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對年過50天天「接客」的她們來說有多難？26年前，一名荷蘭傳教士林迪真（Tera van Twillert）從荷蘭飄洋過海來台灣，起初住在台北萬華對街友傳福音，但同時，她也在住處附近看見這樣一群在工作的特種行業女性：「我住的地方旁邊，全都是有婦女在那等客人……我家門口就有婦女接客人，很驚訝她們年齡並不輕，40、50、60還有70歲的婦女還在那工作……」
接觸這群小姐之初，林迪真天天試著跟她們打招呼，但她們對陌生人戒心極高，總是匆匆迴避。直到某個颱風夜，林迪真出門見到一名小姐持公共電話訴說欠地下錢莊的債務，才開啟彼此對話，得知她們不為人知的痛苦。
因債務成為性工作者 想脫離卻沒能力走
「當我接一個客人到房間，我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曾有小姐這樣對林迪真說。陪喝茶喝酒、讓客人給吃豆腐或「帶出場」做性交易，是這群茶室小姐的工作，她們許多是因債務來到萬華，想脫離卻沒能力走，可能不識字，想換工作卻連搭捷運去面試都不會，也可能急於還債冒險運毒，最後落入牢獄。
2018年4月10日晚間，林迪真與來自新加坡的同事趙歆怡於台北慕哲咖啡講座分享教會組織「珍珠家園」10多年來在萬華接觸的茶室小姐種種──她們扛著大筆債務卻不願求助，總覺得社會福利要留給「更需要的人」；她們想離開茶室，卻因早年錯失教育機會而沒有能力換工作；她們很努力生活卻越活越窮，這不是她們不夠認真，而是貧窮這漩渦，一遭捲入便很難遁逃……。
月入6萬卻都拿去還債 「她們負債很常不是因為自己，是因為配偶或家人」
1992年，林迪真從荷蘭來到台灣，在活水泉教會與一群外國傳教士一起在萬華活水泉教會工作，向街友傳福音。台北街頭的街友常像隱形人，明明每天生活在鬧區，卻鮮少人願意上前搭話、避得遠遠，而林迪真試著與街友搭話的同時，也注意到另一群被隱形的存在──年過50的茶室小姐。
許多女性是因債務到萬華工作，想脫離卻沒能力走，可能不識字，想換工作卻連搭捷運去面試都不會。圖為荷蘭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抗爭。（資料照，美聯社）
被俗稱為「摸摸茶」的茶室究竟是什麼樣的地方？林迪真解說：「看你要喝茶，還是喝酒要陪還是摸，有不同的價錢……就是『阿公店』，老先生配小姐然後很享受這樣的東西，地下室有個環境，有時候會有賭搏或情色，有時候看起來合法，但會有很多不同的生意會在裡面發生……」
聽聞過「茶室」一詞者，對其印象或許就是如此，但林迪真看到的更多。與外界對特種行業「很好賺」的認知不同，林迪真說「這錢好像很容易進來，但也很容易花出去」，小姐賺了客人錢要換人情，必定回贈高級禮品，有些小姐不識字、不會搭捷運跟公車，出門也是以計程車代步，錢就這樣出去了──更甚者，她們往往背負鉅額債務，陷於貧困之中。
小姐賺了客人錢要換人情，必定回贈高級禮品，有些小姐不識字、不會搭捷運跟公車，出門也是以計程車代步，錢就這樣出去了。（資料照，取自mrhayata@flicker）
小姐們是怎樣落入貧窮的？趙歆怡分析，其中一部份是因為被灌輸「犧牲奉獻的優良品德」，她們負債很常不是因為自己、是因為配偶或家人；有一部份是傳統社被視為「搖錢樹」的長女，年紀輕輕就到萬華工作，家人都生活得很好，自己缺錢時卻不敢向家裡求助；一部份則是被送去當童養媳或早年離婚，一樣很難跟家人求助，咬牙靠「周轉」撐著，就這樣慢慢滾出了債。
「我的人生只剩下尊嚴了」苦撐債務與貧困 想把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
窮歸窮，人活著還是需要尊嚴的。趙歆怡說，雖然現在有社會福利可以申請，例如法扶基金會可以協助債務人消債，但很多小姐不會想去找資源來用，一來是不知道自己的權益，一來是希望留給「更需要的人」。
趙歆怡嘆，她曾跟一個小姐說「妳就是那個更需要的人」，對方仍想著「給別人用就好了」，原因在這：「有句韓劇經典台詞是『我的人生只剩下尊嚴了』，你如果把我的尊嚴拿掉，我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嗎？我還要去跟人家說我怎樣怎樣慘，不就沒有尊嚴了嗎？」
她們願意使用的求助方法有限，例如向地下錢莊、朋友或茶室老闆「周轉周轉」，她們不願接受施捨，堅持用「借」的，雖然不一定還得起，但她們會盡一切努力去保住一份尊嚴。
「我『周轉』這詞就是在萬華學的。」林迪真回憶，曾有一個朋友向她借數千元，說一個禮拜後就還，時間到了沒能力還款，便做了這樣的事：「她為我做一個蘿蔔糕，很──大的一個蘿蔔糕，隔周再送我一個蘿蔔糕，我第一個還沒吃完喔！我就跟她說，那幾千塊是送給妳的……」
這起「蘿蔔糕事件」，讓林迪真體會到台灣婦女其實非常盡所能地去盡她們的責任，但有時候這份「責任感」，也會讓小姐們陷入難以脫身的狀況。趙歆怡舉例，她看過許多小姐去茶室賺錢，跟老闆借數萬元，扣除一天200元薪水慢慢還款，這讓她起先很訝異：「不是去外面工作一兩個月就能還完嗎？」
台灣婦女其實非常盡所能地去盡她們的責任，但有時候這種金錢壓力，也會讓小姐們陷入難以脫身的狀況。（資料照，林彥呈攝）
儘管理性上知道有更快的賺錢方法，小姐們總想著「一定要把錢還完才能走」，後來趙歆怡才慢慢了解，茶室有一些「特別的關係與規則」是外人無法理解，這是人情問題，也是小姐們盡力維護的最後一份尊嚴。
別無選擇的人生：不識字不會搭捷運 被面試官嘲笑「找工作還要帶秘書」
許多小姐想脫離萬華，例如一位轉任清潔工的小姐曾告訴林迪真，她覺得自己有時候有價值、有時候沒有，林迪真追問區別在哪，對方回：「如果能替家人出錢，很有價值；當我接一個客人到房間，我覺得很沒有價值。」
但她們不一定有能力脫離。趙歆怡舉例，過去傳統社會裡女性的教育權利常被犧牲，因此落入「別無選擇」的困境，例如曾有一名小姐想轉業找工作，但不識字，履歷寄不出去、面試沒辦法自己搭捷運找到公司，只好讓趙歆怡與其他同事陪著，結果被面試官笑：「找一個工作，還要帶妳的秘書來喔？」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人住台北這麼久還不會搭捷運嗎？但真的有，她連捷運都不敢搭，因為她會迷路……妳缺乏教育就缺乏選擇、缺乏權力，變成一個不平等的現象。」趙歆怡嘆。
連捷運都不敢搭，怕會迷路，因為缺乏教育就缺乏選擇、缺乏權力，變成一個不平等的現象。（資料照，顏麟宇攝）
也有些小姐不一定想離開茶室，渴望還清債務以後繼續賺錢過生活，但未必能如願，可能越陷越深，林迪真便曾遇過這樣一位朋友：「她天天賺的錢都給小弟帶走，多渴望有一天這錢不是給別人帶走，是給自己用，但這樣的婦女非常容易被利用……。」
有的小姐天天賺的錢都給小弟帶走，多渴望有一天這錢不是給別人帶走，是給自己用。（資料照，顏麟宇攝）
林迪真回憶，該名朋友後來被找去泰國運毒，去程給10萬、回程給10萬，就這樣做了幾輪，還帶其他婦女一起去，沒想到最後3名婦女都要坐近10年的牢。林迪真說，萬華很常會看見一個「下降通道」，越來越不好，到最後讓人不敢求助、甚至因為「對我們來說是很小的事情」而潰堤，例如曾有一位朋友要坐6個月的牢，完全不敢講，甚至想過以自殺解決。
「通往成功的路只有一條，失敗的理由卻是千百萬種」
說起這些年陪伴小姐們與貧困婦女的經驗，趙歆怡說：「有時候我會想，她們活在另一個世界，要是我掉進去我就死掉了，我是沒辦法在那種世界生存的，因為我沒有在那裡生存的能力……」
目前趙歆怡與林迪真所在的「珍珠家園」，能提供就是陪伴與鼓勵。儘管小姐們對於陌生人極有戒心，也通常不太願意主動開口求助，社工仍堅持在不造成干擾的前提下持續探訪她們，可能邀她們參加手工班、逢年過節送個小禮物，時候到了，需要求助者便可能自己上門。
林迪真說，在服務這群婦女時，最需要的是「信任」，必須花很長時間經營，對方才可能願意坦承最難以啟齒的困擾：「她越來越信任我們，我們也越來越信任她，我可以罵她，她還是知道我愛她，這是很真實的關係，她跟我們會成為同路人，我們走錯要跟她們道歉，但有時候她們也讓我們失望，這時候就要說『沒關係，再站起來』，這我願意繼續做，因為她們成為我生命中真實的朋友，你要珍惜她、欣賞她……」
小姐們對於陌生人極有戒心，也通常不太願意主動開口求助，社工仍堅持在不造成干擾的前提下持續探訪她們。圖中人物與事件無關。（資料照，顏麟宇攝）
談起萬華特種行業的貧困問題，趙歆怡引述基督教解放神學強調：「窮人不是天生存在的，是結構跟體系創造出來的，我們可能常覺得是因為你不努力、或做錯了一些什麼選擇，但我們也要知道背後有很多他無法控制的因素在裡面，文化的因素啊，或整個社會結構。」
「你生下來，就有80–90%決定你會不會成功了……通往成功的路只有一條，失敗的理由卻是千百萬種，你可能騎機車下雨天滑倒，請假太多被開除就沒薪水了，就去借錢；可能只是吵架離婚要自己帶小孩，但長輩不能幫忙，就貧窮了；或貧窮文化的繼承，他不想要那樣子，但他就沒有辦法，像台大的人家裡很富有的也有貧窮的，但不一定每個貧窮人都能進台大。」
通往貧窮的理由有千萬種，可能一時運氣不好便萬劫不復，而極力想脫貧的人們，需要的從來不是指責，而是陪伴。林迪真與趙歆怡在萬華看見的，不只有悲慘，也有小姐們極力維持尊嚴、認真過生活的光芒，而這10數年來許多萬華社工無悔的陪伴，或許也成了暗夜中盛綻的繁星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