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6月間，美國明尼蘇達州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非裔嫌疑人死亡引發滔天巨浪般抗議示威，聲討種族歧視、壓迫，重新清算歷史恩怨的聲勢高漲，英美各地出現推翻與奴隸制有牽連的歷史人物雕像行動。
為歷史人物塑像是為了紀念，表達敬仰。雕像是過去一個片段的定格，而人類文明不斷演進，歷史不斷被重讀、補充、質疑、辯論，甚至改寫。歷史人物雕像因為各種原因被移除、推翻的先例不少。關於這類人物雕塑，或者以歷史名人命名的建築物、名人故居，在斟酌其去留時，有沒有取捨標凖？
BBC哲學家戴維・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2017年曾分享過一些思考。
歷史的混沌
「歐洲最可愛的屋子」，外觀是哥特式風格，內裝修古典風格；這是一座大教堂，但不是為敬神而建。這是一座為崇拜書籍而建的教堂。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科德林頓圖書館（Codrington Library）是這所大學鮮為人知的眾多建築瑰寶之一。
但是，它也有不太光彩的故事，實際上那段歷史一直令萬靈學院尷尬。
圖書館內有一尊氣宇軒昂的大理石雕像，是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頓（Christopher Codrington），生前在萬靈學院教書，圖書館以他命名。據信，他1710年去世時，遺囑是在靴子裏發現的。
他留下一萬英鎊用於修建這座圖書館和購置書籍。這筆錢在當年是天文數字。
然而，這筆錢的來源卻耐人尋味。科德靈頓出生於糖業大亨世家。他們家族在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和安提瓜擁有種植園，在種植園幹活的是奴隸。
世界各地都有這類令人糾結的問題。那些年代久遠的雕像、雕刻、樓房、建築物、獎學金和獎項，要麼為了紀念或禮讚某個歷史人物，要麼獲得歷史名人的資助，而那些歷史人物在今天卻被認為有嚴重道德污點。怎麼辦？從普林斯頓、開普敦到雪梨，都無法倖免。
實際上，離萬靈學院不遠處，也就步行一分鐘，就可找到另一個例子，清晰無誤地呈現出這個難題。
奧里爾學院（Oriel College）是一個叫做「羅茲必倒」運動（Rhodes Must Fall） 的焦點之一。有些學生對西塞爾・羅茲（Cecil Rhodes）雕像十分抗拒，認為把一個19世紀商人、白人至上主義倡導者、畢生與不列顛帝國主義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的人的雕像豎在那裏不合適。
推翻這座雕像的運動很激烈，但終告無果——學院2016年宣佈，羅茲不會倒。這個決定無疑是受到潛在捐贈人威脅的影響；他們聲稱如果推倒羅茲雕像或把它遷到別處，就撤回對學院的捐贈贊助。
他說：「我們希望對先輩懷有積極的看法，希望認為自己來自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我們的先輩都是好人，我們也是好人……因此，僅僅因為自己生活在某地，或具有某種特定身份就跟歷史上的不公平或現在的過錯有了牽連，想到這一點就會讓我們產生激烈的反應。」
每年有數百上千萬人到牛津觀光遊覽，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大學城的各個角落與不列顛帝國的殖民時代歷史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巴特任教的貝利奧爾學院也不例外。19世紀晚期，這個學院培養的許多學生畢業後都成為大英帝國的官員，包括連續3位印度總督（蘭斯敦侯爵、額爾金伯爵和寇松侯爵）。
那麼，這類關於過往歲月令人不安的提醒，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一種處理方式是置之不理，什麼也不做。主張這種方式的人認為，歷史不應該重寫。重寫歷史無異於某種形式的審查。再說，期望每一位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完美無缺、人生純潔無瑕，那很荒謬。
即便是被奉為聖賢的人，比如「聖雄甘地」（Mahatama Gandhi）和納爾遜・曼德拉（or Nelson Mandela），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瑕疵——用21世紀的眼光來審視，甘地對女性的態度簡直令人痛苦。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滑坡效應。如果把所有昔日政治軍事要人的雕像都清除了，因為他們曾經持有我們今天認為很成問題的觀點，那麼全國各地就會出現大量空空的雕像底座。此情此景向當代慈善家傳遞了什麼信息？今天敬請慷慨捐贈，但明天仍有可能名譽掃地？
但是，「置之不理」的態度似乎太過極端。設想一下，（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贊助了牛津大學設立的一項獎學金，類似於羅茲獎學金。會有人認真地反對戈培爾獎學金改名嗎？有人會願意成為戈培爾學者嗎？如果有一座戈培爾雕像，會有人反對把它砸爛嗎？
巴特說，有些罪行或者應該譴責的行為確實極其嚴重，重大到無法不玷污我們對那個人的整體道德價值評估。
如果是那種情況，他說，那麼就完全不應該把那種人當作楷模，為他們塑像紀念。
不過，大部分人既不是徹頭徹尾的魔鬼妖怪，也不是完美純淨的天使。
所以需要一條中間道路，一種折中的思路，以此斟酌定奪此類取捨，哪些建築物需要重新命名，哪些雕像可以清除，哪些可以保留。
巴特博士認為，在這件事上沒有萬能方程式；尋求一把鑰匙開百鎖的方案會釀成大錯。
他說：「變量太多。所以我們不要一刀切。我們必須對具體個案進行具體分析。」
如何取捨
一個角度可以是評估某人的某種觀點或行為在他/她生活其中的那個時代是否典型，是否具有時代特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對他們或許不必求全責備。
此外，還有一些可以從哲學上稱為「效果論」（consequentialist）的角度考慮，可以斟酌的幾個要點。路人對這座雕像有什麼感受？這一點又可延伸到相關的歷史是否在今天仍可引起共鳴。比如，一個中世紀武士，即便生前征戰討伐時無比殘忍血腥，其雕像在今天不會引起任何人心裏的不適感。
在這個意義上，羅茲雕像在南非開普敦招致的反感和敵意比在英國牛津要大得多。
還有其他一些枯燥乏味但十分重要的因素，比如推倒一座雕像的成本（這筆錢用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更有所值？），這座雕像的藝術性和美學價值如何？
書寫歷史和集體記憶的構建具有深刻的政治和倫理色彩。
貝利奧爾學院旁邊有一個石碑，是烈士紀念碑（Martyrs' Memorial）。16世紀中葉，瑪麗女王當政時期，英國新教的主教們就在立石碑的地方被燒死。瑪麗女王是天主教，對基督教以嚴酷血腥的手段加以清除。
直到3個世紀後，19世紀中葉，才在那裏豎了這塊紀念碑。一個時代背景和原因是當時英國國教內部一些勢力對天主教會在英國影響不斷增大感到焦慮。
雕像和銘文匾牌通常放置在公共場所，目的是紀念。推翻這些雕像或重新命名建築物，這種行動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
重讀歷史
但是，對祖輩的罪孽，今天的社會應該通過顯而易見的方式作出修正、彌補嗎？
代際正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話題，不僅僅因為年代久遠使得辨別受害者和受益者很困難。但巴特博士認為，在與過去保持了清晰的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現代社會就有責任糾正和彌補歷史的過錯，尤其是在現今社會仍可感受到歷史過錯的影響的情況下，更是責無旁貸。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種族歧視。
他說，牛津在殖民主義時期扮演的共謀角色責成它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而它也有許多種方法來履行這些義務。
「我們可以考慮在世界上特定的地區提供獎學金，可以重新修訂教學綱目。但是，做這種決定的不應該由一群白人男性為主的學者坐在牛津某個委員會辦公室裏做出。這必須是一個有大量不同社區廣泛參與的對話過程，當然要包括學生，也應該包括與牛津共同書寫了其異常複雜的歷史的那些社區的代表。」
萬靈學院是牛津大學唯一不收本科生的學院，教師（研究員）不必開課，可以只專注於學術研究。學院在30年前向巴巴多斯的科德林頓學院（Codrington College ）捐了一筆款，金額不菲，但對學院圖書館那多少令人尷尬的歷史背景卻一直沒有作為一個問題認真討論過。
不過，牛津大學的新一代師生開始推動更誠實地面對歷史。2016年，幾位教師組織了一次低調的學術研討會，討論科德林頓的生平和他跟萬靈學院的關係。
巴特博士在那次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他主張圖書館改名，至少應該把科德林頓的雕像挪走，因為科德林頓生前是奴隸主，而蓄奴在今天是被譴責的。
但這兩個主張都被學院拒絶。一些主要捐贈人說，如果圖書館改名或移除科德林頓雕像，就停止捐贈。
2018年，圖書館入口處豎了一塊牌匾，紀念歷史上在西印度群島科德林頓種植園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