來的，老師很驚訝，這麼小的孩子怎麼會看地圖。
戰爭對童年的影響
先回到赴美之前的事。我這一生有兩個願望：成為好的科學家，為人群社稷做出貢獻；希望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打造一個更好的社會。會有這樣的想法，小時候跟中學時，有幾件事對我影響是比較大的。
我出生在一九三六年，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末期日本節節敗退，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美軍來轟炸新竹，目標是飛機場、海軍司令部與燃料廠。戰爭開始後，日軍把司令部設在新竹女子家政學校，就在我家斜對面。那天美軍在新竹丟了不少炸彈，現在的清華大學那一帶是海軍的燃料廠，燒得遍地通紅。轟炸時，我家附近的房子都被炸了，不過家裡沒被波及，只有一顆碎石穿過屋頂，砸壞了書房的收音機。對面司令部被轟炸，爆炸的風暴使得我們家的門整個倒下來。我們沒有時間把門撐好，也沒有打包行李，一家人就往山上逃命，跑到姑母的佃農家裡。
山上生活一待就是兩年，我過著非常快樂的日子。我那時只有七歲，但是父親跟哥哥必須留在城裡，我父親說：「你要保護家人，幫媽媽做事。」我說好。第二天開始，我每天就跟姐姐到山下挑水，也學種菜，非常辛苦。但是這段日子與大自然很接近，我從大自然的變化學到很多。
那時，我們滿山遍野地跑，口渴就採甘蔗吃。我們常去捕魚，有時還找到狐狸洞，甚至半夜到樹上摘下鳥巢將孵化的黑文鳥帶回家養，看牠們成長。我看到老農民採竹子，把竹子剖開，用竹皮來作竹籃。看了一個禮拜，我自己拿一把刀砍竹子，也做出了竹籃。後來每當有人問我，接受教育的過程裡，哪一段最好、最有幫助？我總是說，在山上沒有上學，從大自然學習的這兩年對我是最有用的。
戰爭也讓我想到神的問題。小時候，我媽媽常去新竹城隍廟拜拜，有時帶我一起去。我班上有同學父親的工作是雕刻神像，我跟媽媽說，「這些都是我同學父親雕刻的，本來就是木頭，為什麼變成我拜的對象？」美軍轟炸時，叔父一邊念誦「阿彌陀佛」，一邊說「不要炸到我身上」。雖然只是小孩，但我不相信這樣拜就能避開轟炸。還有一天，我陪媽媽從山上走回城裡，聽到空襲警報，我們馬上又跑回山上。我們剛離開的地方，不久就被炸了。但是我也不相信這是因為神的保佑，我們才保住了生命。
後來我成為科學家，可能也跟那時的經驗有關。科學家可以說都是唯物論者，相信客觀世界有運動的規律。如果客觀世界物質沒有運動規律，今天是這樣子，明天變了不一樣，我們還能研究什麼？
不過也有的科學家是有神論的信仰者，像愛因斯坦。因為有些事情，特別心靈的問題，還不是科學能完全解釋的，所以有科學家會相信有著更高層次的造物者存在。這會讓我想到達賴喇嘛講的話，這更高的一層，不管是基督教教義的上帝還是別的什麼，都是有神在做這些事。我跟達賴喇嘛認識很久，常有機會交換意見。但很有趣的是，他也告訴他的信眾，信仰不是唯一重要的，還要了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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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結束，對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日本人走了，我第一次聽到三民主義與自由平等，我們拿著國旗到火車站迎接國軍。社會的轉變對我們衝擊很大—社會制度的改變、政權的更換，還有後來政府的腐敗到惡霸。
我從三年級開始學國語，從ㄅㄆㄇㄈ開始學，進步得很快，到五年級已經可以看書了。我記得那年過年，媽媽給我壓歲錢，我哥哥帶我到書店去買書。我跟著他到一家「雅雅書店」—這個老闆後來被槍斃了，說思想有問題。那時思想有問題的人是很容易被槍斃的，威權統治的可怕，現在年輕人或許不容易想像。我哥哥買了《中學生》，我買了《開明少年》，都是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雜誌，那時上海還沒淪陷。《開明少年》讓我大開眼界，其中有一篇〈藍色的毛毯〉，講社會主義革命後的蘇聯。這篇報導從一個農奴的眼光看整個社會的轉變，給我很大衝擊。
那時候我雖然還小，但已經開始關心社會到底是怎樣在改變。我看到報紙上的國共內戰發展：開封陷落、金圓券在上海兌換的暴動、共軍過長江。我也從雜誌讀到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以色列建國後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家園。我想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台灣社會的腐敗是那麼不理想。我常跟媽媽說：「媽媽，我們不是只能接受這樣的一切，經過努力可以改變社會的。」在小小的年紀裡，受到很多的衝擊，五年級的時候，我就一直相信社會可以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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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遠哲，1986年與達德利·赫施巴赫、約翰·查爾斯·波拉尼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前中研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