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世上，哪裡還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領導層交替制度？候選人是從數據庫中發掘、受邀請參加茶會、被國內最有權勢者殷勤地拉攏，再經過嚴格的心理測試，勉強地加入政治，再被精心栽培成部長。
在多數民主國家，人們的驅動力是來自抱負、理想和感覺社會不公而加入政治。他們通常從基層做起，慢慢向上爬升，並從得來不易的選舉勝利中贏得支持，進而建立本身的權力基礎，再問鼎高級領導職位。
看看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之間，美國的奧巴馬、澳大利亞的陸克文，韓國的李明博和台灣的馬英九是如何地經過馬拉松式的競選過程，才千辛萬苦贏得大選。他們從叫人精疲力竭的黨選舉和選戰中學習政治技巧、磨煉領導才能。他們在競選過程中還得利用龐大的資源、消耗無比的能量，並應對來自強大對手和肆無忌憚的媒體。反之，正如批評者所不忘指出的，一些新加坡部長因選區沒有對手而不戰而勝，從未經過選戰的洗禮。
在長堤彼岸，巫統的政治人物得集結基層支持，抵擋包括來自黨內的強大反對力量，一路拼搏上位。到他們有機會代表黨競選時，他們已在支部選舉中經過一輪選舉戰火的洗禮。前人民行動黨議員張有福苦笑說：「馬來西亞的同行都是老練的政治人物。所以當我們見面時，他們會說，你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技術官僚。在某種程度上， 情況確實是如此。我們的許多部長和議員都是被空降到支部的技術官僚。」
公共政策學者梁文松同意，人們被說服進入政界並培養成為部長的領導制度是獨一無二的。他說，在政黨政治非常濃烈的國家，第一個機會總會是讓給忠誠黨員，而不是外人。
在政治學講師何啟良看來，行動黨規劃領導層更新，保障了政治穩定和連續性。他說，這避免公開競爭並減少派系的鬥爭，因為候選人是獲得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幹部的認可和支持的。
著名學者馬凱碩曾評論說，人民行動黨不斷招攬年輕人，以避免同樣的人一直當權的做法是非常罕見的。他能想到的最接近這一制度的例子是中國共產黨，它也在全國選拔並栽培最優秀人才。「就某些方面而言，它甚至比人民行動黨更無情，因為它的制度有個非常嚴格的年齡限制。」
不過，儘管論者肯定人民行動黨式的領導層更新模式有其長處及優點，他們也不禁想弄明白，這樣一個透過引進才智出眾的技術官僚和受政府重點栽培的獎學金得主，使他們成為政治領導人的制度，是否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缺陷。
他們不約而同指出，這些空降成為領導人的政治人物從不須要經過激烈的選舉爭鬥就能身居要職，從未經歷政治生活的考驗和磨難， 也從來不用經受徹夜難眠，擔心隨心所欲的媒體會去挖掘他們過往的折騰。他們從來無需面對民眾因不滿他們的政策而上街遊行抗議，也從未需要面對懷有敵意的反對黨對他們虎視眈眈。
（相關報導：
鄺健銘專文：也是「一黨專政」，為什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形象這麼不同？
｜
更多文章
）
因此，如果他們從來沒有遭受選舉結果逆轉或政策失敗的嚴重後果，他們又怎麼能養成希拉裡（希拉莉）．克林頓般的迅速回彈的能力和堅忍不拔的本事？他們會有克服危機或擊退嚴峻政治挑戰的鬥志和毅力嗎？如嚴崇濤所言：「假如反對黨推出一個李光耀，年輕的人民行動黨領導人能應付得了他嗎？」
思考一下前研究員王賢勤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這個難題：「當一個政黨向其有潛質的候選人保障了極高的當選機會時，它永遠也不會知道當敗選的風險明顯較高時，這些年輕男女——不管他們的才華有多出眾，是否有不惜一戰的鬥志。這就是所謂的X因素，是任何政治家都應該具有的特質。只要人民行動黨繼續發揮其巨大的影響力以維持現狀，它永遠不會知道其新人到底有多少這種難得的X因素。」
新加坡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領導人、總理李顯龍。（資料照，美聯社）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領導能力是天生而不是後天培養起來的。當人們的教育程度提高，並且日益國際化時，他們對問責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更高。他們會問，從技術官僚瞬間轉成的政治人物，能有足夠的聲望在危機時刻勸服並團結人民共渡時艱嗎？
何啟良對部長的言行舉止越來越像企業總裁表達了關切。「他們對基層政治鬥爭沒有多少認知。少了基層經驗，他們與一般民眾之間有種隔閡。他們能否贏得民心也不肯定。」
李光耀之後，行動黨還能生存嗎？
《天下》雜誌在二〇〇八年的報道中褒揚新加坡穩健制定長期計畫的能力時指出，當台灣還在為水吵個不停之際，新加坡已經能全面地管理水資源。它也指出，新加坡打從獨立的第一天起，就把解決水問題放在第一位。文章感歎地指出，台灣人的人均收入和生活素質都比新加坡差。「我們有很多可以向新加坡學習的。他們有長期計畫， 卻能夠靈活地適應轉變。他們善於洞悉新趨勢，並能趁勢直追。」
治理學學者梁文松的看法是，行動黨政府善於長期規劃，或許也就是沒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的原因。他說行動黨知道它必定會繼續執政，黨領袖於是「養成了作長遠打算、不抄捷徑的內部紀律，因為他們知道不能心存僥倖。」
行動黨領導人瞭解他們不像其他國家領袖那樣，為謀取政治利益而向人民兜售各種各樣他們不打算落實的計畫。他告訴《海峽時報》：「但是在新加坡，他們知道一旦許下承諾，就一定得兌現。」
這三個國家都長期由一個政黨統治，這並不是偶然的。「這讓政府能落實長期的公共政策，在基礎設施和教育方面大量投入，並建立了社會安全網，一段長時間之後帶來繁榮及社會穩定。簡單地說，這類一黨統治之所以獲得首肯，主要是因為它行之有效。」日本自一九五五年以來幾乎持續由自由民主黨執政。社會民主黨則在瑞典執政了將近八十年，直至二〇〇六年大選時落敗。
加德爾斯進一步說明：「在瑞典，那裡的工會強大、政府長久以來也與私人企業達成社會共識以保持平穩關係。在日本，強大的公務員體系確保公眾的利益先於私人企業的利益。在新加坡，強調高薪、能力超強的治理階層，確保公眾利益與私人企業的利益同樣獲得照顧。這很重要，尤其是面對全球化強大壓力的小國更是如此，因為只有統治階層能確保人數不多的人口能從全球化中受惠。新加坡在行動黨統治下做到了這一點。」
他解釋，這意味著人民不是看這個政黨會不會耍競選花招，而是看它的績效指數。「選民期待這批精英一次又一次地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國家的領導人無法控制海外的情況，但在國內，取勝的方法很清楚。決定性因素也非常清楚。這個方程式要求每一代的政治人物和技術官僚都必須以新的方式自我更新，以應對新的挑戰。但最終，它每一次都必須拿得出成績。」
這名前東亞研究所主席觀察到，行動黨有自己確保表現良好的 一套，對無法成功的人毫不手軟。「指標非常明顯。你如果加入行動 黨，就必須知道它對你的要求。你必須有所表現，否則就出局。你如果做不到你承諾會做的，那你也出局。」
新加坡的制度經常被批評為不民主、甚至專制，不能容忍異議並排斥反對黨。對此的回應是，行動黨有別於當政的共產黨，它每次大選都得重新尋求人民的委託。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選民可自由決定把票投給行動黨，還是其他參選的反對黨。
事實上，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每一次選舉都投反對票。一名行動黨部長曾說，他在所負責的選區走動時，他心裡很明白，所碰到的每十個人當中，就有四個半人是反對他的。他說：「如果我粗魯或沒有禮貌，下次可能就是五個半人了。」他說這些話是要解釋新加坡人可以自由地投票做選擇。
自由派也許不敢相信，但許多中國學者和政治人物說，新加坡模式吸引他們的地方，正是「新加坡政治當中的競爭要素」。中共中央黨校的報紙《學習時報》在二〇〇八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這個事實， 新加坡的制度允許其他政黨存在並參與選舉。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學及管理學教授孫景峰撰寫過兩本有關行動黨統治的書。他解釋：「新加坡雖然長期由同一個政黨統治，但這個政治制度是允許多個政黨在每一屆的選舉中爭奪選票的。行動黨每一次參選和競選時都面對壓力。
「相反的，中國的制度缺乏競爭，因為沒有選舉或競選。執政黨中共與其他八個政黨合作，而不是跟它們競爭。因為沒有競爭，所以它缺乏活力並變得自滿，不像行動黨時時都必須保持警惕以便應付挑戰。」
李光耀一次又一次地駁斥了新加坡是一黨專政國家的說法。他指出行動黨跟政府是有區分的，這跟在中國中共等同於中國政府的情況不一樣。他說如果反對黨能在選舉中擊敗行動黨，它將接管一套已在運作的制度。
他在二〇〇四年的一個論壇上說：「說到底，你如果妥善地管理這個制度，你必須把黨和政府區分開來。那麼當你失去執政權時，政府機器將依舊存在，由下一個政黨接手管理。
「所以我們雖然沒有強大的反對黨，我們還是確保這個制度在運作。這麼一來，行動黨任何時候出局，政府、國會、民事服務都還會在。警察和武裝部隊會繼續執行任務。國家不會垮掉。」
李光耀近年經常思考的不是他和一群人在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政黨的命運，而是如何使良好的國家治理能不斷延續下去。他在二〇〇六年慶祝八十三歲生日時在「萊佛士論壇」說，希望四十年內「會有一個跟行動黨一樣出色的政府出現」。
他的願望「不是保存行動黨，而是保存一套能確保國家生存的制度」。他說：「我們構建了一套可讓有才幹的人一進來就可操作的制度。別去亂改它。你只要根據績效原則操作這套制度，而不是靠裙帶關係，那你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行動黨以外的政黨能延續行動黨的管理模式嗎？李光耀回答這個逗人的問題時，承認這不容易。「行動黨的第一代領導人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制訂出這套治國模式，並把它交給下一代。而這下一代領導人，曾在一九七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之間跟著上一代領導人一起治國。
「其他政黨要能維護這套治理模式，就必須有跟行動黨部長和議員一樣有誠信、能幹和具獻身精神的候選人。」兩三屆大選之後，他們當了十二年至十五年的反對黨後座議員之後，他們才會對這個制度有所瞭解。如果由他們接手治國，這套制度才有機會獲得延續。」
＊作者葉添博 Sonny Yap，《海峽時報》高級撰稿員。林耀輝 Richard Lim，《星期日時報》編輯。梁榮錦 Leong Weng Kam，《海峽時報》高級撰稿員。本文選自三位作者合著之《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史》（季風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