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時期，北韓綁架事件可視為某個龐大計畫的一環。一九七○年代晚期以前，北韓綁架的對象主要是韓國人，金日正上台後，他為了讓情報工作多樣化與擴大化，綁架策略便更加精進，綁架的對象也更廣了。
為什麼北韓要費事地從海灘與小鎮擄走日本平民？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好幾年，而且我不是唯一為這件事感到困惑的人。思索北韓的內部運作成了東京、首爾與華府三地北韓觀察家的室內遊戲。我想全世界大概沒有任何國家像北韓一樣，受到如此嚴密的監控與分析。然而，我從學者、記者或情報人員口中聽到的綁架解釋沒有一樣能說服我。我的結論是，最終看來，綁架應該不是基於單一動機而起的事件。最合理的解釋是，綁架只是某個龐大計畫的一環，這個計畫可能是統一兩韓、將金日成的意識形態傳遍亞洲以及羞辱日本。「不要把綁架當成一個取得語言老師的古怪方法，它應該是北韓試圖透過革命分子來顛覆日本（可能還包括其他亞洲國家）的一個夢想，革命分子的來源則是被綁架者本身或北韓情報員，如此一來，看似毫無意義的綁架行動就會變得可以理解。」史家特薩．莫里斯─鈴木（Tessa Morris-Suzuki）寫道。「這種透過北韓訓練的革命分子進行顛覆，使日本社會陷入混亂的想法，在當時看來並不像今日所想的那麼荒誕不經。」
臻於成熟的綁架計畫
一九七○年代晚期之前，遭綁架的對象主要是韓國人。北韓軍隊在韓戰期間曾兩度占領首爾，而後撤出，每一次都抓走數千名南韓人回北韓。金日成在一九四六年「關於運送南韓的知識分子」這道命令中做了解釋，他的目標是從南韓運送五十萬人到北韓，以補足戰前數年逃離北韓的專業人員，如官員、警察與工程師。這項行動並非出於隨機。「北韓士兵拿著厚厚一疊名冊挨家挨戶抓人。」韓戰被綁架者家屬聯合會成員崔光錫回憶說。崔光錫的父親是高階警官，他也在名冊上，當時十歲的崔光錫從此再也沒見到父親。據估計，北韓總共抓走了八萬四千名南韓人，其中六萬人被編入陸軍。雖然綁架的人數在韓戰後大量減少，但綁架事件從未停止。南韓統一研究院的報告顯示，從一九五三年以來，有四千名南韓人遭到綁架，絕大多數是漁民。這當中包括一九七七年與一九七八年被綁架的五名高中生，以及一九七九年在挪威度假時遭綁架的一名老師。
韓戰結束的二十五年間，遭綁架的主要是漁夫。當時還沒有全球定位系統，因此漁船經常會不慎越過「北方界線」，也就是海上的非軍事區，但兩韓對於界線的明確位置一直未達成共識。數百艘漁船遭北韓海軍登船攔檢，然後拖回港口。被綁架者在歡迎聲中抵達社會主義天堂，這些不識字的勞工獲得在南韓罕能得到的尊重。李在根是漁民，於一九七○年遭到綁架，他告訴我他獲得英雄式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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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船，六名捧滿了花的女性上前迎接他。「不要回南韓！跟我們一起在北韓這個人間天堂生活。」她們懇求他。大多數被綁架的漁夫會在幾星期或幾個月後被釋放，北韓希望他們回去後可以宣傳他們在北韓受到很好的待遇以及北韓的高生活水準。少數人自願留在北韓，他們相信（或許他們是對的）貧窮的漁夫在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過得比在資本主義國家好。北韓一直在尋找特殊人才，這些人就算沒受過正式教育，但只要擁有特長，就能發揮用處。許多漁夫，包括李在根在內，都被北韓招募並且受訓成為間諜。他們絕大多數都被交還南韓，只有少數人如李在根自行逃走。至今北韓仍有五百名被綁架的南韓人。
金正日掌權期間，綁架計畫也臻於成熟
一九七四年的世界遠比金正日的父親在一九四八年所面對的來得複雜。金正日讓情報工作多樣化與擴大化，他綁架各國的老師，要他們訓練北韓間諜，使這些情報人員嫻熟馬來西亞、泰國、羅馬尼亞、黎巴嫩、法國與荷蘭的語言與文化。北韓綁架日本人的原因是為了盜取他們的身分來偽造護照。他們的目標主要放在未婚的中下階層男性，與家人關係疏遠，失蹤了也不會有人在意。一九七○年代晚期，日本傳統的戶籍制度尚未完全建檔，因此沒有可靠的資料庫來判別偽造的護照。而持有日本護照的人基本上可以順利進入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歡迎妳來，崔女士，我是金正日。」崔銀姬是南韓最有名的女星，當她聽到金正日的名字時，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搭載崔銀姬的船隻進入北韓西岸的南浦港。一個星期之前，她從首爾飛往香港，與她經營的一家演員學校洽談計畫。在此之前，她與她的丈夫申相玉導演共同開設一家製片廠，也就是申電影公司。電影公司關閉後，她才著手經營這家演員學校。事後證明，這場會議其實是個幌子，目的是引誘崔銀姬到香港讓北韓特務綁架。金正日伸手向她打招呼。「我不想跟這個一手策劃綁架我的人握手，但我別無選擇。」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們握手時，一名攝影師突然出現為他們拍了照片。「我不想為那個時刻留下紀錄。我也不希望為蓬頭垢面的我留下永久的證明。」
崔銀姬在香港失蹤了三個星期，申相玉開始尋找她的下落。雖然他們兩年前就已經離婚，但兩人的關係仍很密切。他曾提醒崔銀姬，邀她前往香港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現在他決心要拯救她。申相玉經常被稱為南韓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與朴正熙總統交惡前，他的申電影公司是南韓最大的片廠，曾經製作過三百部電影。就在他的前妻被綁架之時，申相玉正打算搬到好萊塢開展他的事業。在香港待了幾天之後，他也被帶到平壤。
與他的前妻相比，申相玉這個「客人」顯然較難伺候。金正日讓崔銀姬住在他最好的宅邸裡，而申相玉則是好幾次嘗試脫逃。為了予以懲罰，申相玉被判處四年徒刑。一旦承諾不會試圖逃跑，他馬上就獲得釋放。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金正日為兩人安排了一場團圓派對。「你們光站在那兒做什麼，還不上前擁抱？」他說。當兩人擁抱時，房間裡爆出如雷的掌聲。親愛的領袖要求群眾安靜。「同志們，從現在起，申先生就是我的電影顧問。」申相玉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他是南韓最具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導演，因此他的「叛逃」將會是對南韓體制的當頭棒喝。申相玉是金正日理想的導演人選：他在日本與中國受過訓練，他在美國拍過電影，熟悉西方最新的電影技術。此外，申相玉生於戰前的「北韓」，說他是北韓人並不為過，因此金正日重用他，並不會因此而被指控是向西方帝國主義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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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金日成為了引誘南韓製片家到北韓，特別承諾給予他們無限的資金與藝術自由，此後，電影就在北韓扮演重要角色。金日成相信電影是提升民族意識的絕佳媒介。每一部北韓電影都會有數十份拷貝流通全國，彩色版本在大城市放映，黑白版本則在農村地區放映。與金日成本人有關的電影總是以彩色放映，而且使用品質最好的膠捲，如美國的柯達或日本的富士。
在涉足政治之前，金正日曾主持朝鮮勞動黨組織指導部電影與藝術部門。金正日是個影癡，每晚都要看電影。透過北韓駐外使館的協助，金正日利用外交郵袋將數千部外國電影運回北韓。據說他最愛看的電影是《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第一滴血》（Rambo）與《哥吉拉》（Godzilla）。將申相玉從牢裡釋放之後，金正日隨即帶他參觀位於平壤市中心一棟戒備森嚴、濕度溫度均受控制的三層樓建築，這裡是他收藏電影的檔案館，一共收藏了兩萬部電影。這座檔案館有兩百五十名工作人員：翻譯、字幕人員與放映人員。但是這些人的重要性比不上導演，只有導演才能讓民眾轉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項歷史任務尤其需要導演技術的革命性轉變。」金正日在他一九七三年的作品《電影藝術論》中如此表示。金正日希望申相玉能改善北韓的電影產業，拍攝出能夠參加國際電影節的作品。要讓北韓電影參加坎城影展，以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的夢想。
先前因為政治與財務的雙重壓力，使得申相玉在南韓的電影公司倒閉，現在有傳言說他為了開展事業，自願叛逃北韓。如果申相玉想讓南韓當局相信他的確遭到綁架，那麼他需要證據。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崔銀姬與申相玉在金正日的辦公室見面。崔銀姬有一台小型錄音機，她把它藏在自己的皮包裡。三人圍坐在玻璃圓桌旁喝酒。崔銀姬把手伸進皮包裡，看似要拿面紙，其實是偷偷打開錄音機。她與申相玉輪番向金正日提出一些重要問題：為什麼你要把我們帶來這裡？你怎麼籌劃綁架行動？也許是談得太高興了，金正日直截了當地說：「我只對你們兩個說實話，但你們可不能對別人提起。」
「坦白說，我們的電影仍落後西方。」金正日解釋說：「我們的導演出產的都是些敷衍了事的作品，毫無新意。他們的作品陳腔濫調，怎麼拍都是同樣的情節。我們的電影總是哭哭啼啼。」他身處困境。他如何讓北韓接受外來影響而又不危及自己對北韓的控制？他派了一些導演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與蘇聯學習，但不許他們前往日本或西方國家。這是為什麼金正日如此需要申相玉的原因。申相玉說他感到受寵若驚，但他不解的是，為什麼金正日要如此費事地「綁架」他們。「我非常需要你。」金正日回答：「我開始思考怎麼樣能讓你過來，但我無計可施。所以我告訴我的同志，如果我們要讓申導演過來，我們必須策劃一場祕密行動。」
談到最後，金正日略微表示歉意。「我也會自我檢討，」他說道，「因為我從未告訴屬下詳細的計畫內容，也從未告訴他們我們會如何運用你的才能與我的意圖。我只是說，我需要這兩個人，把他們帶過來。結果這中間造成許多的誤會。」錄音帶錄了四十五分鐘，但崔銀姬怕得不敢換面。不要緊，反正他們已經掌握了需要的證據。
往後三年，申相玉繼續拍攝電影，他導演了七部，並且拍了十一部以上的電影。隨著金正日越來越信任他們，他們有了更多旅行的機會，首先是到東方集團，之後甚至可以前往東方集團以外的國家，不過身旁總是有指導員跟隨著。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們在參加維也納電影節期間，躲過指導員的車輛，逃往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紐約大學教授，在亞瑟．卡特（Arthur L. Carter）新聞學院開設報導文學課程。文章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與其他報章雜誌著有《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 Vintage, 2005）；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遠足文化，譯者：黃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