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6）與龔自珍（1792-1841）這兩位經世學者，以十八世紀的帝國成就來支持他們強化國家防衛的主張。兩人都使用歷史來為邊疆防衛所需的巨大成本辯護。他們將乾隆邊疆征服事業追溯到漢朝與匈奴關係的系譜上，聲稱他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兩千年來防衛西北邊疆的難題。
中國的邊疆現在是穩定的，但帝國需要投資以便整合邊疆與內地。就像皇帝的官方史學家一樣，他們在這些史無前例的帝國勝利中看到天意的展現，但就像七十一，他們知道邊疆之外還有廣大的世界存在。嘗試將十八世紀的計畫帶進十九世紀的國際地緣政治，這些經世學者界定了清朝在最後一百年繼續控制其所征服民族的統治框架。
西方學者大多認為，龔自珍與魏源是提倡抵抗西方海權侵略，致力擴展中國對歐洲國家知識的人物。然而孔復禮（Philip Kuhn）已於最近指出，西方學者基於「種族上自我中心」的原因，傾向擴大外國對於魏源等思想家的影響，忽略了他主要的關心焦點在於國內改革。魏源與龔自珍改革主張的主要動力來自今文經學派，該學派把古典文本當作行動指南，而非僅是經驗研究的古老對象。
然而，我們不應該將這兩人單獨看作國內改革的提倡者，也不應該強調他們僅關心海防。作為以古典學問引導政治行動的提倡者，魏源與龔自珍都將國防安全問題與國內的政治改革緊密聯結起來。國家安全同時意謂著邊界防衛與國內秩序的維護。在他們的想法裡，大陸與海洋安全的關切密切連結在一起。
當龔自珍在他的預言性文章裡主張突厥斯坦應該設省，那年他才二十九歲。他已考取舉人，但卻未能考上進士。並不令人驚訝的，當他的著作在1820年出版時，多數人忽略了這個尚無名氣的學者的主張。但當他的著作，在1827年被重新收入《皇朝經世文編》這套由有影響力的官員賀長齡贊助、並由魏源編纂的書中出版時，他和他的著作獲得了更廣泛的關注。
1826年張格爾的叛亂已經引發人們對突厥斯坦不安情勢的關注，而且維持該地區駐軍的成本也招致大量批評。龔自珍不只強力主張將這個地區整併到帝國之中的好處，並將此地的征服視為上天支持的長期帝國願景的高峰。
然而，與乾隆皇帝不同，龔自珍並未把中國定位在文明領域的中心，而是在歐亞大陸的東方，有固定邊界和有限領土的一塊土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邊界延伸到四「海」，因為清朝的大陸邊界就代表其控制的最終界線，正如同其在東海與南海的海岸線一樣。「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即是海比。」中國的統治者已經首先往東擴展，然後往南擴展，但藉由支配蒙古，清朝已經使得西北變得更安全，不再那麼遙遠或者危險。
龔自珍也大力主張要把該地區與內地整合。所有西北與華北無地流離的人口都該被送到西邊，給予二十年免稅並資助其墾荒，而地方屯營應該授田給士兵作為私產。當地的旗人應該遣散，文官應該控制所有的土地和負責徵稅。這個地區應該系統性畫分為府廳的行政建置，漢文地名應該取代本地的地名，而這些柏克、札薩克與其他邊疆的權威應該改由一般的行政單位管轄。
龔自珍的激進提案擴大了現有行政趨勢的規模，並主張快速推進到最後結果。清朝在十八世紀的政策就已經開始促進新領地的整合，並創造了一個混合民政與軍政的行政結構。但滿洲人統治者保持突厥斯坦與帝國其他地方分離，繼續堅持該地區應該自己支付其行政成本。龔自珍反對自給自足的想法，主張新設省的貴州與其他貧窮的內地省分，都應該獲得來自富裕省分的實質補助。但應該要小心控制貿易，避免腐敗的「奢侈品」進入。
嘉裕關的官員應該確保僅有穀物、布疋、茶等必需品能輸出到邊疆，且只有皮貨跟西瓜能進口至內地。龔自珍認為漢人可以在這邊重新展開新生活，同時不會被內地的社會衝突與商業誘惑所污染。甚至就連該地區流放的罪犯與其他來自內地的「奸民」，在該地都可以透過在自己的田地上辛勤勞動來重獲自新。龔自珍的純淨處女地觀點，還有來自帝國中心文化往外擴展到最盡頭的想法，以道德與歷史面回應了他的批評者。
魏源以較物質層面的理由支持他的同僚，強調米華健所謂的「防線前移的紅利」（forward defense dividend）：把軍隊轉移到邊疆可以紓解軍隊在內地省分的花費。魏源在《皇朝經世文編》的文章中，同樣讚揚了帝國各個方向的擴張，並仔細調查了所有在帝國控制下的民族。內蒙古的蒙古人，加上土默特與歸化的蒙古人，構成了總共五十一個旗。每旗都有自己的札薩克，共可分成二十五個部落。
而外蒙古則形成了四個部落與八十一個旗，集體合稱喀爾喀。最西邊是準噶爾城鎮，那裡在戰爭後變成最大的墾殖地（魏源並沒有提到準噶爾人被滅絕之事）。而在他們之外則是「西屬國」，分成三路，包括哈薩克、布路特（吉爾吉斯）、安集延、愛烏罕（阿富汗）、溫都斯坦（印度斯坦）等等。在魏源的廣大眼光下，所有這些民族在某個意義上都「屬」於帝國；只有俄羅斯不是屬國。
魏源也必須對帝國領土控制導致內地資源浪費在邊疆荒地的指責辯護。他引述過去游牧民族造成的不斷破壞為例，證明邊疆擴張所花費的成本完全合理，更進一步強調邊疆地區可以紓解內地的人口壓力。他大聲曰：「天留未闢之鴻荒」，正是要讓我們收容「盛世」所不斷孳生的人口。
因為魏源與龔自珍共享了一個信念，認為宇宙的力量指引了歷史進程，西方分析家通常將他們視為十九世紀社會理論典型的單一線性發展的歷史分析的先聲。但他們兩人並不是從西方的案例推衍出這種進步主義觀點，而是從他們所知道的清代擴張。
魏源的《聖武記》以簡明易懂的方式綜合這些征服過程，完成了清代邊疆征服的正當化論述。1794年出生的他，成長於一個戰亂不停的年代，當時帝國正絕望地想要壓制內亂與外國的侵略。如同他在前言所述，他是出生在1795年苗亂的前一年，在白蓮教亂平定後獲得他的生員頭銜，在1814年林清在京城起事那年癸酉科選拔貢，而後在1822至1828年張格爾之亂期間考上舉人。
在鴉片戰爭年間，他在兩江總督府內擔任幕友，目睹中國慘敗於「海夷」的經過。在1842年他運用手邊所及的「海量文獻」，包括大量帝國征服史收集的材料、官方祕檔、私人著作、口頭資訊，開創了清朝軍事成就的全面性論述，足以垂範後世。此即是《聖武記》。1844年，他也完成另一部有關外國地理學的著作《海國圖志》。這兩部著作在1850年代的日本非常有影響力，當時日本正面臨著外國武力開港通商的威脅。
而在魏源之前，另有一位擔任軍機章京的漢人官員趙翼。他大半生在西南邊疆任官，在突厥斯坦征伐期間與西北有很多書信往返，後並協助編纂《平定準噶爾方略》。他的《皇朝武功紀盛》一書在1792年出版，是乾隆時代帝國歷史書寫計畫與魏源和其承繼者們的私人論述著作之間的橋樑。
他討論了七次的帝國戰事，包括在緬甸與臺灣，那兩次他親身參與。趙翼跟魏源同樣對軍事史與帝國制度演變史感興趣，他也寫了重要文章分析軍機處與翰林院的興起。相對於稱讚古代封建時期的地方主義的顧炎武，趙翼則把清代的經世之學與宋代「歷史類比」的傳統連結起來，肯定軍事擴張與中央集權的必要性。
趙翼並非出於對國內動亂與外國侵略的憂慮而書寫歷史，但他的著作「強調環境與連續累加的制度變遷的重要性，而非往前追溯一個靜態絕對的古代烏托邦」，可說為魏源的歷史書寫舖平了道路。
魏源在《聖武記》的序言中引經據典，為他「戰勝於廟堂」的激進提案提出長篇辯護，換句話說，邊疆的安全防衛應該優先於在全世界傳播文明文化，倫理普遍主義應該讓位於國家民族的安全。然而魏源也強調「人才」優先於「財用」的重要。要保護安全，物質因素不能代替心理因素：
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擾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
魏源顯然接受帝國擴張下邊疆的定界，他也像龔自珍一樣致力於強化邊界的控制。對他來說，國家的目標不是促進邊界之外的文化，而是保證邊界之內的順服。在這裡我們遭遇了分隔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古典價值規範的模糊界線。對魏源來說，要守護國內的安全，就需要動員帝國最好的人才主動「競爭」，就像戰鬥一樣。
魏源主要利用清代征服的歷史紀錄，推演出他原始軍事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非從他對於西方武力的知識。就如同林珍珠（Jane Leonard）所主張的，魏源對於外國的興趣主要來自於他自己的古典地理學傳統。儘管外國的想法有許多貢獻，但這個古典傳統與官方史學已有足夠的知識材料，支持魏源三項最醒目的提案：軍事防衛、全球地理知識，以及國家事務的公共參與。
後續章節則是帝國軍隊遠征準噶爾、突厥斯坦、西藏、尼泊爾廓爾喀地區，然後進一步討論俄羅斯、朝鮮、緬甸與越南等地區。他接著討論了苗疆、金川與臺灣的動亂，而後是有關白蓮教之亂的廣泛討論。最後四章則是討論軍事後勤供應與其他議題。這個文本的討論涵蓋了清代主要戰爭征服事業，並論及了帝國的全部邊界。
魏源以全面性的歷史論述連結了軍事征服、對外關係與內部改革，其著作成為一系列帝國努力建構對擴張戰爭的固定詮釋的頂點。他對清代擴張的理解，已經成為後來同類著作無可置疑的基礎，甚至他的錯誤也為後來的作者所延續。例如蕭一山1923年的《清代通史》，就包含很多沒有引註且逐字抄錄自《聖武記》的段落。米華健已經指出魏源很多主張的片面之處，例如他刻意低估了占領新疆的軍隊數目。但那些觀點仍被近代中國歷史學者所接受。
魏源對噶爾丹與俄羅斯關係的處理，則顯示他的分析取徑如何契合於近代民族主義史觀。他特別強調噶爾丹假稱取得俄羅斯的支持，清朝將領如何擔憂俄羅斯將插手的謠言，以及皇帝仍舊相信上天的支持。
《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書封。（衛城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