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理解爸爸媽媽和奶奶那幾週告訴我的事，把他們說的一切記在心裡，之後也和他們重談過許多次。我滿頭霧水，搞不懂我家究竟是正常還是例外，我對自己的新發現是讓我更像其他小孩，還是更像異類。我常聽朋友提起大人有些話他們聽不懂。即使很難理解，他們還是努力破解大人彼此間的談話。也許他們晚上一邊看著達伊蒂或狄雷克蒂播放其他國家的生活景象，一邊也在談黨、談社會主義，甚至討論大學（其實是監獄）的事。也許他們的親戚比較像哈奇，是我奶奶口中的堅信派，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嚴格照規矩來，什麼時候可以行使自主權。
當我得知這些事時，說出真相已經不危險了，但我也已經大到開始納悶，家人為何要騙我那麼久。也許他們不信任我。但如果他們不信任我，我又為何應該相信他們？在一個政治和教育深入生活所有方面的社會裡，我是家人與國家共同塑造的成果。當兩者的衝突浮上檯面，我整個人都矇了，不曉得該看哪裡、能相信誰。我有時覺得我們法律不公，統治者殘酷不仁，有時又會想，我家人是不是罪有應得。畢竟他們如果真的在乎自由，就不應該有僕人；如果在乎平等，就不應該那麼有錢。但奶奶說他們也希望這些事能改變。我爺爺是社會主義者，對家人享有的特權深惡痛絕。「那他為什麼會坐牢？」我反問：「肯定是他做了什麼壞事。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坐牢。」「因為階級鬥爭，」奶奶回答：「階級鬥爭永遠很血腥，不管你信仰什麼。」
對黨而言，犧牲個人偏好是歷史必然，是邁向更美好未來的代價。學校告訴我們，每一場革命都會經歷恐怖階段。對我家人而言，這一切沒有什麼好解釋、好辯解的，也沒有脈絡可言，只有他們的生活被無端摧毀。也許我出生時，恐怖階段已經結束，也許尚未開始。我是被新局面給拯救了？還是依然受到詛咒，因為我未曾自己發現過什麼？
我不曉得爸爸媽媽和奶奶到底會不會為了不讓我變成他們不想要的樣子，相信他們不相信的事物，而透露我們是誰。「但妳自己會發現啊，」他們說。
「要是我沒發現呢？」
「妳會發現的啦，」他們很有把握。
隨後幾週，懷疑的感覺不斷向我襲來。我發現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家人們至今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謊言，而且一講再講，讓我一直相信旁人告訴我的一切。他們嘴上鼓勵我當個好國民，心底卻早就明白我的出身只會讓我成為階級敵人。他們要是成功了，我就會認同這個體制，但他們會接受我的轉變嗎？也許我會和阿梅特一樣，變成投奔另外一方的可疑親人，不論出於恐懼、確信或監獄教育的影響，還是其他同樣神祕的動機。也許我會因為無法入黨而心懷怨恨，因為發現真相而憎惡黨所代表的一切，成為另一個沉默的敵人。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主辦人趙少康遭新生代公職圍攻 1998年開放式初選引發新黨內鬥 ｜ 更多文章 ）
有天下午，媽媽帶了一份《民主復興報（Rilindja Demokratike）》回來。那是首家反對派報紙的發刊號，報社的座右銘是「個人自由必須保障全體自由」。早在許多天前，就有傳言說報紙已經付印，某天早上會在書店販售，因為這裡只有書店有賣報紙。所有人都在等待，而且手裡不忘拿著空罐，這樣萬一被西古力米（Sigurimi）*訊問，就可以說自己只是在排隊買牛奶。爸爸大聲讀出社論內容，標題是「發刊語」。報社立誓將捍衛言論與思想自由，永遠只說真相。「只有真相是自由的。唯有真相自由，自由才能成真，」爸爸朗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