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如此宣告香港主權移交的意義：「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此後香港歷經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等風波。這些中國治下的香港政治大事都在重覆確認一點：董建華所宣告的香港主權移交歷史意義其實不曾被實現。這意味，1997年7月1日並不代表香港的殖民地狀態自動消除，此後香港並沒有自動處於後殖時代。
若然至今香港殖民地狀態仍然未除、社會大眾愈加感到香港今不如昔，那麼我們應如何理解九七之後香港的管治模式轉變？這部分將會解釋，何以九七之後接管香港的中國能與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中旬發展帝國的日本相比較、緣何九七之後中國香港管治模式有往日殖模式靠攏之勢。
抱持愛國史觀的論者自會反駁指，中國是「民族國家」而非「帝國」，「取回」香港這塊中國「領土」是「天經地義」之事，有關九七後香港殖民地狀態並未自動消除之說屬無稽之談。但從近世歷史經驗看，國家構建進程與帝國擴張之間的界線並不分明，這可以兩點說明：
一、 兼併新土地往往是近代國家建構過程的重要一環，但新取之地屬於殖民地還是「國家」一部分，郤總有商榷空間。例如在十九世紀初，愛爾蘭被兼併成為英國「國家」一部分，但英國管治愛爾蘭的方式卻為英屬印度殖民管治提供先例，這是二十世紀初愛爾蘭獨立不能被忽略的背景。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管治者實際上也傾向視阿爾及利亞為法國的延伸部分而非殖民地，學者因而爭論，阿爾及利亞最終脫離法國管治，是分離主義之體現還是反殖結果？按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在著作《「日本人」的國境界》裡的分析，日本自十九世紀中旬起的帝國擴張政策同樣模糊，日本內部不時爭論琉球（今沖繩）應否被納入為日本國家一部分、台灣應否被視為日本殖民地等圍繞「何謂日本」之問題。1898年美國戰勝西班牙，取得夏威夷、波多黎各與菲律賓，三地其後與美國所建立的政治關係卻大不相同——夏威夷後來成為美國其中一洲，波多黎各成為美國聯邦屬地卻仍非美國州份，菲律賓則成美國殖民地繼而獨立。1898年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崛起的關鍵一年，美國國內有關帝國擴張與否的辯論，同樣離不開「何謂美國」這個主題。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進程亦不乏帝國色彩，例如研究近代新疆史的歷史學家雅各布斯（Justin M. Jacobs）以「民族帝國」（national empire）而非「民族國家」概念形容中國。至今天，中國官方壓制新疆宗教與語言等本土社會文化發展、在新疆多處設置形似集中營的「再教育營」，都令位處中國內的新疆是否屬於殖民地的問題存有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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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戰後的世界秩序雖看似以民族國家為本位，但帝國其實並未遠去。從左翼經濟分析角度看，只要國家經濟富裕、壟斷成形、能往外輸出資本繼而附庸他地，就可變成帝國，當下利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之便向全球輸出資本的美國便一直被左翼視為帝國、被加以批判。這種左翼國家之帝國擴張理論，以列寧（Vladimir Lenin）發表於1917年的小冊子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為基礎。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的帝國擴張傾向令一戰爆發無可避免，但他針對國家藉由輸出資本建立帝國的觀點卻非原創，這個觀點主要承襲自英國記者霍布森（J.A. Hobson）發表於1902年的分析Imperialism: A Study 。列寧有異於霍布森分析的一點是，按其理解，資本主義體系無法自我修正，不進行革命，便無法根絕國家帝國擴張的問題。依照這種左翼帝國理論，當下以「民族國家」自居的中國其實已具帝國形貌。2015年，斯里蘭卡因無法償還中國債務而被迫將國內港口漢班托塔與周邊土地租予中國九十九年的案例，令中國得到施行「債權帝國主義」（Creditor Imperialism）的負面名聲。2019年5月，新加坡《海峽時報》亦刊有評論Towards a new colonial era: China and the US demands weaker countries take sides or face retaliation。文章認為，當下世界已漸分為由中美兩國主導的帝國勢力圈。
「本土結」與「中國結」
於中國治下，近年香港重演台灣八十年代民主化前夕的歷史，有關本土結與中國結的辯論無日無之，這在每年六四悼念前夕尤其明顯。愛國史觀往往強調，香港的本土意識是「偽命題」，香港人都是「血濃於水」的中國人，沒有必要「分得那麼細」。近年不乏反駁這種愛國史觀觀點的研究。例如在2014年，中華書局出版、學者陳學然所著的《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便透過批判官方有關五四運動的親中歷史記憶進而指出，在英殖管治之下，二十世紀初港中意識發展軌跡已現不同。台灣旅美學者郭慧英於同年出版的研究著作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也透過分析二十世紀上半旬於英帝國治下、英日帝國之間的星馬華人身份意識案例，指出相較中國大陸，星馬華人身份意識較不排外、較不強調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二元敵我觀、內涵較複合多重，這實際上顯示了面向海洋的港口城市新加坡與香港，如何在不同脈絡之下與較重陸地思維的中國大陸漸行漸遠。到了2019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將本書第三章所論及的博士論文《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65）》出版成書，新書名為《香港電影與新加坡：冷戰時代星港文化連繫（1950–1965）》。學者麥欣恩在書中梳理冷戰地緣政治與英帝國影響之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的文化親近性，並進而指香港電影不能簡單被歸類為中國電影。於香港大學任教的台灣旅美學者史書美所提出的華語語系論述反對「中國霸權」的姿態則更為明確。史書美清晰地指出，海外華人社會處於殖民管治等不同歷史脈絡之後，已有獨特的文化歷史記憶乃至意識，故此不能採用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觀點簡單將這些大陸之外的全球華人視為單一的「血濃於水中國人」，這無疑是為本土結與中國結之間的分野提供了理論基礎。事實上，〈何謂中國人？——海外華人身分之辯〉是我第二本著作《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相當重要的一章，這章具體演示了華語語系觀點。從這章所爬梳的英帝國海峽殖民地（包括新加坡與檳城）華人身份意識史可看到，早在十九世紀，一方面近世「中國人」概念仍未建構完成，英殖官員仍將華人細分為廣東人、福建人、海南人、土生華人等不同社群，另一方面，中國之外的華人社群本土意識早已成形——土生華人既將較晚時期南來的中國移民視為「新客」，心態上也相對親英。伍連德與邱菽園是兩個極為有趣的海峽殖民地身份意識案例。伍連德生於1879年，屬土生華人，後取得英殖政府所設立的女皇獎學金到英國習醫。他相當欣賞英國文化，也肯定英人在檳城的治績。於二十世紀初，他協助中國撲滅鼠疫，於中國內外名聲極大，但他沒有應邀留在中國終老，伍連德最終選擇落葉生根、回到檳城。邱菽園則於1874年生於中國、並非土生華人。邱菽園移居新加坡之後，雖以身為炎黃子孫為榮，但其「星洲」本土意識卻也頗為明顯（他頗強調自己是「星洲」一詞始創者）。邱菽園讚揚英人在新加坡的管治模式，同時反袁世凱、反孫中山、反俄也反共，這種身份意識顯然難被愛國史觀理解。至1950年代、新加坡建國前，李光耀的政治演說同樣生動地演繹華語語系觀點、反映歷經英殖管治之後本土結與中國結如何分道揚鑣。他說：「我們要拋棄陳舊的觀念，不要人在馬來亞，而心卻想到遙遠的北方的祖國。我們是在馬來亞的土地上生長的青年男女，馬來亞就是我們永久的家鄉，無論他多麼困難，多麼不幸，我們仍然是熱愛我們的母親馬來亞。我們要為一個和平民主獨立自由的馬來亞而貢獻出我們畢生的精力。」換句話說，從全球史視野切入、採用華語語系觀點認真察看極具層次與相當複合的英屬星馬港華人身份意識之後，對當下香港本土結與中國結之爭的未來去向，應多少會感到豁然開朗。
英治時期的香港政經主體性
歸根究底，有別於愛國史觀，英屬香港雖受英帝國管治，但其自主意志仍存，二戰之後中國因素反而成為香港自我發展受限的重要原因。前中央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的著作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和前文所論該隱與霍普金斯分析英國帝國擴張進程的框架其實很有對話空間。顧汝德指，即使二戰之後倫敦主事者維持英帝國的目標，是為控制英磅幣值以服務英國本土經濟利益，但令香港保有政策自主空間、免受倫敦控制的因素有二：第一，匯豐銀行的屬性更接近於本地而非英國銀行，這有助維持香港的金融與貿易政策自主；第二，香港政府多不聽命於英國倫敦，於五十年代既為免受倫敦監管而不願有系統地進行香港經濟數據官方統計，亦從1950年代末起開始停止匯款到英國，英屬香港繼而被戲稱為「香港共和國」。更值得注意的是，愛國報章《文匯報》於1990年代出版的《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其內文所載的李光耀訪問甚至直白指出，二戰之後香港沒有步上新加坡自治之路與中共壓力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