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馮友蘭，自我反省之餘，曾寫下「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的詩句。胡適與朱光潛的關係，似乎也可以用這句詩來形容。兩人關係也隨時局的變幻而多次變化。
當胡適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提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口號時，朱光潛對新文化運動充滿了反感。畢竟，朱光潛是安徽桐城人，從小接受的就是桐城派古文的教育。不過，他很快適應了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也開始動手寫起了白話詩。對此，朱光潛回憶說：「我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章，心裡發生過很大的動盪。我始而反對，因為自己也在『桐城謬種』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轉過彎來了，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
逐漸適應寫白話文的朱光潛，很快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震動了文壇，他的文字娓娓道來、筆法深入淺出，很快成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此時的朱光潛，正在歐洲留學，並完成了《詩論》的初稿。而恰恰就是憑藉《詩論》，朱光潛贏得了胡適的青睞。對此，朱光潛回憶說：「我的一位高師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胡適，並且把我的《詩論》初稿交給胡適作為資歷的證件。於是胡適就聘我任北大西語系教授。」
1930年代，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希望在文學院推進新文化運動，他解聘了老輩學者林隕，將周作人、梁實秋、徐志摩等人聘為研究教授。在胡適看來，朱光潛無疑是繼周作人之後非常優秀的文藝理論家。
朱光潛到北大後，在胡適的支持下，很快成為了《文學雜誌》的主編，他們所組成的京派文學家團體，與上海的以左聯為首的海派作家遙相對抗，成為1930年代頗有影響力的文學派別。
1934年，北大法文系教授梁宗岱婚變，梁宗岱的妻子在胡適的幫助下，與梁宗岱打官司。這一時期，胡適成為梁宗岱妻子的代理人，而朱光潛則是梁宗岱的合法代理人，兩人曾就梁宗岱的問題進行商討，使事情順利解決。事後不久，梁宗岱被北大解聘。
1932年12月9日，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針對學生的反日愛國行為，胡適有保留地支持。在胡適看來，盲目地罷課行為，不但不會救國，還有誤國之嫌。對此，北大校長蔣夢麟於1932年12月31日展開北大全體學生會議。會議上，胡適苦口婆心地勸誡學生，結果卻遭到了有政黨背景的學生的噓聲。當時，朱光潛也在現場，他站在胡適一邊。1951年11月26日，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文中說道：「記得抗戰前有一次胡適在北京大學三院演講，勸學生不要罷課，當場就有許多學生在下面噓，我心裡很不舒服，以為簡直是胡鬧。」
與胡適一樣，朱光潛似乎在群情激奮的時刻保持清明的理性與睿智的判斷。不過，在1949前後的去留問題上，兩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1937年的舊曆新年，朱光潛去胡適家拜年，當時胡適剛看了曹禺的《雷雨》與《日出》，兩人就這兩本戲劇展開了討論。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胡適前往美國尋求美援，後來擔任駐美大使，而朱光潛則先後擔任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他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抗戰勝利之後，朱光潛拒絕擔任安徽大學校長，他繼胡適之後，成了北大文學院院長，而此時的胡適，則是北大的校長。國共內戰時期，兩人在很多問題的看法上都不謀而合。此時的胡適，創辦了獨立時論社，朱光潛是獨立時論社的社員。
這一時期，朱光潛在《中央日報》發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國的出路》。文中說道：「說得具體一點，美國在治政方面代表民主自由，在經濟方面卻代表資本主義；蘇聯在經濟方面代表共產主義，在政治方面卻代表集權專制。……民主自由在美國和資本主義聯在一起，共產主義在蘇聯與集權專制聯在一起，都是極不幸的錯亂的結合，目前世界分裂和衝突，禍根也正在此。世界的唯一出路就在糾正這種錯亂的結合，使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能攜手並進。」
朱光潛的這一認知，與1920年代時期的胡適思想是相通的。但問題是：當朱光潛所夢想的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不能得兼時，是寧願選擇美國呢、還是選擇蘇聯呢？在這一問題上，朱光潛似乎沒有給出答案，而胡適則「兩者相權取其輕」，選擇了美國。
1948年年底，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國民政府開始搶救平津知識分子。在國民政府的搶救名單上，胡適名列首位，而加入國民黨的朱光潛則名列第三。在兒子胡思杜堅決不走的情形下，胡適依然堅決地選擇了離開，朱光潛則選擇了留在大陸。
朱光潛之所以做出留下的選擇，可能與他女兒的身體有關。在接受陳遠採訪時，朱光潛的女兒朱世樂回憶，朱光潛之所以不走，主要是因為她患了骨結核，不能動，只能靜養。也恰恰是在這一期間，蔣介石派飛機來接一些教授離開北平。權衡了利弊得失之後，為了自己的女兒，朱光潛選擇了留下。
選擇留在大陸的朱光潛，因為跟胡適的關係以及國民黨員的身份問題，在建國初期不得不與胡適劃清界限。這一時期的朱光潛，多次寫文章批判胡適。1951年12月1日，朱光潛在《新觀察》第三卷第九期發表《澄清對於胡適的看法》。遠在海外的胡適很快看到了這篇文章，他將文章粘貼在了自己的日記中，並題注曰：「此文是一個會做文章的人寫的。」文中，朱光潛寫道：「陳援庵給他的信他在報紙上看到之後，硬不相信那是陳援庵寫的，理由是陳援庵一向不寫白話文。他的兒子胡思杜寫了一篇檢討他的文章，他在美國看到了，也硬說這不能是出於他兒子的本意，說在共產黨之下沒有『緘默的自由』。」
上面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對於胡適海外的相關言論，朱光潛其實是非常清楚的。文章最後，朱光潛寫道：「拿他這面鏡子照一照我自己，我竟是一個胡適的『具體而微』。我有封建意識的包袱，也有買辦思想的包袱。他所走過的路，我也都走過，走的遠近容略有不同。我也宣傳過帝國主義的文化，也主張過緩步改良，也曾由主張學術不問政治的冬烘教授轉變成國民黨的幫凶，站在反動的維護封建權威的立場仇視過學生愛國運動。」
這段文字被胡適重點劃線了，或許在胡適看來，這段文字是朱光潛聯繫胡適來自我批判的畫龍點睛之筆吧。朱光潛批判胡適之後，我們不知道胡適的內心想法，不過在公開場合，胡適公開宣稱自己理解朱光潛的處境。據周策縱回憶：「20世紀50年代，朱光潛先生被逼發表一篇文章批評胡適，說以前有一天，他去看胡適，見他書房桌上到處攤開著許多書，這就證明他平日無實學，臨時東抄西摘。這篇文章，紐約華文報紙也有轉載，我的一位熟人去問胡先生，讀過有什麼反應？胡先生大笑說：『朱光潛先生文章寫得很好！在那種環境裡他怎能不寫？我非常同情他。』」
1981年，留美學者周策縱回到大陸拜訪朱光潛，將胡適的這段話告訴了朱光潛，而朱光潛的反應也很有意思：「他（朱光潛）望了望陪我（周策縱）去的那位年輕人，然後低下頭來，用十分富於感情的音調說：『你知道嗎，我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大學教書，我如果不到北大來，還不知終生會怎麼樣了。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盡力介紹來的！』他說到這裡就嚥住了，沉默了許久，說不出話來。」
從朱光潛的這一回應看，此時的他，早已完全拋棄了1950年代初期對胡適的那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只是特殊年代下知識分子心靈扭曲的時代寫照，一旦一個正常的時代來臨，胡適的印象終究會得到恢復與修正。
考察朱光潛筆下胡適形象的變遷，也正應了文章開頭馮友蘭的那句詩：「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