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電影《小野田：叢林萬夜》講述了備受爭議的二戰日本軍人小野田寬郎的傳奇故事，電影中的民族主義和假新聞主題到了現在更具現實意義。
1944年1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日本少尉小野田寬郎（Hiroo Onoda）駐紮在菲律賓的一個小島盧邦島（Lubang）。在小野田抵達後的幾周，美軍攻擊迫使日本軍人進入叢林——但與大多數戰友不同，小野田在島上隱藏了近30年。1959年，日本政府宣佈他已經陣亡，但實際上，他還活著——他堅信正在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就是在皇軍回來之前控制該島。他一直深信戰爭從未結束。
1974年，當小野田回到日本時，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他是最後一個從戰爭中回國的日本軍人，不久之後，他的回憶錄出版，成為暢銷書。他的經歷被哈拉里（Arthur Harari）拍攝成的電影《小野田：叢林萬夜》（Onoda: 10000 Nights in the Jungle）。該片於2021年在坎城電影節（Cannes Film Festival）首映，近日在英國上映，贏得了評論界的好評，也引發了爭議。德國電影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將於2022年6月出版以此故事改編的小說，澳洲籍菲律賓電影人斯圖爾特（Mia Stewart）將於2022年晚些時候完成同題材紀錄片。
小野田的故事顯然是一個吸引人的題材，但是，隨著戰爭、民族主義和「假新聞」的主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他的故事仍然像近50年前他走出叢林時一樣引人入勝、備受爭議。
Getty Images 二戰的最後幾個月裡，小野田寬郎（攝於1944年）駐扎在盧邦島 1942年，小野田被徵召入伍，在中野軍事學校（Nakano Military School）的二俁分校（Futamata）接受游擊戰鬥訓練。他的訓練與傳統的武士道「戰陣訓」（Senjinkun，日軍戰鬥手冊）並不符合，該手冊禁止日本戰鬥人員被俘虜，要求他們戰鬥到陣亡或自我犧牲殉國。但小野田在1944年底被派遣到盧邦時收到的命令是「絶不允許自殺」，這是他在1974年的回憶錄《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戰爭》（No Surrender: My Thirty-Year War）中寫下的。「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能自願放棄自己的生命。」
小野田的任務是摧毀盧邦機場和港口的一個碼頭，以及摧毀任何試圖降落的敵機和機組人員。這個任務失敗了，當敵軍控制了小島，他和他的戰友撤退到叢林中。戰爭很快就結束了，但是1945年8月15日，小野田和其他三名戰友看到日本投降的傳單，他們認為是敵人的欺騙戰術，仍然躲在叢林中，在蛇蟲鼠蟻間，以香蕉皮、椰子和偷來的大米為食。他們不願因為饑餓而投降，認為這是敵人的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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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搜索隊試圖尋找他們，但小野田認為他們是敵人的俘虜，被迫來誘降他們。他看到家庭成員的照片，也覺得是偽造的——小野田並不知道他的家鄉已經在重建了。1950-53年朝鮮戰爭期間，他聽到上空飛過的飛機聲音，認為是日本的反攻，而扔在島上的報紙被認為是「美國佬的宣傳」。小野田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早在1959年，他和他的同志小冢金七（Kinshichi Kozuka）「已經形成了太多的固定觀念，以至於無法理解任何不符合這些觀念的東西。」
1972年10月，小冢金七最終被當地警察開槍打死，但小野田獨自在島上又待了18個月，直到遇到一個名叫鈴木紀夫（Norio Suzuki）的古怪的日本探險家，雙方才達成協議。如果鈴木能把小野田的指揮官帶到盧邦，直接命令他放下武器，他會服從。鈴木的任務取得了成功，小野田的戰爭終於在1974年3月9日結束。
耐力和錯覺 《小野田：叢林萬夜》的法國導演哈拉里最初受到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等作家的啟發，想拍一部「冒險」電影。但在了解了小野田的故事，並閲讀了森隆（Bernard Cendron）和傑拉德·臣努（Gérard Chenu）2020年的書《小野田：叢林之戰》（Onoda: Seul en guerre dans la jungle 1944-1974）後，決定拍一部「紀錄片」，對小野田、他的家人、以及指揮官谷口（Taniguchi）少校、鈴木紀夫進行採訪以及訪問盧邦——他意識到自己找到了完美的素材來源。「整個故事都很吸引人，」哈拉里對BBC文化 表示，「你不可能不被它打動。」
《小野田：叢林之戰》的細節也被還原在電影中，與親密的體驗——比如軍營中大米緊缺導致的矛盾和新年的儀式，與暴力衝突的場景巧妙地交織在一起，並在軍事學校倒敘小野田所接受的軍事信條。盧邦島的真實場景，以及由遠藤雄彌（Yuya Endo）和津田寬治（Kanji Tsuda）飾演的青年時期和成年後的小野田，都令這部電影熠熠生輝。令人驚嘆的廣角鏡頭包括流動的小溪、翠綠的叢林和盛開的紫色花朵，沙灘上高大的棕櫚樹和風、雨和野生昆蟲的聲音一樣令人聯想。
這是一個關於忍耐和幻想的迷人故事——這部電影在2022年2月獲得了凱撒最佳原創劇本獎，以及法國影評人協會的最佳電影獎。
Getty Images 1945年日本投降，但小野田認為那是敵人的欺騙戰術 儘管這部電影廣受好評，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視覺與聲音》（Sight & Sound）雜誌對哈拉里的小野田刻畫提出了批評，認為並沒有從菲律賓人的角度進行有意義的挖掘。拉蒂默（James Lattimer）在這部電影在坎城首映後不久發表的影評中寫道，「隨著民族主義情緒在日本再次抬頭，對一個似乎完全展示日本帝國主義野心的人，拍一部本質上讚美的電影，往好了說是幼稚，往壞了說是侮辱，這說明出現的菲律賓人不過是無足輕重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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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小野田部隊在二戰最後幾年裡犯下了殘暴的暴行。這些行為在他的回憶錄中明顯缺失，在哈拉里的電影中也相對較少提及。據報導，有多達30名盧邦島民被殺，「不僅僅是槍傷，」電影製作人斯圖爾特告訴BBC文化頻道，還有「用刀或劍砍」造成的可怕傷害。與此同時，在喬納森·海克（Jonathan Hacker）2001年為BBC拍攝的紀錄片《最後的投降》（The Last Surrender）中，一位名叫波夫萊特（Fernando Poblete）的農民描述了他發現一位島上同胞屍體的可怕情景：「身體在一個地方被發現，而頭在另一個地方。」
哈拉里承認，他預料到電影會引起爭議。雖然他沒有為小野田的行為辯護，但確實為自己的創造性手法辯護。他說，電影的原則是「站在（小野田）一邊，就像他的團隊的一員」，以便理解一個「完全被囚禁」在自己觀點中的軍人的經歷。（他將當今世界各地的陰謀、否認和狂熱，以及隨之而來的危險行動進行了對比）。他說，持這種觀點並不意味著贊同小野田的觀點，他指出影片中包含了半虛構的場景，即島民因小野田的行為而被殘忍殺害。他說：「我試圖表明，（菲律賓人）遭遇的暴力是令人憤慨的，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此辯駁……（但）在某種程度上，這對紀錄片的場景安排來說是非常困難和棘手的，我試圖平衡兩種感覺。」
東京大學副教授、《小野田大作》（Le retour du soldat Onoda et ses résonances）的作者芹生尚子（Naoko Seriu）讚揚了片中加入的這些場景，她認為這是對這個角色反英雄的詮釋。「這部電影展示了居民們對小野田的恐懼和憎恨，」她告訴BBC文化頻道，「（儘管）這些場景與殘酷的事實不符，但它們會引起懷疑，擾亂公眾，並希望他們反思這點。」
Getty Images 這張照片拍攝於1974年，小野田離開了躲藏了近30年的盧邦叢林 正如哈拉里的電影所強調的那樣，在他的祖國戰敗投降的時候，小野田還非常年輕——只有23歲，而且很可能受到了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軍人應該為其志業而死，」小野田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二戰期間，日本有了多達5000名神風敢死隊戰士，這一事實很說明問題），如果軍人放棄職責，或未能遵守傳統標凖，後果是嚴重的：「即使沒有被執行死刑，（一名逃兵）也被其他人徹底排斥，他可能已經死了。」讓事情變得更複雜的是，小野田的秘密命令是，要想盡一切辦法生存下去，並在皇軍回來之前守住領土，這有效地隔離了他與戰友的關係。摧毀盧邦碼頭和機場的任務已經失敗，這對他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澳洲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日本研究高級講師特雷弗特（Beatrice Trefalt）告訴BBC文化，「戰爭期間拒絶投降的意識形態是強大的，」但這很難解釋小野田的承諾程度。「當然，有很多人自殺了，或者明知自己會死，卻為了做最後的努力而陷入無望的戰鬥。但如果戰時意識形態如此強大，每個人都是狂熱的，他們是如何在1945年停止狂熱的？答案是都停了下來，所以大多數人都接受投降。」她的結論是，小野田很可能是一個「非常不妥協的人」，拒絶放棄自己的原則。「這一拒絶不僅使他的兩名同志/朋友喪生，而且使盧邦的許多平民喪生。因此，當面對結束時，小野田可能會發現更容易說服自己，他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而不需要反思自己愚蠢的自尊所造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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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田並不是唯一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的軍人。事實上，許多日本軍人在日本投降後仍繼續戰鬥。1951年，21名軍人在阿納塔汗島（Anatahan）上被圍捕。二戰結束後，台籍日本兵李光輝，日本名中村泰夫（Teruo Nakamura）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亞摩洛台（Morotai）的叢林中度過了29年。橫井莊一（Shoichi Yokoi）一直隱藏在關島叢林中，直到1972年。後者透露，他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20年，但他太害怕了，不敢投降。芹生尚子說，關鍵的區別在於，許多其他的日本人「找到了在當地生活的方法」，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組建了家庭。另一方面，小野田「拒絶與（盧邦）居民共同生活。」
英雄式的歡迎？ 1974年，當小野田回到日本時，8000多名群眾夾道歡呼——日本國家廣播公司NHK現場直播了這一時刻。當時，日本正面臨著20年來最糟糕的經濟表現，而關於戰爭的進步觀點，包括贖罪，正變得可以寬泛討論。小野田及時地提醒人們，勇敢、忠誠、自尊和盡責等日本傳統美德在戰爭期間廣為流傳。他的再次出現為該國強大的保守派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宣傳工具——或者至少是一個很好的分散注意力的方法。特雷弗特說，「他與強大的派系結盟，扮演了能讓他獲得最大利益的角色。他從媒體狂熱中賺到的錢總比可憐的退伍軍人養老金好。」
在特雷弗特的著作《日本軍隊的失散者和1950-1975年日本戰爭的記憶》（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Memories of the War in Japan 1950-75）中，她描述了小野田的暢銷書回憶錄所引發的爭議。
一次活動中，一位退伍軍人質問小野田，「大聲質疑他的敘述……並指責他編造了一堆謊言，」她寫道。兩年後，回憶錄的代筆人池田信（Ikeda Shin）出版了自己的自傳《幻想英雄》（Fantasy Hero），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告訴公眾，小野田不是英雄，不是軍人，甚至不是勇敢的人。「小野田被視為英雄，」芹生尚子在談到對他性格的廣泛解讀時說，「但他同時也被視為受害者，然後又被批評為軍國主義的化身。」她總結道，小野田的回應「從來沒有明確過」。
AFP 1974年3月，小野田向菲律賓總統馬可仕投降（Credit: AFP） 如果哈拉里對小野田故事的重新講述（一部「虛構」電影，儘管如此，很大程度上忠實於主觀的事實敘述）在某種程度上是天真浪漫的，那麼他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人。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在對荷索（Werner Herzog）即將出版的小說《The Twilight World》的描述中強調了這一點，這部小說的部分內容是基於荷索在2014年去世前與小野田的對話。「一部分是紀錄片，一部分是詩歌，一部分是夢想……有點像現代版的魯濱遜漂流記」，出版商這樣描述道。顯然，小野田傳說中的奇幻元素與它有爭議的事實一樣具有吸引力。
斯圖爾特正在完成一部紀錄片，從菲律賓人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事件。在「尋找小野田」的籌款頁面上，斯圖爾特描述了她自己的母親是如何在盧邦長大的，她聽說一個「神秘軍人」的故事，這個軍人藏在他們村莊旁邊，會對接近他的人造成傷害。斯圖爾特在接受BBC文化採訪時表示，「我們很容易將穿越時空拒絶投降的軍人、武士精神和倖存者浪漫化。當我第一次了解小野田時，我也很敬畏他。」
但斯圖爾特的電影預告片強調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在其他報導中可能被低估了。對於小野田來說，戰爭並沒有在1945年結束，但對盧邦的菲律賓人來說，情況也沒有到此結束。她說，菲律賓人民的聲音需要被聽到，「以便反擊小野田的英雄形象，讓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得到關注和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