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制」：樂此不疲的賠本買賣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曾在伊拉克戰場上戰功卓著的「瘋狗將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Mattis）訪問日本時，用「大明王朝」諷喻中國企圖恢復「朝貢體制」的野心：
當今的中國似乎想要恢復明王朝的冊封體制。也許是想把周邊地區全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不過在現代世界裏，這種做法絕對行不通。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科茨（Dan Coats）在「情報及國家安全峰會」上指出，美國「愈來愈了解中國的野心」，中國的野心主要在於削弱現行的國際體系，使自己獲得最大利益。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必須放在「朝貢體制」傳統之中才能理解。漢代以來，能否讓「四夷賓服，萬國來朝」，以及朝貢國的多少，成為衡量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標。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提出「中國世界秩序」之理論：一千多年以來，無論從政治、經濟與歷史發展角度而言，中國皆居於東亞地區中心位置。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處理與周邊地區關係，或者說與「非中原」民族之間的關係時，中國都帶有濃厚的中心主義與優越自負的色彩。「中國世界秩序」的實踐，同時具有「等級制」與「同心圓」特質，分為中原地帶、內陸亞洲地帶與外圍地帶，由內向外擴散，並藉由朝貢制度、朝貢貿易、冊封、宗藩（內、外藩）等模式來呈現。
2017年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中新社）
歐洲國家將貿易擴張作為政策的最終目的，中國的王朝則將「懷柔遠人」、使「四夷賓服，萬國來朝」作為最高目標。明朝洪武年間，桂言良在《上太平治要十二條》中提出輕貿易重政治（面子）的政策取向：「夫馭夷狄之道，守備為先，征討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在西方勢力進入中國以前，此一朝貢體系乃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框架，為中國君主與外邦之間外交與貿易事務提供實踐範本。歷代皇帝藉此制度，賦予鄰邦統治者王位、官銜與地位，確立其政治上的正統地位，外邦統治者則承認中華文明，甚至奉中國皇帝為正朔，以交換商業貿易等利益，彼此各取所需，互蒙其利。
明代是朝貢體系建立得最完備的朝代之一。有明一代，朝貢國家和地區數量之多（一百四十八個），朝貢規模之大，朝貢管理之制度化水準，為以前歷代所不及。明朝設置市舶司「掌海外諸藩朝貢市易之事」，地點原來設在太倉黃渡鎮，後因海防的緣故，移至寧波、泉州、廣州三地。在地點的選擇上，朝廷有一個特別考量，「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當時，明帝國的首都在南京，皇帝不願外國船隻接近南京，皇帝本能地感到「海上來客」性情狡詐、敢於冒險，對其陸上帝國具有威脅性。
朝貢貿易是一件賠本買賣，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唯一的收穫是皇帝的面子和虛榮心。朝廷對朝貢國採取「厚往薄來」政策，「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朝貢國進獻貢物，會得到比市場價格高出若干倍的回報。以龍涎香為例，此物「貨于蘇門答剌之市……一斤該……中國銅錢九千個」，即一斤合九貫錢。據《明會典》記載，朝廷給朝貢國的價錢是每斤四十八貫，高出市價五倍有餘。
明帝國對貢品的定價實行區別政策。比如，為在經濟上扶植弱小而「恭順」的琉球，給其貢品的定價比其他朝貢國更高。一般情況下進口錫的價格，每斤不過五百文，朝廷給琉球的是八貫，高出市價十六倍。正常進口蘇木是每斤五百文，朝廷給琉球的是十貫，是市價的二十倍。胡椒在產地每斤十九文，運到明帝國的市價是每斤三貫，朝廷給琉球的是三十貫，是市價的十倍，是產地的一百六十倍。朝貢的蘇木和胡椒太多，市場無法消化，朝廷將其分發給文武百官作為俸祿，由此引發官僚群體的抗議。
除了按貢物給錢，大明王朝對朝貢國還例有「回賜」，回賜之物通常是精美的絲綢和瓷器以及由官營手工業作坊生產的「特供」產品。此外還有一個名目叫「賞」，對朝貢國的國王、官員和使臣「有貢則賞」，以表彰其恭順，所賞之物大都價值不菲。
大明王朝對朝貢國還例有「回賜」，回賜之物通常是精美的絲綢和瓷器以及由官營手工業作坊生產的「特供」產品。（美聯社）
大明一朝自開國之初，就陷入財政困局。陳秀變編著的《中國財政史》指出：「明朝自太祖開國至穆宗時代，外患內憂，人民痛苦，國政已瀕危難。」朝貢貿易是造成明帝國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各國紛紛來「貢」，使得朝廷「歲時頒賜，庫藏為虛」。一三九〇年，明太祖對禮部尚書李厚吉說：「海外諸國歲一貢獻，實勞吾民。」到了明朝中後期，朝貢制度日趨衰落。
明朝時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看透了朝貢制度的荒謬真相：朝貢關係的本質，「不是世界向中國朝貢，而是中國向世界朝貢」。違背國際貿易和自由貿易的原則，以朝貢取代貿易，最終是損己人利人、得不償失。
「劣質殖民」：伴隨著屠殺輸出文化毒素
馬列主義史觀進入中國以來，中國歷史學者為政治服務，將近代歷史編造成一部「落後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情史，從而享有「受害者」的道義優越感及反抗西方的正當性。
與此同時，中國人拒絕承認對中國「本部」的周邊地區及國家的殖民侵略。對於歷代王朝的開疆拓土、東征西討，中國人首先會沿襲「大一統」的歷史觀念和「中央-邊疆」的視角，其次也會受晚晴以來「五族共和之中國」與「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國族意識的影響，再次還會承續古代「華夷」與「文野」的歷史記憶。如此，中國人對其歷史中污穢幽暗的部分做出合理化解釋。
但是，若站在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立場上，中國歷代王朝比近代西方殖民者更殘暴兇狠。而且，中國的殖民統治是「劣質殖民」，伴隨著武力所及，輸出文化毒素。在東亞大陸，受中國荼毒最烈的兩個國家，一個是位於中國南方的越南，一個是位於中國北方的朝鮮。
越南與中國中原王朝關係複雜。越南之北部古為百越地，南部為占婆之地。公元前一一一年南越國被漢朝滅亡后，越南北部被置於中國皇朝統治之下達數世紀之久。九六八年，丁部領統一境內割據勢力而建國，宋朝承認其主權，此後越南成為中国的朝貢國或藩屬國。
公元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前一年，越南腐敗衰朽的黎朝即將被日漸強大的阮氏武裝集團顛覆，黎朝統治者向宗主國清帝國求救。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不願放過充當「東亞警察」、顯示其赫赫天威的好機會，命令主戰的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兵安南。清兵先打了一個勝仗，進入黎朝首都。然而，清兵燒殺劫掠，大失民心。很快阮氏集團發動突襲，清軍兵敗如山倒。
乾隆怒火中燒，正要派出大軍征討，阮氏政權呈上求和書，願意向清帝國賠罪，條件是得到清帝國冊封。乾隆順水推舟，宣布前線大捷，堂而皇之地將征安南之役列入「十大武功」之中。
但是，此前向朝廷求救的黎朝該怎麼辦呢？《論語》中不是說，天朝應當「興滅國，繼絕世，舉逸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嗎？「興滅繼絕」不是天朝上國的對藩屬國應盡的政治義務嗎？
乾隆有辦法自圓其說：大清出兵是為了「興滅繼絕」，這是春秋大義；出兵後發現天心厭棄黎氏，大清「順天而行」，轉而支持天命歸屬阮氏。由此，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考量被「天命觀」賦予理直氣壯的道德意味，將自相矛盾變成「真理在我」。
如何處置黎氏廢王，乾隆再度展現出中國式權謀。他命令黎氏一眾剃髮，「歸化大清」。如此一來，黎氏一族的人身安全得到乾隆的親自保障，不再擔心被阮氏政權引渡回去遭斬草除根；另一方面，阮氏政權亦不必擔憂黎朝復辟，黎氏一族已成大清子民，喪失了反攻安南的合法性。
近代以來，法國勢力滲入印支半島。清帝國與法國爆發中法戰爭，雖一度獲勝，仍無法挽回越南等中南半島國家被法國吞併之趨勢。強悍的越南人從未將中國視為「父母之邦」，法國的殖民統治畢竟為越南注入近代文明，清帝國對越南內政的干預反倒破壞了越南走向近代化的努力，在中國官方史書中被描述為抗法英雄的黑旗軍，卻被越南人視為燒殺搶掠的外來盜匪。
二戰結束時，中華民國軍隊駐守越南北方、接受日軍投降。迫於中國和法國雙方的壓力，越共領袖胡志明同意北越將作為「自由國家」留在法蘭西聯邦之中。胡志明勸說革命同志接受這筆暫時的交易：「白人在亞洲完了，但如果現在中國人留下，我寧願接下來五年聞法國人的屎，也不願後半生吃中國人的屎。」這句話生動地揭示了越南人對中法國兩大宗主國的不同印象：法國很壞，中國更壞。
中共建政後，出人出錢幫助越共抵抗法、美兩大強權，血戰多年，南北越統一，中越兩國有一段短暫的蜜月期。很快，兩國因紅色高棉政權而鬧翻。越南出兵推翻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政權，並遠交近攻，投靠蘇聯，對抗中國，發動排華運動。毛死後，鄧小平掌權，實行對外開放，為獲得美國的資金和技術，給美國的投名狀就是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鄧小平訪美期間，主動向美方提出打越南。此戰轉移了文革後民眾對共產黨的不滿，刺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幫助中共度過難關。直至今日，中越在南海仍存有領土爭端，越南與美國結盟對抗中國。
另一處無法擺脫中國陰影的地方是韓半島。韓國總統盧武鉉曾對美國總統布希說：「中國是在歷史上侵略韓國多達數百次的國家，我們豈能忘記如此刻骨般痛苦的往事呢？」盧武鉉是左派，被認為親北韓、親中國，但其內心對中國充滿仇恨。
中國自視為東亞盟主，歷史上多次凌虐朝鮮。隋唐兩代多次由帝王親自率領大軍討伐朝鮮，唐太宗即因征高麗失敗、中毒箭、服丹藥而亡。
十九世紀下半葉，清帝國自身難保、被迫融入「萬國平等」的西伐利亞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卻仍不忘在朝鮮面前耀武揚威。李鴻章一度威脅說要取消朝鮮獨立、廢除朝鮮國王、在朝鮮建立行省，朝鮮使臣慷慨陳辭說：「鄙國雖小，然風雨鳴晦，雖然唐宗元祖，猶未得志焉！」
此時，清帝國在西方列強逼迫下步步退縮，日本則在明治維新之後蒸蒸日上，東亞權力板塊出現位移。朝鮮菁英分子看在眼中，思在心頭，何去何從，不言而喻。閔妃勸說國王啟動改革，成立新軍。改革觸動既得利益集團，一八八二年，舊軍和守舊派為反對新軍和改革，發動「壬午兵變」，守舊派領袖、國王之父大院君取代閔妃集團執政。清帝國派三千淮軍控制朝鮮政局，將大院君綁架到清帝國，強迫朝鮮簽訂包括《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在內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領事裁判權、海關監管權、外交監督權等特權。中國的近代史敘事，大肆渲染被西方列強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悲情，卻隻字不提自己在同時用同樣的方法侵害朝鮮主權，作為殖民者的面目並不溫柔敦厚。
鑒於國勢危急，一八八四年，金玉均等朝鮮開化黨人發起「甲申事變」，暗殺守舊和親中的權臣，挾持國王，尋求脫離清國控制，實現國政獨立，推動維新改革。金玉均等提出廢除身份等級制度、廢除宦官、修正地租法規、充實國家財政、以才擇人、以人擇官等改革政策。
事發之後，清廷派駐朝鮮的「監督」（相當於總督，權勢宛如「太上皇」）袁世凱率軍突入朝鮮王宮，壓彈新黨，震懾駐朝日軍。短短三天之間，朝鮮人獨立、改革的努力灰飛煙滅，朝鮮失去了自強改革的歷史契機，史稱「三日天下」，比清帝國之「百日維新」還要短暫和悲慘。這是清帝國對朝鮮的霸道蠻橫的武裝侵略。隨後，袁世凱坐鎮朝鮮，全權干涉朝鮮內政，擔負朝鮮的「維穩」。這段歷史，撕裂朝鮮民心，對朝鮮影響深遠。清日兩國也由此交惡，日後引發甲午戰爭，清帝國戰敗後，喪失了朝鮮宗主國的地位，朝鮮很快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二戰之後，中國和蘇聯扶持金日成在北韓成立共產黨政權，一九五〇年，金日成悍然出兵南下，引發韓戰。麥克阿瑟帥聯合國軍由仁川登陸，北韓人民軍全線潰敗。中國派出掩人耳目的「志願軍」參戰，趁機將投降的國民黨軍隊送入絞肉機般的戰場消耗掉。韓戰險些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以傷亡近百萬官兵的代價，幫助金日成保住半壁江山。此後，朝鮮半島維持分裂局面、北韓淪為全球唯一的三代世襲的極權國家，兩千五百萬北韓國民堪比現代奴隸，這一切亦是拜中共出兵所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