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慘敗，退守台灣，憑藉台海的屏障以及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對台灣的保護，發展出現在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很多人視這個過程是二次大戰後、國共內戰的必然結果。不過，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東亞館藏部（East Asian Collection）主任林孝庭指出，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形成的歷史過程，遠比過去學界所認知的要更為複雜與詭譎，摻雜許多過去為人忽略的歷史因素與因緣際會。
利用大量中、英文檔案資料，包括蔣介石總統文物、國民黨黨史資料、蔣介石日記、宋子文私人專檔及美國國務院的檔案，林孝庭說，他試圖跳脫過去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框架，描繪1940至1950年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形塑過程。
林孝庭說，他試圖跳脫過去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框架，描繪1940至1950年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形塑過程。（陳明仁攝）
他說，在這短短10餘年間，台灣從日本的殖民地轉變為二次大戰後中國新收復的邊疆島嶼省分，再成為蔣介石「自由中國」的所在地與反共中樞，並在往後20年間成為國際社會標誌「中華民國」的正統象徵與政治圖騰，是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許多是鮮為人知，即興、未預先設定的，甚至蘊藏歷史的巧合與意外。
林孝庭說，這個歷史形塑的過程充分體現美國官方以及諸多美方人物曾扮演的複雜與決定性角色，也與美國在二戰後至冷戰初期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以及國民黨政權的崩塌與內部權力鬥爭，有密切的關係。
放棄國民黨、扶持區域政權 陳誠、孫立人都是美國考慮名單
林孝庭指出，這本書提出很多過去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例如，過去回顧國共內戰時，少有人注意美國軍事外交與情報部門如何錯誤預測中國即將瓦解，並出現區域性政權；他發現，正是基於這個錯誤判斷，美國政府體認到必須加速扶持中國各地區的區域反共領導人，而非繼續與正在全面潰散瓦解的國民政府打交道。就台灣而言，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在高雄鳳山練兵的孫立人、以及向來作風開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禎，都是美國可能暗中支持的人選。
當時美國考慮扶植的區域政權，包含陳誠、孫立人、吳國禎等人。圖為孫立人將軍。（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二二八後安撫政策，意外打下「中華民國在台灣」基礎
這本書也重新審視美國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林孝庭說，國民政府指責當時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Kerr）煽動台灣人脫離中國統治，導致葛超智被華府召回，葛超智對台灣治理的個人備忘錄被放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日後給蔣介石的建議中，間接影響國民政府改變對台策略，蔣介石一改原本支持陳儀的立場，任命文官出身的魏道明撫平台灣民眾的憤怒與不滿情緒，接納更多台籍人士進入政府體制，同時著手推動各項改革。
林孝庭說，這些舉措標誌著台灣經濟體制從戰後陳儀提倡的統制經濟逐步放寬，並在1950年代開始走向自由經濟與市場經濟；也就是說，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的初步改革，主要是為了安撫民眾，然而這也是歷史的偶然，因為這些補救舉措，無意中為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打下基礎。
林孝庭指出，國民政府在二二八後為安撫民眾而施行的政策，無意中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打下基礎。（陳明仁攝）
為穩固台灣財政 陳誠不惜違逆蔣介石
對於蔣介石與他引退前夕欽點擔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之間的微妙關係，這本書也有深入的探討。林孝庭指出，1949年春，為了強化台灣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自主，陳誠認為他有必要違抗蔣介石的意旨，而與當時主持中央政府的桂系李宗仁妥協。
林孝庭研究指出，陳誠在1949年5月不顧蔣的反對，赴廣州與李宗仁會晤，換來李宗仁同意台灣省政府取得更大的自主權，包括爭取到台灣銀行在台徵稅權與動用外匯權、省政府可使用黃金儲備、高雄基隆海關獨立運作、台幣與大陸脫鉤等足以增強台灣財政穩定的措施，這可被視為台灣命運的轉捩點之一。
林孝庭在書中，也提到蔣介石與陳誠間微妙的關係。圖為蔣介石與陳誠（中）。（資料照，取自人民網）
雲南獨立功敗垂成 退守台灣成國民政府唯一選擇
林孝庭也在書中首度披露1949年雲南獨立運動，當時中國大陸的局勢演變，也牽動台灣日後的政治命運。林孝庭指出，1949年秋天，時任雲南省政府主席的盧漢，依然幻想美國對華援助的「區域化」將有助他保持雲南的中立地位，遠離國共之爭。當時盧漢曾向華府表明，希望美國支持雲南宣布獨立，以拒絕蔣介石欲把國民政府遷往昆明、持久作戰的意圖。盧漢並表示，未來獨立的雲南，將可利用境內豐富的礦產與鴉片支撐財政，只不過華府最後並未允諾，這也讓盧漢決定向中共靠攏，情勢的演變讓蔣介石失去了留在大陸的最後希望，至此，退守台灣已成為唯一的選擇。
領導雲南起義的盧漢在美國不支持後，向中共靠攏，而促成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圖為盧漢（中）。（資料照，取自百度百科）
反蔣、反共、台獨、美軍暗援 暗潮洶湧中的蔣氏政權
林孝庭也探討國民政府遷台後一度面臨的危急存亡。他說，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一度對中國的局勢消極以對，似乎讓國民黨注定滅亡。蔣介石對內面對的許多挑戰，包括粵系與桂系結合爭取美國支持、台灣內部反蔣軍事政變傳聞、美國暗中支持位於香港的反共反蔣「第三勢力」運動、廖文毅在東京領導的台獨運動等。但是不願蔣介石垮台的美國人士，以個人身分協助蔣介石穩住局面，特別是以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Charles Cooke）為主的「特種技術顧問團」，在1950年春悄悄在台灣推展一系列非正式軍事顧問計畫，協助訓練國軍部隊、替台灣爭取武器裝備物資，並成為台北與東京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樑。
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Charles Cooke）的「特種技術顧問團」，成為台北與東京盟軍總司令部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樑。（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這2份條約 瓦解了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神話
林孝庭指出，1950年6月爆發的韓戰，是讓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深化的最大的偶然因素，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讓國民黨政府轉危為安，此後，中共志願軍參加韓戰，美國為了戰爭需要，將大筆軍經援助重新挹注於蔣介石領導的「自由中國」，並支持台北代表全中國唯一中央政府之正當性，隨著台灣成為美國亞洲冷戰格局的最前線，外在環境獲得相對安全，蔣介石立即著手推動島內的黨務改革，白色恐怖無可避免。然而，國民黨為了進一步深化在台灣的社會基礎與統治合法性，也開始推動有限度的地方自治。
林孝庭表示，1950年代初，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美國簽訂的兩項條約，一方面在國際上強化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卻也進一步深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事實；其中之一是1952年台北與東京締結的《中日和約》，結束兩國戰爭狀態並恢復邦交；1954年台北與華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雙方再度結為正式的軍事盟邦。這兩份條約讓蔣介石在台灣的最後根據地獲得堅實的安全與外交基礎，無論國民黨人士喜歡與否，兩約的內容、精神與適用範圍，讓國民黨宣稱代表的中華民國僅局限於台灣一隅，此一格局逐步永久化與固定化，也「解構」台北在1949年後不斷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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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是解構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主因之一。圖為1954年時任外交部長葉公超（左）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右）交換批准文件，並宣布《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 （資料照，取自國家檔案資料庫）
林孝庭說，韓戰停戰協議在1953年簽署，國民黨撤出在緬甸和越南的流亡部隊，國民黨在亞洲大陸不再存在任何可觀的軍事力量，台北官方以透過武力收復大陸的宣傳也變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隨後10年，蔣介石曾嘗試挑戰美國透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中華民國永久侷限在台、澎一隅的格局，較明顯的作為包括1950年代晚期的台海外島危機，以及1960年代初期開始秘密推動的反攻大陸「國光計畫」。但隨著國民黨政府經歷美國政府在國共內戰晚期的遺棄、在韓戰爆發後再度結盟、國際地位重新提升，回中國大陸的夢想實際上已遙不可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格局至此已大致底定，再無撼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