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金權、罔顧人權，美國醫療體系的崩壞

美國政治學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因病進了美國一間醫院的急診室，在一連串被輕忽、充滿錯誤、被新冠肺炎攪擾的就醫過程中，深刻體會到自己身處的這個國家，雖然高舉民主、自由、人權大旗，更協助世界各地將醫療確立為一項人權，但實際上是一敗塗地。

病癒後，他寫下結合自身生命經驗、對比過去在他國醫療系統的體驗、歷史教訓，對美國利潤至上、政治帶風向的醫療體系提出沉痛呼籲。

醫療體系病入膏肓，反映出美國社會的系統性問題：在文明國家，公民的健康是基本人權，但金權體制下，社會福利日漸緊縮，而無效的醫療體系、忽視真相的系統、充滿謊言的政治，則從出生開始就箝制了公民身體、心靈與追求富足人生的自由。

我在醫院待了兩天一夜，不僅錯過了母親的生日，還得在醫院過平安夜，整個人焦慮到無法入睡，手腳還刺痛發熱。白天，我做了無數次的檢查，但一直沒有醫生來跟我談檢查的結果。我只能望向窗外，徹夜不眠地盯著天空中的月亮看。

我在日記裡畫下月亮，現在看起來那就像是小孩子畫的。當太陽從醫院後方升起，我依然盯著月亮看，試圖在它消失之前把它釘在我的視線裡。月亮縹緲不定、忽隱忽現，重複三次之後，終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繁瑣散亂的醫療流程

在這麼多醫院員工之中，只有少數人是醫生。雖然我是從急診轉進來的，也做了檢查確認沒有罹患什麼致命疾病，但我很少見到醫師的身影。我剛進急診室時，在走廊上待了半天才看到一位醫師，她只花了三分鐘對我說，我患的病有可能致命。

在進行腰椎穿刺的時候，我全程彎著腰，還有一根針扎在我的背部，如果這個也算是看醫生的話，那麼這是我看到的第二位醫生。放射科醫師雖然看了我的掃描圖，但我既沒有見到他們本人，也沒有看過他們的報告。

我和一位駐院主治醫師（Hospitalist）談了五分鐘，和另一位談了四分鐘，還用Skype跟一位神經科醫師談了十五分鐘（但你不可能透過Skype檢查神經系統），前後加起來的看診時間並不多。

這種狀況很常見，在美國醫院，病患幾乎不會專門交給某一位醫師負責，而且病患要跟任何有權威的人交談壓力也很大。

佛羅里達醫院的醫師人力非常不足，卻有大量穿著卡其布短褲、頭戴棒球帽的年長志工。他們總是精神抖擻，友善地跟人揮手，他們會開著白色高爾夫球車，迅速地將病患從這一棟粉色大樓載到另外一棟。

他們也會到處巡病房，看看病患是否需要幫忙。結果搞得我在住院期間也跟著有禮貌又隨和起來。有一位志工問起我在醫院過得怎麼樣，我說，這裡一切都很好啊，但真要說哪一點不滿意的話，就是我幾乎看不到醫師，而不只患者，甚至連護理師或他們的助理也不知道醫師什麼時候會來查房，更不知道誰在值班。

那位和藹的老先生竟然回我：「我說了你可別驚訝，但其實這種情況在這裡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相關報導： 獨立荊棘路上有台庫情緣：讀《庫德的勇氣》 ｜ 更多文章 ）

美國醫師成了廣告道具

真正的問題並不是醫生不想接觸病人。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間，我們就看到了許多醫師賣力地工作，冒著生命危險努力拯救他人的生命。真正的問題在於，醫師對他們周圍發生的事情幾乎沒有發言權，他們浪費大量時間跟精力在安撫高層。他們不再擁有病人期待和需要的權威。

每一天，醫師都得在病人面前裝模作樣，表現自己很重要。如果病人發現醫師有多麼的奴，可能就不會來醫院看病，醫院能賺的錢就少了。美國的醫師成了廣告的道具，他們帶著訓練有素的微笑，只是為了讓我們看不出這些醫院在彼此競爭中已經變得漏洞百出。

疫情大流行時這一切原形畢露了，我們看到，醫師在社會和政治中的地位有多麼不重要。新冠肺炎成了某些特定人士的生財工具，例如追求私利的商業大樓房東，也為那些幫助川普競選總統的公司和贊助競選的企業敞開方便之門。

美國最富裕的區域莫名其妙可以收到政府兩百萬美元的補助。保險公司跟私募股權公司可以對政策提意見，但醫師和病人卻沒有置喙空間。

二○二○年的經濟危機實際上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但我們並沒看到有醫生集結起來提出建言。在討論紓困計畫時，我們也很少看到醫師和護理師在電視上建議如何分配這筆錢。我們的聯邦政府花了兩億美元，卻不是購買檢驗試劑、口罩、防護衣和呼吸器這些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三月初，川普政府鼓勵美國製造商向中國出口口罩，但美國自己卻沒有任何醫用N95口罩可用。

全國各地都一樣，在醫院工作的人暴露在病毒中的機會遠遠超過合理範圍。在缺乏檢驗與應有的個人護具之下，他們面臨巨大風險，無法事前評估也躲不掉危險。

醫院的考量只有賺錢

更糟的是，他們無法公開討論這些危險，因為私人醫院的擁有者在意的是醫院的招牌。醫療商品化的後果，就是醫生必須像個看板人物一樣面帶微笑出現在電視或醫院裡面播放的推銷影片中，而不是去好好地關心病人，甚至關心自己。為了不讓大家知道醫院醫療物資庫存不足，醫師和護理師竟然因為使用自備的防護裝備而被解雇。

醫療商品化扼殺了言論自由。我們聽到批判聲音的機會少之又少，因為這些醫師和護理師的雇主對他們下了禁言令。美國醫學學會理事長因此不得不出來呼籲，「醫生有維護病人最大利益的自由。」

醫療商業化，意味著每一個床位都不得浪費。當新冠肺炎蔓延到美國來時，我們沒有足夠的病床。乍聽之下，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大流行不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嗎？難道以前沒碰過要用到比平常還要多床位的時候嗎？

為什麼從來沒有多餘的床位，為什麼做闌尾切除手術的美國人必須早早就被趕回家，為什麼母親們過早被趕出產房，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因為我們把醫療商品化了。

商品化最在意的就是有多少利潤。

之所以會有床位短缺的問題，是因為他們用「及時交貨」的思維來管理。公司希望他們買來處理接著賣掉的貨品，能夠剛剛好填滿每一寸可以用的空間。對醫院來說，被運來、改造，然後再被送走的貨品就是人體，每個環節運作的時間點都要分秒不差。所以占床位的人體不應該太多，也不應該太少。躺在床上的人數跟病床的數量必須配得剛剛好。好的醫師、護理人員和助理一直在抵制這種邏輯，但他們根本是螳臂當車。 （相關報導： 獨立荊棘路上有台庫情緣：讀《庫德的勇氣》 ｜ 更多文章 ）

維護床位是要花錢的。在醫療商品化的美國，沒有醫院會願意保留床位，因為其他家醫院也不會這麼做。只要以金融的邏輯主導醫療，國家就永遠無法為可能爆發的疫情流行做準備。

一個不受管制的醫療市場

醫院既然不會保留床位，當然也不可能儲備防護裝備或呼吸器。管理者在計算每一季的利潤時，不會把可能每十年才發生一次的全球大流行納入考慮。每次瘟疫來襲，都會被視為特殊狀況，而物資短缺將使得這類緊急狀況變得更加危急。

到處都需要經費支援，但錢通常會給喊得最大聲、地位最高的經濟部門，而不是流向醫生認為需要的地方，因為從來沒有人會去諮詢醫師的意見。現在美國的狀況即是如此，而且醫療商品化會讓這種情況繼續發生。

某些疾病，尤其是那些需要靠手術或藥物來治療（或者號稱可以治療）的疾病，是醫院的搖錢樹。人不會去做沒錢賺的事，例如幫助他人維持健康、康復，或甚至讓人好好活著。

健康和生命是人類珍視的價值，但都不會帶來金錢；醫療成了一個不受管制的市場，比起幫助人維持健康，治療疾病反而更有利潤。

醫院是一個營利機構，在收入減少的時候會想辦法讓你快點出院，而這可不是鼓勵你早日恢復健康的意思。保險公司更是愛拖時間，不想幫你付檢查和治療的費用。

每次你去看醫生或護理師，或是做檢查時，醫院和保險公司會討價還價，看誰能賺多少錢。醫院通常會比較喜歡做有利可圖的手術，而不管自己有沒有適合執行手術的人選。

比如說，如果你家的新生兒有複雜的心臟缺陷，當地的兒童醫院可能不會把你介紹給另一家醫院，讓更可能勝任手術的外科醫師接手，而會跟你說給他們自己的外科醫師執刀就可以了（即使這並非事實），然後害新生兒受苦、死去。

這樣細菌會戰勝人類

在美國，移植手術基本上不受規範。我們並不會註明哪些東西放在哪些人體內。法律規定和管制標準一樣寬鬆，即使去看相關訴訟案例，也看不清楚到底有哪些痛苦和死亡是由植入物造成的。在美國，植入物很可能是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原因。但植入物有錢賺，這才是重點。

另一個牟利與治癒兩相衝突的例子是治療感染。差點把我害死的敗血症就是一種細菌感染。其實只要知道是哪種細菌，就可以用適當的抗生素治療。

我的肝臟膿瘍也是細菌性感染，醫院有開給我抗生素，但麻煩的是，細菌有可能會產生抗藥性，也因此人們必須不斷開發新的抗生素。抗藥性會讓感染變得很難治療，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因此喪生。然而，雖然細菌的抗藥性會讓新開發的抗生素逐漸過時，製藥公司卻不願意投資開發新藥。 （相關報導： 獨立荊棘路上有台庫情緣：讀《庫德的勇氣》 ｜ 更多文章 ）

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市場反而愈來愈不努力尋找這個問題的解方。大多數的大型製藥公司甚至根本不再研究抗生素。如果我們完全只用資本主義邏輯來做醫療，細菌就贏定了。（摘自第四課〈醫療必須重新交給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