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美國，自由化、私有化的華盛頓共識
1989年拉丁美洲發生債務危機時，各方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解決方案。一名經濟學家提筆寫系統化的寫出解決問題的指導方案，這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大體上是走私有化（公營企業民營化）、自由化（政府儘量退出經濟領域，專注作好法令與制度的建構）。
這個藥方大體上承襲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以來開創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思想，算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建設」。這些觀點後來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20年來，每逢開發中國家碰到金融危機、經濟震盪，老美掌控的國際金融機構（IMF、WB）幾乎都端出這套未必有效但苦口無比的藥湯。
中國模式的北京共識崛起
但近10年來，華盛頓共識在國際上出現強勁的競爭對手─北京共識。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其在國際援助上持續增加，北京共識反而後來居上，成為後進國家最愛的藥方。
北京共識是在2004年被提出，其後則被認為是代表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大體上這是一套由國家強勢主導的市場經濟，民間企業扮演追隨政府的角色，政府介入從選擇產業、直接投資企業等各個層面的經濟活動。這個經濟體內到處充滿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企業法人，是一種公有制、私有制和其它多種所有制的混合體。
日本與四小龍曾走過的模式
這種中國模式，某種程度上其實算是四小龍、甚至日本經濟發展早期作法的「變體」─或是加強版─這些國家都經歷過政府直接經營投資主要產業、企業，決定產業政策、挑選優勢者，公營部門產值高於民間部門的過程。
但在經濟起飛後，大體上是逐漸往華盛頓共識移動靠攏─政府逐漸退出直接經營產業與企業（如台灣20多年前的公營事業民營化風潮），民間企業超越公營並進而成為經濟主導力量，市場開放的自由化、國際化，政府雖然仍以各種方式支持與獎勵企業，但已少直接投資與控制企業了。
因此，由蔡英文與其財經幕僚龔明鑫近日的說法來看，未來新政府財經政策是往北京共識傾斜。例如蔡英文說面對紅色供應鏈挑戰，政府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整合半導體產業的中下游，一起組成「台灣隊」來打國際盃；新政府希望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並設立投資銀行。龔明鑫則說新政府要成立「類主權基金」，投資五大新創產業的新創公司，同時可併購有價值的新創企業。
要廉潔專業的政府與官員，台灣有嗎？
相較過去，國民黨政府頂多以政策支持企業，從資金、土地取得到到開放政策─甚至有些租稅獎勵還減少甚至取消，對新創事業的獎勵主要從制度面著眼（開發基金對新創事業的投資算是低），國民黨的路還算是依循華盛頓共識之路。 （相關報導： 風評：「類主權基金」別變成政商溫床的創弊基金！ ｜ 更多文章 ）
不過，新政府這種大幅擴張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力，直接由政府投資並主導企業與產業的作法，卻是充滿風險的一條路。政府「挑選優勢者」要能成功，一定要有準確的眼光，這代表的是：除了廉潔、不惡搞政商關係的政府與官員外，同時也需要高度的專業能力。台灣有這個條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