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佚書重見天日─西方心智覺醒的重大時刻：《覺醒》選摘（1）

在原為基督教偉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城內，有一間由修道院興建的柯拉（Chora）教堂；在這座從1453年以來就屬於伊斯蘭的城市中，像這樣保留著原本中世紀裝飾的教堂十分罕見。西元4世紀時以原野聖救主（Holy Saviour in the Fields）修道院為名而設立、坐落於君士坦丁大帝築起之城牆外的柯拉（「柯拉」這個詞就意指城市周邊的開放空間），後來被5世紀所興建的一道道城牆關在裡頭，卻從來沒因此丟掉原名。今日這座教堂出名的地方，在於精美的14世紀馬賽克鑲嵌圖樣，以及邊間禮拜堂裡的一張極其美麗的濕壁畫上，描繪了復活的基督進入靈薄獄（Limbo）解放靈魂。

馬克西姆‧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那位博學而著迷於古代世界的拜占庭希臘僧侶，是在1295年，也就是那些馬賽克鑲嵌畫完成前不久，在書庫裡追到了他在尋找的那一份手稿，一份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西元約100到約170年）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ike Hyphegesis）。

《地理學指南》是西元2世紀最重大的其中一項學術成就，而它的重見天日，到頭來會是至關重要的一大突破。可能更因為天文學偉大著作《天文學大成》（Almagest）而廣為人知的托勒密，採納了希臘天文學家希帕恰斯（Hipparchus，西元前約190至前120年）的經緯度概念。接著他用了地圖繪製者兼數學家「泰爾的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西元約70至130年）的一份文章，來提供不少於8000個地點的座標，涵蓋範圍西至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東至今日的暹羅灣（Gulf of Thailand），並以多張地圖來陳列。做這些工作時，托勒密遵循希帕恰斯的方法，把地球分成相等的360度，讓赤道處在緯度零，而想像中的北極則是大約在其上90度之處。托勒密把加那利群島定為經度零，而他筆下各個地點則橫跨了180度，一路延伸到東方遙遠的亞洲。這些地圖很可惜都沒留存下來，但有足夠的文字素材可以將其重現。我們今日仍在使用托勒密系統，讓一條條經緯線均分地球表面。而《地理學指南》在成書並被認為已佚失的1000年後，於13世紀末重見天日，則是西方心智覺醒的重大時刻。 （相關報導： 如果照我的意思成功了，就能縮短這場戰爭：《失控的轟炸》選摘（3） ｜ 更多文章 ）

普拉努得斯手上這份並不是唯一殘存的《地理學指南》；阿拉伯人都知道還有另一份，並於9世紀把它翻譯成阿拉伯文。出身貴族、於1138年左右受邀加入西西里諾曼國王魯傑羅二世（Roger II）那文雅宮廷的地圖繪製師──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isi），就使用了這一份《地理學指南》。伊德里西採用托勒密的經緯度概念製出70張地圖，圖中每一區塊都畫成同等大小，是世上首創。這些地圖即便依阿拉伯慣例而南北顛倒，在描繪托勒密已知的世界時，仍然很明顯能看出是準確的。（伊德里西所畫的地圖大部分遵循西方世界慣例，而把北方放在上端。）它們反映了製圖者的信仰，因而把阿拉伯半島和麥加放在中央，文字則是阿拉伯文；但伊德里西一視同仁地使用來自希臘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的原始資料。心胸開闊的魯傑羅二世對這計畫是如此地喜愛，以至於這本包含了地圖並圖說的書最後被稱作《魯傑羅之書》（Tabula Rogeriana）。（後來證明實在是很熱心支持伊德里西的）魯傑羅於1154年過世後，時局氣氛使《魯傑羅之書》的作者很難把著作散布出去。隨著十字軍運動支配了基督教的想像，這時間點上的伊斯蘭地圖，就算是在「歐洲」宮廷製作的地圖，也不太可能受到歡迎。因此，伊德里西的先驅之作在歐洲也就無人知曉了。然而，它卻能用來彰顯本書的一個重要主題：至少在13世紀前，阿拉伯人在智識生活上是遙遙領先歐洲人，而且他們會對「西方」的學識復興做出令人敬畏的貢獻。

普拉努得斯找到的那本托勒密著作，到頭來在歐洲更有影響力。這位僧侶把發現成果呈給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巴列奧略（Andronikos II Palaiologos），而他同樣因這成果而興奮不已。他立刻就要他最優秀的抄寫員處理原稿，並要最優秀的數學家把地圖畫出來。普拉努得斯加上了他自己的注釋文字，把希臘數字翻譯成我們今日使用的阿拉伯數字。他們完成的地圖集將托勒密給出座標的全部26張地圖裝訂成巨大的對開本，有三本留存至今。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學者曼努埃爾‧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於1396年開始在佛羅倫斯教希臘語時，把其中一份帶了過去。1410年時，赫里索洛拉斯的一位學生──托斯卡尼人雅各布斯‧安吉利斯（Jacobus Angelus），首度將希臘文原文翻譯成拉丁文，並將其獻給教宗亞歷山大五世（Pope Alexander V）。對人文主義者來說《地理學指南》被譽為又一扇探入古人心智的窗，也是一份明顯比其他競爭者更加優越的文件。它漸漸取代了中世紀的歐洲地理概念，也就是基督教的mappae mundi（中世紀歐洲製世界地圖的通稱），以及用羅盤方位在地圖上畫出地中海港口的波特蘭海圖（portolan charts）。到了15世紀末，《地理學指南》仍主宰地圖繪製者的世界。當地球各大陸塊的相關知識有了拓展，托勒密的發現也可以修改來順應新發現。所以，儘管托勒密對斯堪地那維亞一無所知──《地理學指南》的最北端是位於北緯63度的半神話島嶼「圖勒」（Thule）──他這套體系還是可以用來和新繪製地圖上的地區合為一體。

然而，托勒密系統於1520年遭遇了挑戰。儘管他的經緯度還是不可少，但他的不準確卻變得明顯。他最遠只提供了赤道以南20度的地點，整個非洲南部都沒有畫出來。人們甚至不知道有沒有海包圍著這塊大陸。一直要到1488年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Bartholemeu Dias）繞過好望角，才得以正確評斷非洲的整個大小，而托勒密體系也就得做修改來把它納入。更嚴重的是，他那些地點的涵蓋範圍在地表上延伸過了頭。若照地圖說法，前往尚未發現且尚未標記之區域的航程距離都會比較短，往西方航行的話，就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抵達東亞。1492年哥倫布就是帶著這種錯誤概念出航，而這概念也因為他出乎意料發現美洲「新大陸」而遭到推翻。一旦有人調查過這些新大陸的漫長海岸線，就得放進地圖裡。這麼一來，托勒密橫跨歐亞大陸的地點範圍就得跟著往內壓縮。當麥哲倫的水手們於1521年首度環航全世界時，就為一份遠超越托勒密設想的地圖開了路。 （相關報導： 如果照我的意思成功了，就能縮短這場戰爭：《失控的轟炸》選摘（3） ｜ 更多文章 ）

當時的地圖以及圖說上，可以看出這種觀點轉變。那時有一位佛倫羅斯絲綢商人格雷戈里奧‧達蒂（Gregorio Dati, 1362-1435）早已蒐集了一系列以托勒密原作為基礎、但追加同行商人補充之情報的地圖──稱作《全球宇宙誌》（Sfera-Cosmographia）。《全球宇宙誌》在15世紀的初期（手稿）複本顯示，這是一份廣為流傳的文件，在返航水手的貢獻中持續改進。

接著就有了來自烏特勒支（Utrecht）的地圖繪製者約翰尼斯‧魯伊希（Johannes Ruysch，約1460至1533年）於1507年繪製的《新世界》（Mondus Novus）。我們對魯伊希所知不多，但他曾經出過海，而且有可能曾沿北美洲海岸航行。雖然他那細節一絲不苟的世界地圖用的還是托勒密的原則，但他也根據自己及別人（特別是15世紀較晚期的葡萄牙探險家）的旅程插入大量額外資訊。非洲海岸線和美洲大部分的海岸線都相當準確地展現出來，而馬達加斯加與斯里蘭卡（舊稱錫蘭）都在正確的位置上。從《新世界》捨棄了早先地圖上那些中世紀想像的神話島嶼來說，它是一個「科學」計畫。

到了16世紀末，「實際存在的地球各大陸塊」與「托勒密標定位置的陸塊」已經有了明確的區隔。傑拉杜斯‧麥卡托（Gerard Mercator, 1512-1594）那些不同凡響的地圖，以及以安特衛普為據點活動的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所繪製的、包含70張精良且精準的已知世界地圖的地圖集，都展現出以托勒密模型為基礎的長足進步。人們依舊讚揚托勒密──晚至1578年，麥卡托都還幫忙編著了一本新版的《地理學指南》（用的是拉丁文名稱Geographia）──但到了此時，探索世界的經驗已取而代之。這件事發生的同時，托勒密的另一項成就，也就是他那本了不起的《天文學大成》中的核心思想「天動說」，恰好也遭到哥白尼擁護者所挑戰；尤其在1600年代初期，遭到伽利略挑戰。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於1620年寫下一段抱怨，說如果「我們智識世界的極限受限於古人狹隘的發現」，那就太不應該了。

結果，在那場相信古典文獻仍有權威的「古代派」與認為它們已被印刷機等新發明取代的「現代派」之衝突中，培根最終成為了「現代」陣營的領頭人物。這種從一個世界觀到另一個世界觀的轉變，這種從仰賴古代文獻的權威到仰賴某種大略算是科學知識的轉變，到頭來會是西方心智覺醒的又一個關鍵時刻。 （相關報導： 如果照我的意思成功了，就能縮短這場戰爭：《失控的轟炸》選摘（3） ｜ 更多文章 ）

＊作者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研究古代世界及其後世影響的專家，也是《藍色指南》（Blue Guides）系列叢書的歷史顧問，著有眾多書籍，包括暢銷書《西方心智的封閉》以及最近期的《聖骨、聖塵》。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覺醒：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明的重生與轉變》（上下冊不分售∕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