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權宣傳大將」
胡蘭成無疑要利用他在汪政權的背景在日本討生活。他的人脈，也就是當年派駐京滬的日本外交情報人員。他到日本後，開頭是住在曾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的清水董三家，半個月後遷至他的好友池田篤紀家。池田與《每日新聞》東亞部長橘善守說好，請他每月寫稿三篇，也安排他到各地去演講。他的新交有西尾末廣、宮崎輝（旭化成工業會社社長）、尾崎士郎等。頭兩年生活由橘善守負責，以後是宮崎輝幫忙。池田篤紀還為胡引見曾為甲級戰犯嫌疑人的自民黨總裁緒方竹虎。尾崎士郎後來是時常借錢給胡周轉的貴人。
胡在東京是以「汪兆銘政權宣傳大將﹁的名義露面的，他的「憂國」，不但是憂慮中國，也憂慮日本，憂慮日中關係和亞洲前途。他在《每日新聞》上發表「呈麥克亞瑟元帥--特論對亞洲的認識」，也有以過來人的經歷借箸代籌，宣揚「大亞洲主義」的用意。問題是，當時的日本已時移勢易，戰敗後唯為美國馬首是瞻。
在麥克亞瑟的盟軍佔領當局和日本右翼政府聯手清洗日共時期，胡蘭成也把握機會，發表不利於日本共黨的言論。對日共來說，這是落井下石。他也擔心日共報復，所以他在給唐君毅的信中曾表示「（日共）機關報上惡意暴露弟住清水市池田家」，他打算搬家。「我在此發表的文字影響很大，日本有權威的評論家紛紛介紹讚揚，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來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佈為非法之前，大約不敢對我有暴行，再以後也得防範的。」
從當年汪政權倒臺前夕的「聯共兵變」，到後來對日共的落井下石，胡蘭成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但也是因為時移勢易，在政治上，他想發揮影響的目的並未達到。
蔣介石在五十年代初「風雨飄搖」的時期，的確是想將觸角伸向四鄰，爭取奧援的。所以日本南韓菲律賓都是他接觸的物件，目的是要建立亞洲反共聯盟，以求自保。日本在盟軍佔領期間與臺灣的中華民國無法談邦交，當時日本新成立的在野黨，甚至稱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為流亡政府。所以別說建立反共聯盟，在現實上如何在盟軍結束佔領時，中華民國搶在中共之前與日本建交就是一個基本問題。蔣介石也派了以前當過蘭州市長和江西善後救濟署長的蔡孟堅，組織一個「景華公司」，以商業考察名義，到日本與權要接觸，刺探他們的意圖。（蔡為公司董事長，彭孟緝，唐縱，俞濟時，曹士澂等為董事，曹當時是駐日代表團武官，後來北投「白團」的籌畫人）。
蔣介石在五十年代初「風雨飄搖」的時期，的確是想將觸角伸向四鄰，爭取奧援的。所以日本南韓菲律賓都是他接觸的物件，目的是要建立亞洲反共聯盟，以求自保。圖為蔣介石（右）、胡適（左）。
蔣的佈局是多方面的。達到目的就揠旗收兵了。逃到日本的胡蘭成，在蔣的侍從眼裡，也就是一個在特定時期可資利用的「運用人員」。蔣在政治上走的是親美路線，軍事上是靠美軍顧問團，找岡村寧次來搞「白團」主要還是暗地的平衡措施，培養一批對自己效忠的親信幹部，以免被美國人算計。在日本的動作當然也更務實，對於有汪政權背景，但無新的政治見解的胡蘭成，充其量也就是個可用的「備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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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報告」第3條建議是「得天下士之協力，.....用其智謀」，這天下士當然包括他自己，他提這個建議目的有可能是想謀得一官半職。第4條「在日本設一民間機構，協助政府與日本聯絡」，則想靠國民黨送錢給他，由他成立情報機構，但是他判斷錯誤，如六個月內美國會主動協助國民黨反攻大陸、美蘇會開戰、毛澤東已被莫斯科軟禁等等，都屬於妄加猜測之辭，很快穿幫。若說「蔣對他的看法頗為贊許云云」，可能是王世杰的客套話，要不然就是他往自己臉上貼金之詞。他企圖在日「成立反共民主聯合陣線」向國民黨要錢的計畫，完全落空。
日本當然也是走親美路線的。胡蘭成若是心高氣傲，以為自己是朱舜水再世，應得到「名藩禮遇」，或是如孫中山當年革命赴日，「有豪士以百萬元贈借」，肯定是要失望的。戰敗而對美國死心塌地順從的日本，豈有胃口再消受胡蘭成那大亞洲主義（東亞共榮圈）的重炒冷飯？這就註定他的政論作品，經短暫風潮之後，在日本沒有市場了。
胡蘭成曾於1951年9月29日從東京寫給浙江著名詞家夏承燾的信上說：「中秋到日本，過文字生活，每月寫六千字，可維持一家三四口，有時亦去大學作學術演講。」筆者久居日本，每月僅寫六千字就可維持一家四口生活，即名作家亦不可能。夏承燾是看過他的《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山河歲月》初稿）的，對胡蘭成的見識很有瞭解，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懷疑：「不知所寫是何種學術也？」
臺灣文史研究者秦賢次曾在《傳記文學》雜誌第五八五期（2011年2月）撰寫「謊言與真相——胡蘭成生平考釋」長文，指出﹕「儘管胡蘭成政論文章寫得好，但在汪偽政府高官中，胡蘭成無疑係學歷最低的，這一點可說是他的心底之痛。在自卑感變成誇大狂時，胡蘭成往往自抬身價，常吹牛他係燕京大學出身，有時也吹牛係北京大學出身。」
秦賢次又說，「胡蘭成真是說謊成性，且終生未改。……胡蘭成記憶力很好，但又善於謊言，常將一些國家大事一言兩語即往自己身上攬……」這並非沒有根據的話。
胡曾給唐君毅的弟子黎華標寫信，炫耀自己是多麼重要：「（1961年12月14日）出席亞細亞問題顧問會，與會者有岸信介等。16日，忘年會（中國曰年夜飯）旭化成（日本最大化學工業）社長宮崎輝君年年為我而設。12日，書道會來邀，不去。25日，預定到八幡演說，欲卻不得，來信說延至明春，甚幸。正月裡有幾處地方請我去旅行，作學術演講及政治演講，我都不去。」言下似乎很是忙碌。這也是秦賢次所描述他的心理寫照。
酒吧間的「知日派」
實際上，胡只給《每日新聞》供過兩篇稿，都是由池田幫他翻譯成日文的。他後來出版的《毛澤東論》（改造社），是清水董三幫他翻譯的。張群曾代表蔣介石去見日本天皇，翻譯的也是清水董三。
胡蘭成這個知日派是到日本後，1954年才開始學日文的。他把大他一歲的佘愛珍和女兒用偷渡的辦法從香港接到東京後，兩人都不通日文，佘卻能腳踏實地和女兒一起在美軍基地附近經營酒吧。既然物件是美軍，並不需要有高深的日文造詣。但不幸的是，一位與佘愛珍同去的李姓華人，因販毒被捕，牽連到佘，成為小報的社會醜聞，連帶也把胡捲入。佘被捕拘禁在立川員警署拘留所，胡去送飯菜和換洗衣裳， 靠友人幫忙，佘愛珍才得獲釋回家。
然而，這回經過販毒醜聞的折騰，胡的聲名也打了折扣，池田幫他拉攏的企業家和名流，開始對他敬而遠之。胡蘭成在日本的生活，實際上是相當困頓的。他自己沒有固定職業和收入，寄人籬下，伺候日人顏色行事，佘愛珍母女開酒吧，也是僅能糊口而已。胡對唐君毅的學生唐端正，黎華標吹噓自己，令他們崇拜不已。但他實際的處境並非順暢。他靠賣文的稿費和演講費來源有限，書也賣得不多，香港《新聞天地》的稿費更少，比起張愛玲後來每年有《皇冠》雜誌社老闆平鑫濤贈送的五千美元，胡的生活相當拮据。
我在日本留學時期，曾結識出身香港新亞書院的楊啟樵教授。他當時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在廣島大學教書。後來有一年，我從紐約赴日度假，與他重聚。他回憶他的老師唐君毅曾托他從香港帶一把琴到東京，交給胡蘭成。1969年11月6日胡蘭成給唐君毅信上這樣寫：「得楊啟樵君信，知琴已攜至京都，等便時可送至捨下。」楊啟樵談起唐君毅託他帶琴的這件舊事，頗感唏噓。他發現胡蘭成在東京是住在黑揪揪的酒吧間，在吧台旁邊與他談話，生活條件慘不忍睹。這和他文章所描寫的弦歌不絕，處處留情的情況，有很大的落差。
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一文中回憶她們姐妹三十多年前到往東京探訪胡家的往事，說的也是同一個酒吧間：
福生市以市東為美軍橫田基地為人知，胡奶奶（佘愛珍）50年代在此開酒吧，房子先租後即買即現下我們住的同一幢（棟），屋舍數十年來沒變動吧，乍看與一般日人家屋無異，平房木造建築，庭院環繞（只有屋後臨胡爺爺書桌一叢竹是胡奶奶認真照顧的，其餘任野草茂生，不似日本人家再小的院子一花一草的皆有安排），大而寬敞的客廳連餐廳，木頭地板須脫鞋入內但無榻榻米日式氣味，洗手間緊鄰有二間，別男女，是當年酒吧間形制清楚的遺跡。..........胡爺、胡奶似也別寢，他們將書房連臥室的單人床讓仙枝（林慧娥）睡，胡奶奶堆滿什物的雙人床（給）我和天文，她自己在廚房隔壁的雜物間搭了臨時行軍床。」
「（日本朋友）聽聞我們在奈良公園被大風吹跑了錢包，便道別時包給我們仨一人一封兩萬日幣紅包，怕我們回程行囊空空沒錢買小禮物吧。我和天文默契不動這錢，並遊說仙枝走時全數留胡爺書桌抽屜補貼我們的花用。仙枝亦同意，回台灣後胡爺信裡感謝仙枝將一己餘款全留下。
「晚景淒涼，走投無路」
終於胡還是向唐君毅開口求助。1969年12月30日胡蘭成給唐君毅的信說，「弟今年六十四矣，為學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倘在台灣有可任教之機會，乞兄一留意焉。」可是唐君毅在台淵源不深，他從前的新亞同事錢穆，在港時也曾看過胡的書稿，但與胡並不投契。胡只得央求領國民黨津貼在港辦《新聞天地》的卜少夫。他在給卜的信中，倒是很坦然地說自己「晚景淒涼，走投無路」。
實際上，胡是很早就為自己赴台發展鋪路的。早在1961年11月，國民黨八屆四中全會閉幕，蔣經國等15人當選中常委時，胡就在《新聞天地》（1961-11-11）發表「中國的民心」（東京航信），著力吹捧。同時還給香港的「民主人士」射了冷箭：「日本友人去臺灣回來皆敬重蔣總統。而還有的是去了香港回來的，則對蔣總統仍懷好意，但是歎息有些中國民心離開蔣總統了，這是在香港所謂民主人士宣傳所致。」
1962年8月，胡寫《世界之轉機在中國（臺灣）》，請唐君毅閱後交蔔少夫在《新聞天地》連載。1969年12月，他的《建國新書》在《新聞天地》連載。《蔣總統祕錄》在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他也稱是他牽線搭橋之功。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四川宜賓人。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取自互動百科）
卜少夫在1985年九月號的《傳記文學》寫《張曉峰先生樸素》，提及「胡蘭成抗戰時期民國廿八年與我在香港西環結識，以後他投奔汪精衛，成為汪的文膽，他的才華、文筆，不能否認有功力而傑出。.....戰後他寄居東京，漢奸身分而未予以被清算，政治上恩怨上引起很多爭論，可是他基本的思想是反共的，我絕非以私人情誼，......胡蘭成寫了一本《山河歲月》，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否決了馬列那一套。因此我向曉峰先生推薦，當即聘以客席座講，優禮有加。」
胡蘭成也於1980年出版的《卜少夫這個人》文中說：「我識少夫近四十年，我變得很多，他則依然，可以送一句他人的句子：『惟有清香如舊。』......數年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佈告海內外國人，不究過去之政治經歷，但要團結反共，當時少夫自發的為我聯絡，我遂有台灣之行，不料備受攻擊，無話即短，但此後亦有了極大成就，這多要感謝少夫的熱心。」
卜少夫為他赴台遊說，但能有效說動蔣介石，同意讓他到台灣的一定是更高層人士。張愛玲推測是陳立夫（皇冠版《小團圓》，頁8）。陳與胡同是浙江人，有同鄉關係。
老年胡蘭成和張愛玲小團圓手稿。（作者提供／中新網）
胡蘭成所說的「數年前」是1972年，那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北京，日本與與台灣斷交，接著是各國與台灣的斷交潮。此時胡蘭成的忠心來歸，顯然是蔣父子所樂見的。兩年之後，1974年5月，胡蘭成終於到了臺灣，住華崗，任文化學院教授，開講「華學、科學與哲學」。
胡為了讓張其昀看重自己，在給張的信中，還天馬行空的說了一番口氣很大的話，不忘月旦人物：
今所謂宿學與國家博士，除如李濟之考古學有成績，餘虛名耳。弟每見年輕人有佳者輒深致期望，而每招失望，如於高懷民，再叩之即淺妄。今夏弟把禪宗又下了一番工夫研究，再者吳經熊著《禪學的黃金時代》，乃如學生之作業。蓋禪宗自達摩至六祖慧能惟言佛法本體，自七祖後，馬祖臨濟等始揭出本體之動，妙意在一機字，而吳著於佛法本體尚無真知，更全不提及機字，甚至於禪語錄文法亦多誤讀。吳且如此，餘人可知矣。方東美尚較佳，然亦略無新意。昔曹操與劉備煮酒論當世英雄，視之如埃塵，學問亦須有此氣概與見識始能開創歷史也。
張其昀曾任國民黨許多重要職位，包括長期擔任教育部長。他1958年下臺後，失去實權，曾想當教主（後來創全神教），因為官多年，無暇做學問，乃創立中國文化學院（即今文化大學），以呼應蔣介石對抗大陸文革而提倡的文化復興運動。但學院開辦後，無人無錢，只好教員靠兼任，錢靠拖欠。當時我在中研院，知道有些同事人上了他的當。他發函請史語所研究員（似乎是黃彰健）去教書，一個月沒有領到薪水，去信問，回函說，中研院已有薪水，所以不另發薪水。文化學院當時聲譽不佳，張其昀向海外華僑募款，以教學樓前懸掛署名匾額答謝，但大樓不夠多，以致鬧出一棟樓掛了幾個匾額的笑話。
張其昀野心不小，他還仿照中研院院士制度，在文化學院內創設哲士，等同院士，頒給一些名人，臺北文化界傳為笑談。他也頒給胡蘭成一個哲士，他自己不能辨識學術是非，可能聽信胡蘭成說的大話。他提倡「華學」、「全神教」，似乎都有胡蘭成的影子。兩人聲氣相通，如胡與唐君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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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專文：青山綠水，幾度興亡——重讀汪精衛及胡蘭成詩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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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台灣苗栗人，受業於國學家徐復觀門下，曾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紐約聯合國總部。曾出版《昆沙─金三角傳奇》（允晨）；並與Richard M. Gibson合著英文《秘密軍隊——蔣介石與金三角毒梟》（The Secret Army--Chiang Kai-shek and the Drug Warlord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