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西德勒朋孫錯，阿瑪趴珠公甘桑，滇珠迭瓦托拔秀」（意思近於中文裡的「吉祥如意、平安喜樂、長久幸福」，是衛藏地區新年常用的祝福語，大部分在拜訪親友家時念誦，唸時以手指捏起親友準備好的糌吧向外輕灑。）
從德里北邊的西藏小村買一張八百盧布的巴士票，經過十二個小時顛簸的山路，即可抵達喜馬拉雅山區的小城：達蘭薩拉。達蘭薩拉並不是一個城市的名稱，嚴格來說，在1959年藏人尚未大規模遷徙到印度前，達蘭薩拉僅是一個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遺留的縣級行政中心，規模遠不及同樣位於喜馬偕爾邦，參與過1914年中印邊界劃定與1972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簽屬協定的首府西姆拉。
如今達蘭薩拉成為喜馬偕爾邦的著名市鎮之一，一方面源自於過去半世紀以來政治環境的轉變；一方面則受到宗教因素的影響：受藏傳佛教吸引而來的不僅僅是佛教徒，也包含了為其神秘色彩所誘惑的嬉皮與旅客。
一座山城，三種面貌
將市場所在地做為達蘭薩拉山城的起始處，這裡是舊時的行政中心，如今被稱為「下達蘭薩拉」的城鎮，部分樓房保留了原居民帕哈里人的傳統建築樣式。兩層樓的木造石板建築，沿著街緣向外伸展出小小地迴廊，底下支著雕飾精美、僅有手臂粗的欄柱。由於氣候寒冷，一樓大部分留與牲口避寒，或是充當儲藏室，二樓才是主要的起居空間。迴廊外遮著木板，僅在木板上方留了兩掌長寬的透光口。
市場位於改良式水泥建築的二樓，呈環狀排列，以蔬果攤販為主，廢棄的菜梗爛葉直接從樓上丟下，成為牛隻與猴群的美味點心。這裡是德里到達蘭薩拉的巴士停靠站之一，也供應了山城居民的生活所需：電器商、裁縫店、布料染坊，與鄰近市鎮裡唯一一間電影院。居住在此的帕哈里商人們在熱甜茶與下一杯熱甜茶之間過著忙碌充實的日子。
離開市場略往上爬一會坡，便開始遇見充作西藏流亡政府公務員宿舍的連棟公寓。順著山勢，這些公寓或在山縫鏟下一方院落、或在山稜削一線立足處。這些窗上架著吉祥結鐵欄杆、披著斑駁大黃色油漆的建築物即便粗陋，仍然打理得乾淨齊整。宿舍普遍不大，一層樓分隔為數個獨立小房間，不含浴室、沒有廁所，另外在房外設置公用廁所與洗手槽，但水壓不穩。一些住戶必須每天早上到稍遠的自來水管線口提水回來貯存，供應一日所需。若遇上時年冬日降雪不足、融雪太少無法供應民生用水所造成的斷水時，就是提瓶威士忌、賄賂管線上游警察的時候了！
在台灣，公務員一職通常意味著穩定的生活，但在詭譎多變的流亡社會裡，公務員往往得耗費更多心力才能在微薄的薪水裡維持生活平穩，連帶著這裡的居民也常因不同緣由，在宿舍裡來去，走道上遺留了來自不同時代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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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公務員宿舍建築群當中，隨意挑一條小徑繼續向上步行，所有小徑都通往山上的廣場。廣場附近匯聚了計程車招呼站、各式非政府組織辦公室、教育機構、旅館與商店。今天是藏歷火鳥年的第一天，大部分藏人一早便前往大昭寺參拜，藏人經營的店家多半放下鐵門迎接美好的年節，街道上僅剩零星的雜貨店尚在營業，沿路隨處可見販售酥油花與年節飾品的小販。
在街道上販售年節飾品的印度男孩，照片中是被稱為「曲瑪」，染成五種顏色的小麥束，通常插在盛裝糌粑的碗裡裝飾佛堂。（圖／作者提供）
難民的山城？觀光客的山城？——全球化下的山城
天氣酷寒，但尚未下雪，此時是山城最寧靜的一刻，習慣在炎熱氣候生活的印度人要在山城第一場板球賽開打前夕才返回這裡；耐不住嚴寒的外國觀光客不願在此久留，做觀光客生意的商家們索性關了店面，與親友小聚。平日若逢法會或特殊節日，一出門盡可以在一百公尺內遍覽數國人民臉孔的盛況不復見。
零八年以後，加強邊界控管的中國使得近十年來能夠成功翻越雪山、抵達印度的年輕藏人日益減少，連帶著難民學校的人數也逐漸下滑。在通過印度遷往其他國家的NGO組織管道仍然不斷運作的的情況下，半世紀以前以難民為主的山城，逐漸轉變成由無國籍與不同國籍的人們所組成的山城。
對於益西而言，這樣的轉變尤其感受深刻。近二十年前抵達印度的益西只有十四歲，當年父親為了讓益西擁有更完善的教育環境，堅持將益西送離逐漸城市化的拉薩地區，如今益西在印度的中國企業擔任商務翻譯。
「爸爸要我到印度受教育，是因為原本純樸的拉薩開始出現酒吧與舞廳，十二、十三歲的孩子們便學著大人抽菸、喝酒，不是學習西藏文化的好地方」，「但到了達蘭薩拉，發現這裡也一樣！」益西說。
九零年代恰好是西藏議題在國際間發酵的年代，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世界的焦點逐漸轉移到崛起中的中國為止，這裡仍然是西方人權組織時常到訪的地方，他們帶來了人道援助，也帶來了西方的流行文化。
「小時候，看著卡通《獅子王》學英文，達蘭薩拉只有一些外國人、沒有多少印度人居住。現在我看《新白娘子傳奇》練習中文，達蘭薩拉的街頭幾乎被外國人與印度人佔據了。」似乎當西藏人難，當個純樸的西藏人，更難。
帕哈里商人們在街頭上販售來自中國的廉價塑膠花（圖／作者提供）
有「不政治」的理由嗎？
新年前兩日，按西藏傳統要與親友團聚、吃頓「古圖」，順便占卜來年運勢。待在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親人多半留在境內，幾名年輕的藏族小夥子吆喝著開了一桌古圖宴，連帶著身為外地人的我也沾了光。
「古圖」是種以麵粉揉製的主食，只有小指指節大小，製作時將麵糰搓成條、切段，再利用手掌外緣輾壓成向內捲曲的貝殼狀。為了年節製作的麵糰得分為三份，一份放在肉湯裡，煮熟分食；一份麵糰製成數個小團子、包裹寫了不同單字的紙條，供同桌者抽籤。不同單字帶有不同的寓意，一般常見的單字有象徵前途光明的「太陽」、平安和順的「羊毛」與忙碌奔波的「碗豆」。另外一份麵團揉成數個小球，用餐前，每人取一個小球，滾過頭頂、胸口及曾經受傷生病的地方、拔幾根頭髮按入小球中，待用餐完畢便將這些小球拋棄在路上，象徵摒棄過去一年的種種不快。
「滾開！」，說話的人是一位穿著傳統藏裝的嚴肅老人，身軀佝僂、聲音卻仍然洪亮，我正站在貨架前挑選搭配大餐的零食，老人站在櫃台邊，看來應該是這間店的主人。
「我不做說中文的人的生意！」，老人皺眉，臉上寫滿嫌惡，手上抓著汽水的多次比了比外面，將因為錯愕而愣住的我往外拉了一下。
隨著1970年代改革開放，中國推行新的民族政策，旨在削弱民族之間的差異性，藉此形塑新的民族國家，卻也加深了民族之間的衝突。多次是來自四川地區的藏人，八歲時與哥哥一起離開家鄉，在印度長大。白淨的膚色與不凸顯的五官，乍看之下與既定印象中的漢人臉孔無異，這也給在流亡社群長大的多次帶來些許麻煩。
「以前，因為我的口音不太一樣，學校的藏文課老師特別愛叫我起來朗讀課文，」
「有一次，老師特別找我麻煩，要我唸『拉薩』這個字，還讓我唸了兩次，第二次時我就直接摔書走了，所以我的藏文成績特別差，英文還好那麼點，畢業後就做了翻譯。」多次笑著說。
西藏地區極大，藏語南腔北調，一般以拉薩音與安多音為主，這兩種口音的學習對來自四川的多次而言，不啻為一道難題。相較於中文，藏文發音複雜，部分中文母語者在學習一段時日後，仍然無法精準掌握一些單字的發音，例如地名「拉薩」，在中文無法完整音譯，便寫作「拉薩」。藏文課的老師便藉著這個單字，暗諷多次不是藏人，而是欺壓藏人的漢人。
「在我爸爸使用的藏文方言裡，太陽被唸成『各陽』；媽媽的藏文方言裡，被唸成『德厄愛』，一般藏語則唸成『米瑪』。」多次的父母都出生在流亡政府所定義的「大西藏地區」，也在藏區裡成長受教育，語言，總是民族問題當中最為複雜的部份。
政治符號與生命軌跡
關於達蘭薩拉的文章極多，在此駐留的記者留下大量資料；難民也擁有自己的作家聚會；旅客被山城景色吸引後，社群軟體上從不缺乏優雅的短篇小品。但無論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麼，出自什麼樣背景的寫作者之手，總是有兩個詞彙被反覆提及：流亡與流浪。
流亡多半出自於迫不得已，流浪卻是一種選擇，隨意混淆雙方，或是任何一方在言談中擅闖邊界，都是一種無知的冒犯。同樣身為異鄉人，自身之外皆是無以命名的過客，絕不能妄想改變些什麼。一般而言，難民不耐「流浪」，「流亡」則是慣常忍耐的不舒適；出生於和平的人們多少對於「流浪」帶著憧憬，好奇「流亡」的真實樣貌。這兩類人並不適宜發展長遠的關係，山城卻總是讓這兩類人走到一塊，困惑、難堪，窘迫，在一連串錯誤後，以異國戀情開場，卻少人能善始善終。
在山城，苦難的犧牲者多半能在他人文章中倖存，反倒是伴隨著苦難而生的小人物常為寫作者所遺漏，但相較於明確標示出難民身分的無國籍者旅行證件，這些環繞著難民共同生活的小人物，往往映射出更多生命行走的軌跡。
沿著廣場前的道路前行，我向從大昭寺回來的坤桑打了聲招呼，坤桑在西藏出生，六歲時來到印度，並在當地大學完成了多媒體學士學位，在達蘭薩拉擁有一間攝影工作室。平日坤桑協助外國團隊在此拍攝紀錄片，在街頭攝影，也寫生活在這裡的小人物故事，故事裡有難民、有與難民一起生活但領有國籍的人。對坤桑而言，難民的身分是生命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不能否認，但也不能因此忘了去追尋生命裡其他的部分。
作者介紹｜南哲純美
南哲純美，出生在海島的90後，在不同的文化裡長大，迷惘過也流浪過，現在正努力在世界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