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15日早上八點半，清潔員黃水發一如以往地清掃著他的責任區域、青年公園外的河濱公園。這一帶，在日治時期被稱為「馬場町」，一聽就知道和馬有關。不過和今日華麗的馬術教室不同，當時這裡是讓步兵和騎兵學習馬術的場所──它開闢的時間約為1909年，那時負責打仗的軍隊裡還有著騎兵隊呢。
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馬匹慢慢地退出了戰爭的舞台，但「馬場町」的名字留下了。原本供馬匹暢跑的河灘地，之後改成了讓飛機起降的場所。1930年，這裡被擴建為「台北南飛行場」──是的，今日著名的「南機場夜市」中的「南機場」，指的就是此處。當飛機也不再於此起降後，它就搖身一變，成了……刑場。
是的，刑場。為了防止颱風期間暴雨讓新店溪水暴漲，上演水淹南機場的慘劇，修築了堤防。1949年5月，堤防完工，從台北市內望去，再也看不到月光下蜿蜒的新店溪，看到的只會是一堵灰色的高牆。對於威權政府來說，這堵高牆可說再方便不過了──那是城市之中的密室，無人會前往窺探的場所。戒嚴時期，此地變成槍決政治犯的絕佳場所。砰──砰砰──砰──。在《超級大國民》中，每每出現在主角許毅生夢中那片瀰漫霧氣的黑暗草原，正是刑場時代的馬場町。
1954年左右，槍聲不再繼續響起，取而代之的是喧鬧的各省口音。有鑑於當時的人口與住房壓力，此地蓋起了30多個眷村，與達官貴人使用享受的臺北高爾夫球俱樂部，刑場移到更為偏僻的安坑，槍決也繼續執行。隨著移居者的進駐，原本就飽受壓抑的恐怖過往，絕少再被提起，直到解嚴後，禁忌不再是禁忌，原本被壓抑的記憶終於得以浮現──1993年，由政治受難者所組織的團體，開始在馬場町河濱公園舉辦秋季追思會。
負責打掃這一區的黃水發，是否記得這裡曾是刑場？不好說。但他肯定很難忘記4月15日這天。這天他按照一般流程，為台北市民保持整潔時，一晃眼便看到環河南路高架道路一側的人行步道上，有一個用多層黃色塑膠袋裝著的垃圾。收垃圾，那是他的工作。
然而那包垃圾，實在是太重了。到底裝了什麼東西啊！黃水發皺起眉，忍不住好奇心拆開了它。一層，一層又一層，總共三層的塑膠袋拆開後，露出了一隻手。黃水發沒有立刻就驚慌失措起來。他以為那是時裝模特兒的假手。
誰這麼缺德，把假手就這樣丟在這裡？那時，台北市還沒開始試辦隨袋徵收垃圾費，甚至也還沒有開始推動「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因此，路邊四處都是約定俗成棄置的垃圾堆。但這個為什麼會丟在這裡？詫異歸詫異，他還是習慣性地伸手去摸，確定一下。沒想到這個動作，卻讓他渾身寒毛一豎──那是真的人手！
從天空掉下來的雙手
獲報後，萬華分局很快地找來市刑大鑑識人員趕往現場。在檢察官余來炎、法醫伊嘉祥與鑑識人員的檢證下，判斷死者應該是年約三十五歲的女性。由手臂的長度，研判身高約為一百五十五公分左右。特徵是右小指尾端有因傷彎曲的傷痕。由於手臂尚且「新鮮」，肌膚尚有彈性，且無腐敗異味，因而判斷被肢解的時間距離棄屍不久，應為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
那麼，為什麼會丟在河濱公園的人行道上呢？還是離水門只有三百公尺的地方？這可說不上什麼很好的棄屍地點。一般來說，兇手會希望屍體盡可能不要被發現──沒有屍體，受害者不過就是已經成年、有遷徙自由，因而難以追查的「失蹤人口」。這也是為什麼兇手會大費周章地肢解屍體的原因：分成小塊，比較好藏。
既然分屍的理由是為了藏屍方便，那麼就沒有把屍塊丟棄在空曠的人行道上的道理吧？
唯一的可能，就是棄屍的途中出了意外。這屍塊的放置地點並非精心策畫，而屬臨時起意。察看屍塊後，檢警判斷，這雙手是從天空掉下來的──抬頭一看，比堤防更高的不只有天空，還有橫越上方的水源快速道路。
堤防想要阻絕的，是新店溪氾濫的溪水。兇手應該是在暗夜裡驅車經過高架橋，想著底下便是新店溪，便拋了一袋屍塊下來。殊不知它降落的地點非是一路西流的溪水，而是再堅實不過的水泥地。如若這是一場與命運的競賽，那麼兇手已然輸了開局。屍塊的出現，必然將引出死者的身分。即使沒有身體，但手上的指紋也已足夠辨了。
事實是，當報刊在案發隔日的16號刊載這則新聞時，已有婦人出面認屍了。住在蘆洲的一對夫婦，因乾女兒失蹤多日，已向蘆洲警方報案協尋。當台北市發現屍塊的消息一經散播，聽到「右小指尾端有傷痕」這個特徵的夫婦倆便到了萬華分局。老夫婦的動作為何比報刊刊載的新聞還快呢？這是因為，儘管日報來不及刊登這個驚悚的消息──早上八點半，那可是很多家庭已經在閱讀報紙吃早餐的時間段。但晚報卻絕對來的及。台灣晚報的創始極早，1947年便有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為號召的《自立晚報》創刊。
歷經戒嚴時期，數次被關停，但卻始終堅持的《自立晚報》，是台灣史上相當重要的媒體。然而，解嚴後，媒體紛紛搶攻晚報，一時之間百花齊放、競爭激烈。更不要提就在1993年，台灣剛剛通過了第四台的合法化，並在1994年起，開始審查並發給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許可證。這一開放，商機無限，百家爭鳴。如今被大眾認為「很廢」的第四台，在當時可是如同今日Youtube、Twitch等網路新興平台般最熱門的傳播媒體。3月，台灣第一間有線電視新聞網「真相新聞網」開播了。不難想像這個4月多冒出來的驚悚分屍案的消息，在當天晚上就已經傳遍全台。
老夫妻想必也是看到新聞，才憂心忡忡地前往認屍的吧。而儘管只有雙手，但疼愛養女的老夫妻，仍能認出這確實就是他們失蹤數日的養女，在新加坡舞廳任職舞女的張惠慈。
新加坡舞廳新廈落成的新聞報導。（圖／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
由於老夫妻指證歷歷，警方於是前往張惠慈的公寓搜索。怪異的是，儘管在公寓中採集到多枚指紋，但這些和遺體指紋相比對，卻無一符合。這真的是張惠慈嗎？警方不由得感到猶豫了起來。除此之外，警方還面臨另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受害者的其他部位在哪裡？仔細搜索過周邊，警方不得不承認這裏存在的，只有手臂。
好奇心助她申冤
發現屍塊的，是模板工鄭福來。他說，工地時常被偷倒垃圾，所以他一早發現工地裡出現了一個黑色大塑膠袋時根本沒有想太多，大概又是被偷倒垃圾了吧？跟黃水發一樣，他也是按照工作進度，和其他工人一起施工。到了中午，模板架好了，接下來就等著倒入水泥灌漿。得了點空，他對那個垃圾袋起了好奇心──裡面裝了什麼？
他的同事李乾得則認為整件事是「鬼使神差」。李乾得對記者說，他們本來沒人對那個垃圾袋感興趣。但在作業將完成前，有人「鬼使神差」地解開了塑膠袋口的白色尼龍繩，發現裡面是第二層黑色塑膠袋，再解，又是第三層。到這個時候，已經隱隱約約可以聞到臭味，又有血水。便有人說，這應該是死豬肉，不要再拆了。然而，感謝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袋子還是繼續地被拆了開了。直到他們拆到第六層，才終於看到裡面放的是什麼──而當一雙乳房露了出來，圍觀者這才意識到自己發現的根本不是什麼垃圾，而是一具不折不扣被分屍的遺體。
獲報的大園分局立刻聯絡桃園地檢署檢察官翁金緞，並找來法醫相驗。從屍塊的顏色與彈性來看，法醫認為死者年紀應為三十多歲，死亡時間則應該不超過72小時。假設她跟馬場町的女屍是不同人，那代表兩天之內有兩名三十多歲的女性被謀殺、被分屍，還都被裝進用白色尼龍繩綁著的塑膠袋棄屍？這樣的犯罪機率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讓人難以置信，因此大園分局立刻聯繫了萬華分局，專案小組傍晚抵達現場，運來儀器，希望能在屍塊上採集到指紋。
這次，兇手棄屍的地方相對而言較為合理了。他大概是希望工地工人沒有注意到，或是覺得麻煩，就一起埋下去了事吧？萬幸的是事與願違，工人的好奇心讓死者免於含冤未明。此外，由於鄭福來非常確定15號他們下工時沒有看到這個黑色塑膠袋，因此警方得以大大地縮短時間，確認兇手應該是在萬華丟棄雙手後，便由一高往南開到南崁交流道，駛下高速公路後利用夜色，在工地附近棄置屍塊，此後，經山林路往林口，或沿台十五線公路往八里回台北。雖然不知道兇手為何要沿途拋丟屍塊，但沿這這兩條路搜索，應該可以找到死者其他部分的遺體吧？
遍尋不著頭顱，鑑識技術立功
儘管警方信心滿滿，然而奇怪的是，沿路搜索，卻再也未找到其他屍塊。儘管已有人出面認屍，然而遲遲未能找到頭顱，在身分判定上還是會造成一定的困擾。這時，就是鑑識技術登場的時代了──儘管在張家找到的指紋都與遺體不符，然而張惠慈曾在醫院就診，留下的指紋紀錄卻是相符的。「萬華殘肢」的主人確定就是張惠慈。那麼，在桃園蘆竹發現的身體呢？儘管從機率來說是他人的可能性不大，也可做創口比對，但有沒有更可靠的方法呢？
任職於新加坡舞廳、擔任舞女的張惠慈，乍聽之下應該會令人聯想到複雜的生活環境，然而當時報刊對她的報導，卻出人意表地沒有在男女關係上多方著墨，甚至指出張惠慈育有一女，「為了維持生計，上班時段是下午的『香檳舞』，據悉她從不與男客人出場，屬於生活正常之伴舞女子」。對於一向予人不吝於加油添醋印象的媒體報導而言，實屬相當罕見的報導方向。這，或許也和警方在確認身分的同時，也早早鎖定了可疑的兩名嫌犯有關──媒體不用靠「交友關係複雜」去引領讀者想像多如繁星的嫌疑犯，只要好好地追蹤警方對這兩名嫌疑犯的訊問，這條新聞就穩穩地到手了。
棄屍馬場町命案的新聞報導。（圖／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
警方鎖定的嫌犯，是張惠慈的鄭姓乾弟。家住五股的張惠慈，上班都靠乾弟汽車接送。由於張惠慈的舞女同事指出她在13號失蹤當天被目擊上了乾弟的車子，因此警方第一個盤問的自然就是他。然而鄭姓乾弟不僅不在場證明相當明確，他更告訴警方，有個他們更該去查的人。當天，他確實載著乾姊從五股到舞廳，又從舞廳把她載到華泰飯店。乾姊跟他說，她去飯店，是要和一個珠寶商談生意。巧的是，鄭姓乾弟要開車離開時，看到乾姊上了另一台黑色轎車，此後再也無她的消息。
以車追人、逮捕真兇
獲得這個情報後，警方自然接著往下查。他們調出了華泰飯店的紀錄，確認了轎車的車號，循線找到了這輛克萊斯勒所屬的租車行，又順藤摸瓜地找到承租的男人，男子名叫方金義。由於事發不久，方金義甚至來不及還車。警方發現車子被停在建成公園停車場，便在附近埋伏，等方金義前來取車時將他逮捕。矢口否認與案件相關的方金義，卻被警方搜出皮包裡放著一張台中的當票，當票上寫明典當的物品是一件勞力士女用鑲鑽金錶。警方立刻去當鋪取來金錶，張惠慈的親友指認那確實是她的物品。至此，幾乎已經可認定方金義確然涉案。
但方金義不肯束手就擒。他說，案發時間他都在中南部工作，車子他轉租給朋友「阿林」。至於金錶？那是另一個銷贓的友人「阿松」交給他的。他完全不知道這是誰的手錶，也完全不知道車子和命案有什麼關係。至於他案發時在哪？他約了另一名舞女「小喬」去淡水，還去了高雄接另一名舞女到台北。
這些謊著實撒的拙劣。警方當然立刻找來了阿松與阿林，兩人也提出堅實的不在場證明──拜託，這可不是什麼友情大考驗，是謀殺與肢解屍體耶！另一方面，伴隨著時間的經過，方金義涉案的跡證也越來越多：警方在克萊斯勒的後座鑑識出血跡、在方金義的住處找到黃色塑膠袋、發現方金義除了拿走張惠慈的手錶，還拿走了她的紅寶石戒指與項鍊……更別提他前科累累，從強盜、強姦、傷害、到擄人勒贖，幾乎什麼事都犯過了。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儘管有這麼多旁證，警方卻始終無法確認兇手作案與分屍的第一現場。警方唯一的選擇，是突破嫌犯的心防。
警方判斷，方金義試圖藉由謊稱第一現場所在地，「證明」自己確實不是兇手，而是遭警方屈打成招，不得不認罪。為了讓方金義知道他已毫無機會，警方並沒有告訴方金義，阿松和阿林早就戳破了他的謊言。啞口無言的方金義，這才發現自己已無退路。他終於領著警方，到他棄置腿部的汐止公墓。找到腿部殘肢後，方金義開始交代事件的始末。他說，他謀殺的動機是臨時起意的。他覺得舞女都很有錢，於是以珠寶商的身分結交了新加坡舞廳的紅牌，也就是死者張惠慈。他時常租名車前往捧場，慢慢地與張女熟識。直到4月13日那天，他以鑑賞珠寶的名義邀出張女，將她約至華泰飯店後，載到方金義位於撫順街的住處。他說，在住處，他向張女借錢，張女不肯，罵他「是不是個男人」，又打了他一個耳光。方金義一氣之下，扼住她的脖子，致使張惠慈昏迷後，再冷血地絞殺了她；他說，他在浴室分的屍，之後還用肥皂水清洗多次，沖得很乾淨；他說，他把她切成七塊，包成四袋，沿路丟棄。
他說他記得把頭顱丟在內湖到汐止交流道間的高速公路分隔島上，至於最後一個部分在哪裡？他說好像是在南崁路二段的溪洲橋下。
重新推演一次15日深夜的棄屍路線，方金義是這樣走的──他先走高速公路到桃園蘆竹的工地丟棄張女上半身，接著開到南崁路的溪洲橋，將腰部到膝蓋的部分棄置橋下。接著，走高速公路北返，到了內湖汐止間的路段，將頭顱拋到分隔島的樹叢中，再把血衣與兇刀丟在高速公路右側。回到台北市後，順著環河快速道路開到萬華，誤以為路旁就是新店溪，將雙手往下丟。車子接著繼續走高速公路到汐止，把小腿丟在公墓內。最先發現的雙手，原來是倒數第二個丟棄的部分。
警方在分隔島上搜尋未果，開挖垃圾場，終於找到了張女頭顱。儘管還有遺體的下半身到大腿部位、兇器與分屍用的刀子等尚未找到，然而案件已經可以宣告偵破。那是4月24日，距離張惠慈失蹤遇害，約莫兩周。
朋友夢到她雙眼無法視物、殯儀館員工夢到女人拉著他的腿
命案宣告偵破後，各式各樣的靈異傳言開始現身。這個傳言，甚至是從警方開始流傳的。警方說，他們在公墓找到張惠慈小腿遺骸的時間，是22日下午五點半；而他們找到她的頭顱，則是23日下午五點半。幾乎是在同一個時刻找到遺骸的這件事，讓案情氣氛顯得頗為詭譎。葬儀社的員工說，這是因為人的靈魂只有在太陽下山後才能出來活動。他認為，這是張惠慈的靈魂冥冥中為眾人提出指引。
協助警方在公墓尋找遺體的殯儀館員工應該會贊成葬儀社的說法。殯儀館的員工說，他前一天晚上夢到有女人不停地在拉他的腳。而當天在公墓尋找遺體的工作非常不順利，前前後後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疑似裝著遺骸的大塑膠袋。就在眾人差不多要放棄的時候，這名殯儀館員工不死心地再到公墓斜坡上查看──「我們還懷疑他是想脫隊休息」一名搜索者說，「結果他就找到了白色尼龍繩」。
另一方面，在頭顱的搜索上，卻出現了有點兜不起來的狀況。儘管葬儀社員工認為是依靠張惠慈靈魂的指引，警方才會在同樣的下午五點半找到頭顱，然而張惠慈的友人卻指稱她曾夢到逝去的好友，說她也不知道自己的頭在哪裡，因為她的眼睛被蒙住了。
但這個矛盾，對當時的讀者來說一點也不重要。因為更驚悚的事實，在逮捕方金義後出現了──方金義供稱，他在肢解張女遺體時，用浴巾把她的眼睛蒙了起來。話說回來，真要解釋的話，或許是因為如此，所以張惠慈的靈魂需要多一點時間來找頭顱，所以沒辦法在同一天內完成搜索吧？再加上按時序，頭顱本應已送入焚化爐內焚毀，但焚化爐當時卻剛好故障停擺，這才讓頭顱能在焚化前被發現。凡此種種，無不加深了本案靈異的面向。
加害者方金義的故事：他是如何踏上不歸路？
兇手方金義，在同年八月遭台北地檢署檢察官余來炎起訴。在起訴書中，檢察官指出方金義在1979年曾連續強劫20名舞女、性侵3名舞女，有著詐欺、竊盜、恐嚇、搶劫、強暴、殺人未遂等前科，更曾犯下「唯一死刑」的盜匪罪。高等法院認為他可教化，將之判為無期徒刑，至1993年2月才假釋出獄。然而方金義卻幾乎是立刻犯下殺人罪刑。被害者與方金義無冤無仇，只是不願借錢，起了口角爭執，而方金義不但痛下殺手，且手段堪稱兇殘，顯已無教化之可能，故求處死刑。
左為受害者張惠慈，右為分屍案兇手方金義。（圖／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
從方金義幹過的事情看下來，最後求處死刑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令人好奇的是，他究竟是怎麼變成這樣一個冷血無情的殺人兇手的？參照方金義的犯罪紀錄，可以看到犯行明顯「升級」的軌跡。這個軌跡升級到極致，最後終於導致了殺人分屍。那麼，他一開始犯下的罪，是什麼？
出乎意料的，那是幾乎可算是微不足道的罪刑。出身花蓮的方金義，在服役之前不曾犯案。然後，他有次忘了參加部隊的點召，被以「妨礙兵役」的罪名起訴。
方金義說，他在監獄裡認識了許多「朋友」。他說，出獄後，這些朋友開始唆使他犯案。跟著他們，他開始行騙、輪姦酒女。他開始在監獄進進出出，最終被判無期徒刑，妻離子散。1993年獲得假釋後，他在花蓮開了房屋仲介公司，但獄中的朋友再度出現，他於是關了公司，到台北來，專作買賣贓物的工作。
「我因為買賣贓物，被騙也騙人，扯上了一堆官司，講也講不清，沒用了。」自暴自棄的方金義，終於殘暴地殺了人，又潦草地棄了屍，再度被關回監獄裡。
話說回來，被求處死刑的方金義，倒也不是一心向死。他狡猾得緊──收押看守所期間，他策動獄友的女友幫忙偽造結婚文書、藉此製造不在場證明。入獄後，他為求逃離死刑，不停提出各種版本的說法，從被警察刑求才招供，到說朋友是共犯，再到密告獄中室友知道誰是彭婉如案的真兇……他的案件纏訟11年，6度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雖然每審都維持死刑判決，但案子仍拖到了2005年才告定讞。
在讀這個案子的資料時，一直縈繞我心的問題是，如果沒有最初的「妨礙兵役」罪，方金義會不會依然走上犯罪這條路？他是不是會平凡地度過一生？又或者，他會在人生的其他時刻，依然一霎錯念，走入歧路？畢竟，公平地說，當初拉他入夥的那些壞朋友們，似乎也沒犯下如同他這般兇殘的案件。一個人到底是如何成為殺人犯的？這或許是永遠難以解答的問題吧。
無論如何，方金義雖然遭判死刑定讞，但卻從未被槍決。原因是，他歷任的兩屆法務部長，民進黨任命的施茂林與國民黨任命的王清峰，均拒絕簽署死刑令。2012年，方金義在台中培德醫院病逝。
這樣的結果，或許會讓讀者們義憤填膺。然而在經歷過2020年以降的大疫，與隨之而來的嚴格防疫措施後，或許很多人會發現，被關在一個小房間裡超過三天──就算那個房間裡有著大片的窗戶──是一件很能叫人抓狂的事情。由此一想，在那樣一個（沒有大窗戶）的小房間關了十八年，每天都在為自己是否能逃離生天而擔驚受怕的牢獄生活，或許也是一個相符的懲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