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威金森與凱特．皮凱特兩位學者以實證基礎論述的系列兩本著作，不僅是對置身時代的診斷，也是社會健全實踐的方案。第一本《社會不平等》主要論證不公平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影響，例如暴力、嬰兒死亡率、肥胖、社會流動或教育失敗等問題。依照此書兩位作者之見，如同空氣對於人類生存的必要，空氣污染成為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是另一種心理社會污染問題，造成嚴重生活品質的困境。
第二本《收入不平等》則從社會面向議題轉向個人內勢層次，顯示不公問題造成個人心理上的痛苦或生病，如焦慮、憂鬱、壓力或自戀等精神受苦或心理疾患。比喻的說，這兩本書的並置像是描繪當代人的心理社會層面的系譜，一端是精神層次與政經結構的社會，一端精神與內勢：公平正義在台灣的思索是內勢存有與幽微變動的心理。但這不是線性光譜的對立，兩本書所討論的心理現象與社會結構的交錯關連，又如莫比烏斯環（Möbius strip）互為交纏、沒有上／下、內／外之分，終究只有一個立面的問題根源：不公現象。財富分配不均製造了社會階級，當然，這不是單一因素。但階級梯度的分層現象，也構成社會經濟地位人口統計學變項的歸類，上層人是心理鄙視下層者；下層者面對上層人感到自卑。這樣的社會劇場特性，顯示社會結構與個人心理的交錯關係。
財富分配不均製造了社會階級，連帶製造出許多問題。（時報出版提供）
兩位作者以流行病學的資料與公共衛生角度，提出數據論證做為論述基礎。但可進一步思考的是，若社會財富分配議題僅是歸因社會不公的因素，忽略不公背後的相關因子，也可能會見樹不見林。尤其從台灣處境來看，文化心理層次上的連結，不可忽視。台灣政府過去訴求「幸福指標」，到現在政治人物動輒以「發大財」的財富生產為口號固然引發某些人共鳴。但更需思索的是財富「生產」或是「分配」，何者更具心理健康與社會福祉預測力的論證問題。然而，無論是幸福或發財並非憑空而來，而是能夠面對變動環境的挑戰。有人認為曾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那一輩，是「偉大的一代」，因為生存的威脅、動亂與不安，將他們體內源自古代祖先的心理優勢與總體資質激發出來，這也是一種所謂的「杜魯門效應」。杜魯門一生不算傑出，卻能在羅斯福總統死後，一躍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就是在動態環境中展現毅力、勇氣和遠見。
因此，有挑戰，有幸福，而非安逸度日只想過發財夢的生活。心理學家福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研究指出，具備幸福的正向積極情緒，得以拓展智力的、社會的和身體的資源，增加人們在面對威脅或機會來臨時，可以有效動用的儲備庫。無論外在條件如何地變動，內勢能產生積極幸福感不僅開拓心智視野，也提昇寬容度、創造力和接受新挑戰的信心。幸福的評量不是指數公式，而是一種創造。所謂有價值的生活，不只是指使人們可以度過艱困時期或災難時刻，更是其能夠將注意力擴展至人類生活與身心健康狀態的向度，進而建構快樂且有意義的康健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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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本書《社會不平等》留下的個人心理議題，兩位作者寫第二本書《收入不平等》加以回應。事實上，社會公平涉及的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也是重要因子。有趣的是，心理學研究顯示，當有機會可以進行資源分配時，受試者期待的是「公平即正義」法則，透過公平分配符合心理反應。然而，當操弄研究變項，受試者面臨的分配處境涉及自己或同一團隊的利益時，績效獎勵的「比例分配」反倒成為實質分配的規則。人們很難直接以自私或利他分類，而是涉及置身處境的策略應用。這也是無論高喊知識經濟或庶民經濟，經濟民主是更根本的訴求。不過，只是從社會制度政策面思考，不公義現象仍在。回到自我的心理層次分析，是當代的重要課題。社會「應該」平等的背後，是心理「能夠」相信的前進。台灣過去長期一黨獨大，政黨輪替的時間相較於一黨專政的壟斷，至目前尚是短程。但因為有「改變」帶來的「希望」感，民眾期待快速滿足的需求效應成為集體情感。但過去學者已指出，社會階級、原民權、性別權、勞動權等社會改革議程，是一黨專政時期，在野力量訴求草根（現在叫接地氣）民主的政治抗爭重要行動。但當第一次政黨輪替，這些議題進入制度程序時，在期待感受可以立即改變的心理需求投射下，匯集了實質績效的威脅力。但改革往往難以立竿見影，在此狀態下，民眾產生了執政者「換了位置換腦袋」的質疑。
作者認為，政黨輪替後，改革往往難以立竿見影，在此狀態下，民眾產生了執政者「換了位置換腦袋」的質疑。（資料照，BBC中文網）
社會結構改變的長時程與心理需求無法延宕滿足的張力下，憂鬱或焦慮或更自戀的心理又惡性循環的影響社會改革議題。目前第二次政黨輪替推動的「轉型正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無非都是在這樣的漩渦。就政治事件而言，當人民的心理需求感受到被剝奪或無法滿足，物質性話語的拋出，固然暫時填補了「不足」被看（聽）見。但這只是將「心理」或「精神」層次的「實體化」，並未解決空缺感的根源。真正的空缺不是被填補，而是本來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無法透過訴求公平正義就足以徹底地回應。
兩位作者的哲學預設，偏向哲學家羅爾斯（Rawls）的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意指沒有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階級、資源、能力、智慧、優勢等，各個團體也沒有預設的看法和傾向。但無知之幕背後的人並非全然無知，他們還是了解社會的一般運作法則，經濟現況，歷史背景等。無知之幕是個想像的道具，每個人進入幕後都會回到原初狀態。如此無知之幕的公平即正義原初條件，在當代心理人類學的文化部落與資訊數位社會的影響因子交錯下，是日趨複雜的議題。但當民粹動員只是高喊公平精神，卻訴諸發財的物質性落差，如此的措辭對於構成社會的心理剝奪感是否得以深刻理解，或者就是政治口號的虛性滿足，是讀者閱讀這兩本書時，更為關鍵的在地思考行動。
我們可以回到台灣於二○一四年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加以對應反思。精神分析家拉岡（Lacan）曾提出「現實」（reality）與「真實界」（the real）的裂口。「現實」是彼此交往和生產過程中，真實的人的社會現實處境；「真實界」則是指那不可見的、決定了社會現實裡將發生什麼事情的「抽象化」、幽靈般的資本邏輯。當人們來到一個景氣低迷、欠缺未來生活願景、破壞生態災難、人為痛苦與不幸事故頻傳的處境裡，就能體驗這種現實與真實界之間的裂口。但當時二○一四年馬政府一味訴求現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資本發展、貿易協議、談判信任、國際信用，以及邁向財政健全的經濟提升方案等「物質性基礎」話語秩序。目前台灣台面上投入二○二○總統大選的人物，以發大財並訴諸人民有錢、國家安全的口號；或是全台首富也加入選戰的局勢，無非顯示訴諸財富的物質性策略，仍是現實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最高形式，而是在於我們往往忽略這幽靈般的「抽象真實界」，卻不斷地被「現實化」、「物質化」、「商品化」，引發人們的經濟心理恐慌，以追求發財的景氣經濟為生活許諾，但這是以遮蔽了人類基本的匱乏／欠缺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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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太陽花學運另人反思，當人們來到一個景氣低迷、欠缺未來生活願景、破壞生態災難、人為痛苦與不幸事故頻傳的處境裡，就能體驗這種現實與真實界之間的裂口。（資料照，吳逸驊攝）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人類注定徘徊在不斷地尋求，永遠不可能再尋獲的匱乏客體的鄉愁旅途裡。由此行旅探問，我們的社會從來不是和諧的合奏團，和諧總是經由想像所建構。政治體系的運作目標，就像是從中世紀的黑暗大陸，經由文明化歷程轉變為進步的現代，試圖在猶如天堂與地獄，毀滅與拯救、墮落與救贖的雙極性下，尋覓社會生活的秩序與和諧。於是，政治運作建構了自身正當性。然而，人類的真實界存在著無法符號化的領域，正因為如此，給出了政治空間。民主使得各種的操縱、腐敗、以及煽情的法則等面向，成為可能。
只要我們一旦想要抹除這種變異畸形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就失去了民主自身。真實、靜謐與全然潔淨的民主，並不存在。如此主體和他者具有欠缺的處境，反而是溝通、妥協、改變、對話的契機。然而，政治場域的權謀操作，不斷產造象徵符號試圖填補匱乏，營造美好想像的物質性和諧，社會恐將淪為充滿惡兆的逆向烏托邦（dystopia）。
這兩本書的中文出版，也讓我們重新反思，失序（disorder）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失序社會的狀態，深刻化了意義消褪、秩序迷亂和凝聚力瓦解的受創處境。現代性的創傷，時態已不再是歷史時間、都會空間交織而成的身體意識，時態已被「去歷史化」、「去肉身化」，徹底抽空為封閉的符號體系，以差異區辨作為運作模式。消費社會下的偏差／正常分類邏輯，也新興了各種改變生活形態行業，如心靈雞湯的心理熱書籍暢銷或各類心靈提升的勵志訓練營。相對地，也呈現高診斷率的、與生活形態相關的精神疾病。例如書本提到的社交焦慮，無非同時是對「過去」生活情節的擔憂，又對「未來」生活產生不確定的認知情緒。
兩位作者提到如果生活水準都已提升，焦慮程度卻不減反增，我們就不能從物質生活缺乏的角度來尋找成因，該把焦點轉到社交生活上。社會生活中，「自我意識過剩」的症狀包含害羞與社交恐懼，他們認為這或許是整體焦慮感上升的重大原因。幸福感與我們對薪資的滿意度，取決於與他人薪資比較的結果，而非薪資是否足以負擔自己所需的物質生活。但社交焦慮的認定，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涉及個體對「自我」的表徵差異。過去研究認為相較於西方強調獨立自我觀，並透過社會教化及社會結構所鞏固的「獨立我」系統；在強調社會關係取向的華人社會下，社會規範與人我關係型塑出個體社會行動，以及與自我概念的關連是重要因素。目前台灣研究發現強調社會關係取向的「互依包容的自我」，是傳統社會型塑的自我內涵核心，而華人社會在現今現代化和社會變遷之下，已逐漸發展出兼容並蓄傳統文化自我、西方獨立我的「折衷自我」的現身。折衷自我的概念面對社會財富不均與健康不平等處境，是如何與他人比較，平等主義的訴求是否就足以回應台灣民眾的社會心理狀態，是閱讀此兩本書時，得以深究的議題。
作者指出，兩本書都提到如果生活水準都已提升，焦慮程度卻不減反增，我們就不能從物質生活缺乏的角度來尋找成因，該把焦點轉到社交生活上。（圖/Jenavieve@flickr）
進言之，台灣社會的政治心理藍綠極化，除心理上的情感傷害，社會信任感的失落文化，亦是關鍵。這使人想到精神分析的一則笑話：當某人被鄰居指責弄壞了借來的茶壺時，會先表示我歸還的時候沒有壞，接著又說茶壺本來就壞了，最後則是否認他曾向鄰居借過茶壺。彷彿只要其中任一個藉口被接受，就可以證明他沒做錯。「借來的茶壺」如此前後矛盾的論據，只是為了否認一個事實，我還給你的，是一個破壺。當政治人物老是為自己的信任失格尋找理由，其邏輯與「借來的茶壺」如出一轍。要否認的是，留給台灣的資產是信任文化崩解的事實。
信任不只是個認知議題，是對世界系統的穩定信念，更是一種情緒安定的特徵。從信任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信任的基礎來自於一種個人內在秩序的「民主化」歷程，也就是透過自律的發展而形成信任，並非透過外在他律法則的「殖民化」歷程而形塑。精神分析家弗洛姆（Fromm）曾指出，過去的社會安全而不自由，人們嚮往自由；現代的社會是自由而不安全，人們卻意圖逃離自由，對安全秩序和轉型正義的信任系統已然動搖。置身國際潮流與在地變革中的台灣社會，重建正義社會與信任心理文化，進而創造健康均等的友善環境，是無可迴避的重大議程。
＊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本文為《社會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兩書的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