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中共宛如梁山泊─鮮為人知的趙紫陽

趙紫陽的母親為何終身反對共產黨？

在西方，文學和新聞報道涇渭分明；但在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受到嚴格管控的當代中國，則存在著一種介於文學和新聞報道之間的報告文學，這種特殊的文學體裁一度成為文學及新聞之王，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生活。當代中國的報告文學作家，若以代際劃分，大致可分為三代：劉賓雁、蘇曉康、盧躍剛分別代表著這三代人。劉賓雁、蘇曉康先後流亡美國，盧躍剛則一直活躍在國內文學界和新聞界，屢受打壓卻越挫越勇。

洋洋三大卷、磅礴百萬字的《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是盧躍剛的最新力作。趙紫陽去世後，盧躍剛耗費十三年時間，訪談數百位歷史當事人，查閱汗牛充棟的史料，以歷史研究的方法寫成此一傳記。他不接受家屬資助，不接受任何人審稿，以謙卑、審慎的態度，完成了對趙紫陽的歷史定位：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改革家、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之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趙紫陽所領導的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曲。趙在性格上有弱點，過於膽小或忠厚，其秘書鮑彤評論說，這一點「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可能是致命的」；而趙則有一番自我辯解，「膽小的人，有原則」——趙紫陽未能像葉爾欽那樣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但他一生堅守住了不開槍屠殺學生的原則，他如同陳獨秀和戈巴契夫一樣雖敗猶榮。

此前，已有多部趙紫陽傳記出版，包括根據趙紫陽晚年錄音整理而成的回憶錄（香港版名為《改革歷程》，台灣版名為《國家的囚徒》），那麼，盧躍剛的這本趙傳有何特異之處？首先是史料令人耳目一新。盧躍剛發掘出若干此前不為人知的史料，呈現出趙紫陽鮮為人知的一面。比如，這些史料重新界定了趙紫陽與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人的關係，這些關係直接決定著八十年代改革的成敗。其次是根據新的史料得出諸多新的論斷。見識是一名作家或一部著作成功的前提。清代詩人葉燮說，作者應具備「識、才、膽、力」，其中「識」對其他三者具有主導作用。清代文藝理論家劉熙載指出：「文以識為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盧躍剛的趙傳，處處充滿其真知灼見，穿透迷霧，啟迪人心。

在關於趙紫陽父母部分，作者並未支持趙紫陽的父親在土改中被虐殺的說法，但承認作為開明鄉紳的趙父因土改被批鬥而病故。土改工作組從趙父的床下挖出元寶和銀元，趙家人的棉被和棉衣等生活用品全被抄走，冬天凍得瑟瑟發抖。趙父去世時，已是中共中層幹部的趙紫陽就在臨縣任職，離家咫尺之遙，卻不敢回家與父親見最後一面並操辦後事。 （相關報導： 「中共越界越來越過分！」吳斯懷看不下去：把台灣人民越推越遠 ｜ 更多文章 ）

書中對趙母的描述更是前所未見。趙母不識字，但是懂歷史，聽書看戲，對共產黨印象很壞。她跟趙講：「你給共產黨拉套，不會有好結果。」果然一語成讖。趙母反對共產黨的原因很簡單：「共產黨不好，拿人家東西。這些東西都不是自己的。」文革中，趙母說：「朱元璋火燒慶功樓。」將毛與殺功臣的朱元璋相提並論。孫子回家看奶奶，說毛主席是大救星，奶奶卻說：「毛主席是大壞蛋。」她說共產黨的江山是靠殺人、搶人得來的，這樣的江山維持不長，她的觀點到死都沒有變過。母子政見不同，感情也疏遠了。趙數十年從未回過河南老家，跟母親再未見面。母親在一九七六年去世時，趙已是四川省委書記、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卻仍未回家。鄧小平也是如此，從不回老家，對鄉親極端冷漠。共產黨就是要泯滅人的親情，以黨取代父母的地位，國民可以不孝，卻不能不忠。

趙母從最樸素的保護私有產權的常識出發反對共產黨，與英國《大憲章》的觀念秩序如出一轍。趙母對共產黨的認識比後來當上共產黨總書記的兒子深刻，而趙紫陽直到被幽禁的最後十五年才認清共產黨的本質——卻未能往前再邁出一步，公開宣佈退出共產黨。

趙紫陽的手上沾滿土改和大躍進的鮮血

盧躍剛在後記中說：「不為尊者諱也是我追求的目標。讀者會看到本書對趙紫陽歷史功過、是非有深入考察、追究，因為作者篤信政治有善與惡的分野，如果人類社會沒有基於良善的政治倫理，文明無從建立、存續、發展，雖然人類文明進步往往是惡的動機和力量的結果。」盧躍剛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並未迴避趙紫陽早年以土改幹將得到高層賞識而在仕途節節高升的事實。

趙紫陽於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十九歲擔任滑縣縣委書記，二十一歲擔任地委書記，其組織動員能力即已獲得上級肯定。中共建政之初，趙以河南「土改專家」之名望奉調入粵，從此一路上升。毛調趙入粵，是讓趙配合陶鑄「削藩」，掃除以葉劍英為首的廣東地方勢力。趙深獲「華南王」陶鑄的賞識與青睞，在廣東形成陶趙權力結構，直到文革才瓦解。

陶趙先是遵奉毛的命令，在廣東掀起殘酷的反地方主義運動，搞土改頗為溫和的葉劍英被調離廣東，血腥土改遂大行其道。而廣東地方實力派群龍無首，成為待宰羔羊，數萬幹部及其家屬數十萬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下手之重，冠於全國，慘烈後果，聞之膽寒」。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偏偏廣東這場反地方主義的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不曾得到平反，因為手上有鮮血的趙紫陽此時已貴為國務院總理。雖然沒有證據顯示趙紫陽出手阻攔對昔日政敵的平反，但以中共的權力運作方式而言，誰都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趙後來承認，陶鑄像坦克，把障礙壓倒，也壓倒了莊稼。莊稼是比喻的說法，在中共眼中，人還不如莊稼。坦克也是比喻，趙使用坦克這個比喻時，不曾想到一九八九年野戰軍的坦克會在北京城裡橫衝直撞，將人壓成肉泥，而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只能在家中含淚聽到槍聲和哀嚎。 （相關報導： 「中共越界越來越過分！」吳斯懷看不下去：把台灣人民越推越遠 ｜ 更多文章 ）

比黨內權力鬥爭更殘酷的，是土改及大躍進時期激進的農村政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期間，趙輔佐陶進行了一場狂熱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試驗，他們在廣東強迫農民砸鍋煉鐵、拆房積肥，終釀糧減產、人餓殍的大災禍。趙以《從化四日》的報告中頭彩，得到毛的青睞。當然，與四川、河南、安徽等地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相比，廣東的情況並不是最糟糕的。畢竟，趙是黨內少數真正的農業專家，而非意識形態狂魔。七千人大會後，毛的烏托邦路線暫時退卻，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糾正激進政策。趙紫陽也對廣東的大躍進作出檢討，他用了河南的一句俗語概括自己的錯誤是「紅槍會吃硃砂」。紅槍會是清末和民國時期橫行中原、華北的民間武裝組織，從義和團脫胎而來。傳說紅槍會的成員吃了師傅配製的硃砂，可以五毒不侵、刀槍不入。趙使用這個典故，意思是「中了邪」。可見，在他心目中，極左思想也是一種迷信。文革期間，他的這段檢討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罪行。

趙紫陽能在中共黨內血雨腥風的鬥爭中脫穎而出，升任總理和總書記，不可能完全保持身家清白。中共宛如水泊梁山，你不繳納投名狀，豈能讓你入夥且當頭目？趙紫陽如此，其他人亦如此。此前，我曾撰文為被中共當局抓捕的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師顧約瑟呼籲，但也指出顧約瑟能出任浙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及政協委員，不可能沒有做過違背信仰和良心的事情。有該教會的會友發信指責我對顧的評論是誅心之論，其實，這不是誅心之論，而是實話實說。在中國，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份，很多時候是重疊的，不能搞造神運動。這一點，正是盧躍剛《趙紫陽傳》的最可貴之處。

「要吃糧、找紫陽」：天下未治蜀先治

巴蜀自古為天府之國，地理上為一相對獨立的單元，足以閉關自守。乘時崛起者，都竊踞稱雄，像西漢末公孫述、三國劉備、東晉李特、南北朝蕭紀、唐劉闢、五代王建和孟知祥等。縱觀中國歷史，華夏有變，四川先有徵兆。明末清初人歐陽直公在《蜀警錄》中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可見，治理四川相當不容易，稍不留意，便「寬嚴皆誤」。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先發生保路運動，邁出瓦解清帝國的第一步。在中共治下，文革期間造反派的武鬥，四川可稱全國之冠，在市區動用重型武器，血肉橫飛，宛如戰場。

文革中期，國家糜爛，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趙紫陽等此前被打倒的一批技術官僚。趙從內蒙到廣東，治理經濟頗有果效，遂奉調入川。四川之於中國，宛如德國之於歐洲，當時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四川，讓毛澤東深感頭疼。那麼，面對飢腸轆轆的人口第一大省的一團亂麻，作為外來者的趙紫陽能於大亂中求得大治嗎？

趙到四川時，文革已是強弩之末，但毛還沒有死，中央的四人幫和四川的造反派仍很囂張。若不能收服造反派，尤其是成渝兩地號稱「四大名旦」的四名造反派領袖，四川的政局難以穩定。趙放下身段，與這些造反有理、叱咤風雲的年輕人逐一對談。其中，趙紫陽與重慶大學學生領袖周家渝長談五個半小時，從午夜十一點到第二天凌晨四點半。根據周家渝的回憶，「整個談話過程，趙主要是問、聽，且有分寸感」。周家渝是我父親在重慶大學同屆不同系的校友，我父親多次跟我講述周家渝等學生造反派的軼事，我對其印象深刻。周家渝回憶這段談話，當時場景歷歷在目，兩代人身份、地位、性格頗為懸殊，有針鋒相對，亦有英雄所見略同，是比《隆中對》更精彩的《成都對》。比如，趙紫陽單刀直入地問：「萬一毛主席百年之後，你的看法，中國將出現什麼事情？國家、四川、重慶。」周回答說：「天下大亂，爭奪船長。而且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間爭奪。」果然，數月之後，毛死掉，尸骨未寒，夫人江青等四人幫即被捕入獄，而周家渝亦在四川被捕，判刑十五年。 （相關報導： 「中共越界越來越過分！」吳斯懷看不下去：把台灣人民越推越遠 ｜ 更多文章 ）

文革慘劇令趙痛定思痛，開始尋求其他出路。趙入川，兩年多時間裡採取一系列務實措施，根本扭轉了九千萬川人二十多年吃不飽飯、餓肚子的歷史局面，並推行若干敢為天下先的經濟體制改革政策。他突破官僚系統的阻隔，一半多時間都深入基層，常常帶著一名秘書就出發，且不通知地方官員，直接深入村落，與農民面對面地交談。對比之下，今天中國的高級官員視察地方，安排警察扮演群眾，能看到什麼真相呢？經過趙紫陽的努力，四川終於擺脫「天下已治蜀後治」的歷史常態而呈現出「天下未治蜀先治」的政通人和，川人稱頌說，「要吃糧，找紫陽」，這是對其政績的最大肯定。

對趙而言，治理四川的成功是其得到的鄧小平賞識、實現破格升遷、入住中樞的關鍵因素；對於在四川出生的我而言，也是趙紫陽成功治理四川的受益者之一，趙紫陽主政四川的時候正是我的孩童時期。趙紫陽柔化戾氣，休養生息；問稼穡於野，問蒼生於途；又不畏「砍旗」的罪名，毅然率先廢除「公社」。「四川經驗」後來被他帶到北京，向全國推廣。對此，盧躍剛的結論是：「四川人的運氣，遇到了趙，由於趙，四川由中國人口最多的饑餓之鄉變為世人矚目的改革之鄉。」

趙氏改革：戴著鐐銬跳舞

一九八零年，趙紫陽成為中共建政後第三任國務院總理。在舊體制舊官僚環伺，權力殿堂虎視眈眈下，這位無人脈、無班底的「庚申宰相」卻有一番大作為，在經濟改革上成就卓著。一九八七年，他又出任中共總書記，力圖以民主與法制為導向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制訂沿海發展策略和「貿易立國」國策。然而中國改革巨浪，卻在「六四」的鮮血與眼淚裡終結了。

趙紫陽的地位不是民選而來，而是來自於鄧小平的授權。所以，什麼時候他能贏得鄧小平的信任，他的權力就較為穩固，他的改革政策尤其是經濟領域的改革就能順利推行；什麼時候他失去鄧小平的信任，他就只能黯然下台，改革政策也人走茶涼。趙氏改革，是戴著鐐銬跳舞，但趙卻翩翩起舞，舞姿動人。

趙紫陽的經濟改革，一言以蔽之，即拋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八十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既大逆不道，又從未有過經驗。所以，趙主張向東歐學習，向西方學習。盧躍剛評論說：「如此超越意識形態的禁錮，大規模地公開邀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學家、專家來討論中國改革開放問題，放下身段請老師，誠懇學習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實屬首次。」

學習的對象，首先是東歐的改革家、經濟學家。這批人多半是東歐流亡人士，他們在祖國並不受歡迎，在中國卻享受到國師的待遇。如經濟學家錫克被稱為捷克經濟改革之父，「布拉格之春」期間一度出任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蘇聯入侵之後，被解除職務，開除黨籍、國籍，流亡瑞士。布魯斯曾任波蘭政治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為波蘭改革家和政治反對派，流亡英國。科爾奈為匈牙利經濟學家，曾任匈牙利黨報經濟版編輯，後被開除出黨，流亡美國，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其「短缺經濟學」理論影響趙紫陽及中國經濟學界甚大。這批東歐經濟學家、改革家到中國講學和考察時，對中國的狀況感同身受，「他們為擺脫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極權主義，從南斯拉夫自由化運動、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不屈抗爭、艱苦改革數十年，付出了血與火的代價，去國流亡，認識自然深入骨髓」。 （相關報導： 「中共越界越來越過分！」吳斯懷看不下去：把台灣人民越推越遠 ｜ 更多文章 ）

第二批學習的對象是歐美國家的經濟學家。當時，以世界銀行為平台，先後組織幾批由西方頂級經濟學家組成的訪問團和調查小組到中國，他們為中國經濟改革提出許多寶貴建議。其中，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受到趙紫陽接見，兩人觀念一致，相談甚歡。弗里德曼當面稱讚趙說：「你的本質是教授呀！」後來，弗里德曼回憶說：「過去五十年間，不論是在共產與非共產國家，我所碰到的政府高官中，趙紫陽是與眾不同、給人印象難忘的一位領袖人物。」

盧躍剛指出，趙的改革政策諮詢有兩個超越時代的特徵，即非意識形態化和全球視野。趙聽取國內老中青三代經濟學家、政府機構政策研究部門的意見，也聽取東歐、西方經濟學家的意見，甚至邀請了仍處於敵對狀態的台灣經濟學家到香港，召開秘密會議，專門聽取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意見——那時他已敏銳地意識到台灣經驗的重要性。在書中一個小小的注釋中，記載了這個過去兩岸都不曾披露和重視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至十六日，在趙的授意、推動下，國家體改委邀請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蔣碩傑、于宗先、鄒至莊、費應昌、劉遵義到香港，就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改革問題進行座談，趙的心腹安志文等高官出席座談。可惜，北京很快爆發學生運動，局勢急轉直下，趙紫陽失去權力，這些台灣學者的建議被束之高閣。

對比習近平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召見的九名「重量級」經濟學者，趙與習高下立現。習召見的全都是反西方、反自由市場經濟、學術水準和人品都大有問題的人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王昌林、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其中，林毅夫是台灣的逃兵，靠吹捧中國模式、睜著眼睛說瞎話而青雲直上；鄭永年在新加坡遭到性侵調查，跑到中國來避禍。這些人能給習近平什麼好的建議呢？

中共將趙紫陽從歷史中剷除得一乾二淨，八九之後出身的年輕一代大都不知趙紫陽是何許人也。盧躍剛的這本趙傳，稍弱的部分是關於趙紫陽的家庭生活、衣食住行，這一欠缺使得趙的形象未能更加立體化。書中提及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個感人細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飯前，趙在書房召集趙家歷史上唯一一次家庭會議，告之家人自己辭職的決定，得到家人一致的支持，十分鐘就結束了。趙紫陽去世後，其家屬準備的輓聯內容是：「能做您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支持您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倡民主堅守良知家人為您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傳記中還提及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二子二軍的女兒信仰基督教，要去當傳教士。趙二軍不同樣，趙紫陽聽了很生氣，對趙二軍說：「信教有什麼不好？當傳教士有什麼不好？你去給我買一本聖經，中英文對照的，作為我送她的禮物！你去告訴她，我很支持她，很支持她當傳教士！」趙紫陽晚年完全掙脫了馬列主義的束縛，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那麼，他是否對自由民主、個人尊嚴的源頭——基督信仰——有所探尋呢？ （相關報導： 「中共越界越來越過分！」吳斯懷看不下去：把台灣人民越推越遠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中國作家，曾任中國獨立筆會副會長，著有《我無罪，劉曉波傳》、《火與冰》、《流亡者的書架》、《中國教父習近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