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是既成的歷史結果，由果推因，雖有後見之明的優勢，但所見不一。英國史家卡爾（Edward Carr, 1892-1982）曾說：史事的發生有偶然，然偶然也有原因，原因又有「層次」（multiplicity）與「階層」（the hierarchy of causes），先後、輕重、主次不一，由繁而約，於萬緒之中，排除非必然之因，確定最主要之因，若非此因，不會有此結果，定論出焉。
蔣失江山絕非偶然，其故誠多，諸如政治的腐敗、軍事的失利、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動蕩、雖然都可以排序定其輕重主次，但是莫不與蔣相干。皇親國戚的貪污、官僚之瘋狂劫受，蔣不能止；蔣又堅持用軍事手段解決內部矛盾，使抗戰瘡痍未愈而內戰驟起，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又濫發金圓券，竭澤而漁，民不聊生，豈不就是經濟崩潰與社會動亂的原因？戰事既起，蔣以元帥的身分，包攬自上而下的指揮，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居然兵敗如山倒，一敗塗地，捨蔣誰能擔此重責？史家陳寅恪謂蔣：「自我失之終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更可惜的是，使公雖自知，也雅不願承認由其失之，故而雖敗退海島之後，仍然嚴於責人，寬以責己，嫁禍於知識分子之批評，學生之鬧事，甚而甩鍋美國援助之不力，馬帥議和之干攪，皆可以休矣！
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是毛澤東，自北洋政府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便是國共爭奪天下的時代。國共原屬一家，來自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然而蔣介石奪權成功之後，不僅分共而且視若仇讎。蔣之南京政府成立後即開始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剿而無功，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誤判情勢，而蔣的德國顧問圍堵之策奏效，使第五次圍剿得逞；然而朱毛殘部竟能將「流竄」變為「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卒能敗部復活，重建革命根據地於陝北，促成逼蔣抗日，因抗日使國共再度合作。
國民黨寫八年抗戰史，往往說共產黨不打日本人而打國軍，因搶奪地盤而乘機坐大。乘機坐大沒錯、搶地盤也沒錯，地盤被日本人侵占甚多，只要在敵後繼續打遊擊，就可搶到很多地盤、贏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戰愈有機會坐大。國共兩黨曾各自詮釋抗戰，但以抗戰決心而言，國實不如共。據英文《劍橋中國史》估計，抗戰期間中央軍投敵部隊多達五十萬之多，再就1943年投靠敵人的降將就有42人之多，而共產黨領導以及紅軍中沒有一個在抗戰期間降敵者，也無與日本人暗通款曲者，更沒有當漢奸者。
國民黨說共軍打國軍，其實是國軍常打紅軍。蔣介石於戰前沒能消滅共產黨，已感到十分遺憾；眼見共黨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滅共。蔣介石原以「紅色將軍」起家，深知共產黨的利害，深感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怕中共會奪取他的政權，故非除之而不快。他對付政敵不是公平競爭而是用強制手段，用強就有反彈，而反彈的最後結果是自己被打倒。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最痛恨蔣家父子─談外省族群與蔣家的關係 ｜ 更多文章 ）
蔣介石溶不了共產黨，然而國共在抗戰中並沒有決裂，主要有二個原因：其一、在舉國一致抗日的大環境裡，蔣不敢公然大舉剿共，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挑戰有時針鋒相對、有時退讓，儘量不導致決裂，也就是毛氏所謂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一方面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蔣介石為最高統帥；另一方面則維持紅軍及共區的獨立與自主性，不惜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因此衝突與矛盾固然不斷，共產黨仍繼續奉行國共合作的既定政治策略。毛澤東不肯決裂、蔣介石不敢決裂，只好走既團結又鬥爭之路。毛擺好棋譜請蔣來下，蔣自非對手。蔣雖在軍事上占優勢，卻在政治上處處被動，愈來愈退居劣勢，難怪蔣在1940年3月9日記道：「唯共產黨作祟為可恨耳」。蔣以共為死敵，毛豈有不知之理？曾說「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個點，我們應向他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