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來到2021年，說起學生運動，距離台灣歷史上最近的318太陽花學運，已經過了7年，對於正青春的學生彷彿是遙遠的傳說，現在的高中生當時還在唸國小，但他們依然在這鼓力量帶來的改變下長大成人。
如今，《民法》法定成年年齡已下修為18歲，下一步就是18歲公民權，而在國高中校園裡，制服規定已經解禁、第8節課不再強制參加，是否延後上學時間、延長下課時間，近來也重回討論，學校已經改變了，而這樣的改變來得並不突然，不管從政治變動到科技變遷，一切其實都有跡可尋。（延伸閱讀：手機就是抗爭工具！高中生善用Instagram成功爭取權利）
「年輕人覺得改變有可能，且可能一夕間發生」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台灣學生聯合會、各大學學生會等團體，在2020年大選前陸續舉辦各項活動，從模擬投票到發起返鄉投票列車，也強力聲援香港、婚姻平權等議題，對於修憲議題上也數度透過連署、論壇方式參與，不斷展現對於議題的關注力道。
對此，台灣青年民主聯盟理事長張育萌認為，包括反媒體壟斷、318太陽花學運、政黨輪替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讓各種議題開始進入公共視野，其中318確實造成很大的改變，「最重要是1990至2000年出生的年輕人，會覺得改變是有可能發生，而且可能一夕之間發生，但在這之前，要先累積溝通跟動員能量，這是日常生活就要做的基本功。」
台灣青年民主聯盟理事長張育萌（見圖）認為，1990至2000年出生的年輕人，會覺得改變是有可能發生，而且可能一夕之間發生。（資料照，顏麟宇攝）
「掙脫束縛的風氣，開始往下吹到國高中階段」
改變不只是對政治發聲，回到校園裡，如今學校不能再以服儀處罰學生，第8節課、寒暑輔也不得強制參加、上教學進度，就連延後到校時間、延長下課時間，也慢慢獲得關注，掙脫束縛的風氣，開始往下吹到國高中階段。
張育萌指出，許多高中學生對公共議題的專注，通常都是來自於校園裡的民生議題，尤其服儀規定，「任何學校通常一定有這個問題，也一定有學生不滿意」，或者如限制外食、體罰等的情況。
台灣青年民主聯盟理事長張育萌表示，許多高中生對公共議題的專注，通常都是來自於校園裡的民生議題。示意圖。（資料照，盧逸峰攝）
張育萌認為，過去的體制下，相關法規大多是在限制學生權利，「我們好像是社會的想像共同體，你經歷過的，我們也要經歷過，就像當兵抓交替，我被凶過也要凶學弟」，此外過去每當有抗爭，教育部門口大多就是家長、教師以及學者，不會有學生團體，「甚至學生團體出現，他們還會說我幫你處理就好了。」
張育萌認為，如今這些人為學生代言的話語權已經減弱，「這個門慢慢打開，所以學生也開始要充實自己的能力，開始為自己負責，也意識到權利跟責任是相對的。」
劉定綱：青少年看到別人行動，在學校裡跟體制產生衝突
近年耕耘108課綱教材的奇異果文創總監劉定綱，則以美國媒體學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理論指出，以前想像的概念，是可以藉由書籍的分級保護機制，把一些議題、事務隔絕在兒童或青少年之外，但是當電子媒介，比如電視進到家庭時，就算有分級制度，也阻擋不了學生對各種議題、社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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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定綱認為，尤其2011年以後，社群媒體、智慧型手機出現，一方面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造成影響，也使得透過書籍分級隔絕青年的效果開始下降，「這些議題大人看得到，學生也看得到」，除了接觸議題外，青少年也看到別人的行動，並能思考自己如何行動，這在學校裡就會跟既有體制產生衝突。
奇異果文創總監劉定綱認為，社群媒體、智慧型手機出現，一方面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造成影響，也使得透過書籍分級隔絕青年的效果開始下降。（資料照，謝昇佑攝）
劉定綱認為，現在學生族群對性別與世代議題特別敏感，性別因為切身也普及，世代則是如今世代差異太明顯，對他們來說，可能每3年就是個世代，對使用媒體的方式、表達方式都不一樣，更跟老師、家長有明顯的代溝，認為彼此之間很難溝通，「覺得為何我習慣的語言、表達方式不能被接受，我關注、喜歡的東西會被貶抑。」
當然，過去青少年也曾面臨不被瞭解的處境，但劉定綱指出，如今的落差更大，青少年常常是透過次文化在學習，覺得學校教的東西冠冕堂皇、不夠真實，想表達自己時，就會選擇回到自己的團體裡，而甚至他也發現，當帶108課綱教案到學校，要拍影片或製作小誌時，會發現學生比老師更快上手，老師反倒會有點困難。
「校園議題出發，在意土地、反迫遷議題」
2019年成立的高雄學生民主聯盟，是以高雄地區高中職學生為主的學權組織，在市長補選期間分別與3位候選人舉辦論壇，近來在服儀規定、霸凌防制等議題上，皆成為學生與市政府的對話管道。
聯盟創辦人葉柏廷回顧，對他來說，太陽花學運確實造成啟發，雖然他當時還在唸國中，但從新聞上看到好像官員住的地方，有一大群學生聚集，讓他開始對所謂「學生運動」產生好奇，高中時則因為爭取活動經費、出席會議權利等都被老師阻撓，開始對體制感到不滿，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同樣作為學生的他受到啟發，於是與同學一起創立了學生聯盟。
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創辦人葉柏廷回顧，太陽花學運確實造成啟發。圖為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右二）。（資料照，盧逸峰攝）
當時葉柏廷就讀鼓山高中，被視作社區型高中，而他認為，聯盟的特點之一，正是成員有很大部分是所謂社區高中，或者高職、五專的學生，「初衷是覺得民主要大家一起參與 ，但過去學權運動集中在排名前面的學校，就覺得如果我來做，可以打破這個迷思。」
葉柏廷說，社區高中普遍被認為程度較低，發言頭銜比明星高中差，「但社區高中也是有想法的」，來自高雄各所學校的夥伴們，一開始對校園議題的出發點都是像開放外食、服儀規定、早自習與第8節課等，接著慢慢從校園進到社會，比如在意土地、環保、反迫遷等議題。
「大人間的侵權就叫侵權，學生被侵權就是管教」
近年來，包含青民協、台學聯等組織，也不斷到各大學、高中舉辦工作坊。張育萌表示，重要是民主教育的紮根，「我們廣播種子，你去10間學校辦講座，一定會長出1、2個個案或組織，這樣就很好」，他認為只要多幾個縣市出現學生組織， 對體制的通盤檢討就會有幫助。
葉柏廷則指出，學權運動的關鍵依然是爭取自己成為更完整的人，如今教育依然把學生幼體化，「大人之間的侵權就叫侵權，學生被侵權就會被說是管教。」
不是18歲就突然會投票！葉柏廷：讓更多人知道怎麼迎接權利
葉柏廷表示，對爭取完整權利來說，18歲公民權是重要的一步，他常遇到質疑，認為要高三才會滿18歲，跟高一、高二沒關係，但其實這是公民教育的叩門磚，「他不是一到18歲就突然會投票，還是要往下紮根公民意識，重點是如何讓更多16歲甚至以下的人，知道怎麼迎接這個權利，讓他們知道這是在投什麼票、為什麼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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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創辦人葉柏廷表示，18歲公民權是重要的一步。（資料照，顏麟宇攝）
而隨時代改變，如今學生團體與公部門、師長的關係也有微妙轉變。張育萌便指出，教育部這幾年來，確實修改了很多進步法規，但常常無法在學校落實，就算去督導，也可能遇到學校說謊等狀況，這就有賴於學生組織的協助，像他們可以透過夥伴學校蒐集來瞭解各校實際狀況，也可以進一步告訴教育部，究竟是要修改法規，或是蒐證違反規定的學校。
「有些老師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講的是歧視言論」
另一個轉變是，青民協也開始舉辦教師講座，以學生觀點來跟教師溝通。張育萌指出，教育現場其實有蠻多無助的老師，有些老師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講的是歧視言論，「很多時候沒有人是壞人，只是程序不民主，或還有威權想法在他的意識裡。」
台灣青年民主聯盟理事長張育萌指出，教育現場其實有蠻多無助的老師，有些老師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講的是歧視言論。示意圖，非新聞事件人物。（資料照，謝昇佑攝）
「沒辦法，他在戒嚴時接受師培，教書已經那麼多年，而且教育行政就是那麼忙，他可能一定要在性平教育課時改作業。」張育萌說，當然無法改變的教師該有退場機制，但如果第一線人員沒有先獲得足夠資源，師生關係就只會變成弱弱相殘。
「大人理解與協助學生的核心在認識多元文化」
時代改變的浪潮，也反映在媒介上，從紙本到如今的網路，學生們比起手寫考卷，如今更善於自製迷因圖、拍影音短片交流。對此劉定綱也呼籲，面對如今時代趨勢，做為所謂大人，理解與協助學生的核心，在於認識多元文化。
劉定綱指出，以往的多元，是以地區、族群、國家為單位來劃分，但現在是越來越「部落化」，學生有自己的一套語言、文化規則，這些常被大人覺得是小孩子在玩的東西，「但某個程度上，他們是在這裡頭模擬社會如何運作，摸索他是誰、他的疑惑如何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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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我們能不能去理解？」劉定綱說，要去理解為什麼他們喜歡這些東西、喜歡使用這些語言，「其實進去之後，會發現跟我們想的沒有差太多，只是換個媒介、表達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