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2020年12月28日電，香港地方誌中心當日舉行《香港志》首冊出版記者會暨上架儀式，「這標誌著香港擁有了有史以來第一部以香港冠名的地方誌」。
該報導指出，《香港志》記述了香港七千年的歷史變遷，整部書將設十個部類，約兩千五百萬字，共四十二冊分階段出版。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志》可以讓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更加瞭解香港與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編修團隊中許多年輕研究員，通過參與修志工作進一步認識國家，增強國民身份認同感和自豪感。」
以地方志取代自由史
林鄭是香港最敢於說真話的人，記者會上的董建華及發表視頻講話的中國社科院院長謝伏瞻均猶抱琵琶半遮面，林鄭卻將耗資7.8億且大部分來自「政府支持」（納稅人的血汗錢）的《香港志》的政治企圖全盤托出。
英國反極權主義作家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歐威爾想說的是，歷史的詮釋掌握在今人之手，誰詮釋了歷史，誰就可以決定或改變未來的樣貌。林鄭、董建華及幕後像操縱傀儡一樣操縱他們的北京的目標是：以地方志取代自由史，讓香港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的「新疆」。
書如其名。地方誌，簡稱「方志」，在中國的史學傳統中，地方誌是一種特殊的史書，它記載某一時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情況，具有三大功能——存史、資政、教化，這三項傳統功能在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背景中形成並沿傳了幾千年。
中共建政之後，繼承了這大一統、中央集權、皇權專制時代的學術傳統，並將其作為鞏固和捍衛政權的戈培爾式的現代文化宣傳事業的一部分。
比如，早在1984年12月7日，時任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王恩茂就在「地方誌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殺人不眨眼的王書記為何重視地方志編纂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呢？他在講話中指出，「新編地方誌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組成部分」，它可以讓新疆的少數族裔「歸心」，同時也是「反恐」的重要環節。
民間學者徐承恩出書捍衛港史
如今，《香港志》與《新疆志》的功用如出一轍——既然香港是一個比新疆更新的「新疆」，是一個回歸才二十多年的、此前遭到英國殖民統治百年的「皇民化」的「邊城」，那麼用《香港志》來重新定義何為香港，就是「北人治港」的重中之重。
換言之，《香港志》耗資數億所要完成的任務是：讓香港在政治和軍事上回歸中國之後，繼續完成「第二階段的回歸」或「二次回歸」，也就是文化、思想和心靈上的回歸，進而確立「香港不是英國的香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定位。
而中國的包括地方志在內的歷史敘事，本質上都是「資治通鑒」，即歷史研究為統治者服務。中共為了讓香港的歷史學者放棄作為歷史學志業的「求真意志」，不惜投入巨資，用變相收買的方式，使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有錢能使鬼推磨」。
而能夠與之抗衡的方式，就是凝聚民間力量與智慧，像徐承恩那樣「我是香港人，我寫香港史」——自認為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的徐承恩，以一己之力完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為的就是要抗衡香港人缺席的主流史觀，並確立香港國族的歷史地位。如果有十個徐承恩、一百個徐承恩挺身而出，在這個歷史敘事的「佔中」戰場上，香港人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大大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其中之一就是有關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翻攝自網路）
篡改「六四屠殺」歷史強化洗腦
1989年3月23日上午，六四屠殺前夕，時為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會見烏幹達總統穆塞韋尼時指出：「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鄧小平說的重點不是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夠，而是對師生的「洗腦」不夠——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都趨於「自由化」，鄧認為這是學潮爆發的根本原因。
六四開槍殺人之後，中共大大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其中之一就是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的書寫。篡改歷史是中共的拿手好戲，比如，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的定性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十年浩劫」；但進入習近平時代，教科書對文革的定位則變成了「在艱苦的探索中走了彎路」。
又如，在中共官方的歷史敘述中，六四不是屠殺，而是一波三折地變得舉重若輕：先是「反革命暴亂」，然後是「動亂」，再以後是「政治風波」。不僅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的名字統統不見了，就連風光一時的「共和國衛隊」烈士們也銷聲匿跡了。
《香港志》當然緊跟《北京志》，《香港志》中將六四屠城事件寫成了「北京發生六四事件」。從這個小小的細節中就可以認定，這是一本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的「爛書」。
相比於對六四的描述，我更關心《香港志》對「六七暴動」的記述：
一九六七年，由於社會固有矛盾，加上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香港爆發了戰後英治時期最長、規模最大的社會動亂，社會上一般稱“六七暴動”，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當年不少香港左派群眾抱著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然而，其間有些做法引起許多市民對左派的不滿，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後相當長時間裡都被貼上負面的標籤。
這段敘述耐人尋味。一方面，作者不敢全面肯定由北京策動的“六七暴動”，遂將其罪過統統推到「文革極左思潮」身上，就像鄧小平將「四人幫」打成文革的罪魁禍首而放過真兇毛澤東，這是捨卒保帥的伎倆。
香港已符合「去民主化」四跡象
另一方面，作者隱瞞了「六七暴動」期間的若干恐怖主義暴行，如暴徒殘酷殺害媒體人林彬，就連金庸也被列入暗殺名單。中共就是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恐怖組織。
對歷史的篡改，是香港「去民主化」的重要環節。香港「脫英入中」，就是去除英國留下的尚未完成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寶貴遺產，而歸入中國越來越凝固化的專制、獨裁、暴政的「中國模式」。
被譽為「二十一世紀社會學之父」的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民主》一書中指出，「去民主化」（或曰民主倒退）有4個標誌：第一，自由公正的選舉惡化，出現大選被操縱的現象；第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追究其責任並提出替代現政權的能力；第三、法治對政府即司法和官僚約束被削弱，司法獨立受到威脅；第四、政府製造或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威脅，以製造一種「危機感」。
這4個跡象都在香港出現了。在這一大背景下，《香港志》的出現絕非偶然，此後還會有更多「怪物」蜂擁而來。香港人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對歐洲的未來發出這樣的預言：「如果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們還想知道為何在奧斯維辛的焚屍爐上重建歐洲曾經如此重要，那麼只有歷史才能幫助我們回想起來。如果歐洲的過去還要為歐洲的現在提供勸誡和教育意義的話，那麼歷史應該在今後每一代人中得以傳承下去。」同樣的道理，香港人應當了解的，是《香港志》中空缺的、從「六七暴動」到「逆權運動」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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