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犯罪者送進監獄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懲罰，還是改造？20年前，挪威對監禁犯人的方式進行了改革，不再對犯人進行懲罰性關押。此舉竟然大大減少了該國的犯罪率。 我前往挪威，親眼看看這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並採訪了監獄管理官員，了解他們在監獄工作角色的變換。
「OK，現在把你們的兩個大腳趾並到一起，屁股後坐！」瑜伽老師用英語對大約20名學員說。早晨陽光下，這些學員在鋪在草地的瑜伽墊上做出老師要求的動作。
「你能感覺到身體的拉伸嗎？」女老師輕聲詢問一個身上滿是紋身的男性，幫他順了順上衣，用手幫他調整一下後背姿勢。「這樣還行吧？」
這種場面可能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的健身房或療養院。但這裡實際上是挪威安全措施最強的哈登監獄（Halden Prison）。這些學員或是謀殺犯，或是強姦犯，也有毒品販子，他們跟監獄獄警一起在練瑜伽，認真聆聽和遵循老師的指令。
「做瑜伽能使他們更加平靜，」站在旁邊和我一起觀看的監獄長阿爾•霍達爾（ Are Hoidal ）說，「我們不想看到這裡成為一個充滿憤怒和暴力的地方。我們希望這些囚犯平和、安靜。」
不過監獄這一派祥和景象可不是輕易能得來的，它的價格不菲。哈登監獄每位囚犯每年要花費98,000英鎊（約376萬台幣）來管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監獄平均一個犯人年度管理大約是40,000 英鎊（約153萬台幣），A級監獄犯人則是59,000英鎊（約226萬台幣）。
一位穿制服的獄警踩著銀色小滑板車，邊跟我們微笑著打招呼，邊從我們身邊滑過。兩個囚犯按要求跟著這個獄警跑步。
「這叫互動安全法。」他笑著解釋，「獄警跟囚犯每天一起活動。他們一起吃飯，一起打球，一起娛樂，這種做法使我們可以同囚犯真正互動起來，可以交談，並促發他們的積極性。」
霍達爾跟我談起他的職業生涯。他最初是在80年代早期加入監獄管理行業，先是在教改營。他說，那時候情況可大不一樣。
「那時的管理措施非常嚴厲，」他回憶說，「當時監獄充滿雄性氛圍，工作重點聚焦在警衛和保安措施上。那時候挪威的罪犯出獄後重新犯罪率大約是60-70%，跟美國的情況一樣。」
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挪威的監獄和教改部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不再把焦點聚集在「報復性」懲罰上，而是更加注重教育改造犯人。囚犯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大多數時間被鎖在自己的囚房裡，而是每天給予他們各種培訓和教育。由此，獄警的工作性質也隨之改變。
「不再是『警衛』了。我們是監獄管理人員。當然我們要確保囚犯服滿刑期，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幫助囚犯重新做人。我們是他們的樣板，幫助他們，教育他們。自從這個改革開始實行後，挪威的罪犯出獄兩年後的重犯率下降到只有20%，出獄5年之後重犯率也只有25%。顯然這個改革是成功的！」
哈登監獄的建築也別具一格，在設計方面盡量不像監獄，減輕囚犯被監禁的感覺，讓他們與周圍的自然環境更加和諧。事實上， 這座監獄的建築耗資1.38億英鎊，由於其建築風格的簡約時尚而贏得了若干設計大獎。監獄設在一片美麗的藍莓森林，周圍到處是白樺樹和松林，兩層木製樓房看上去像農舍木屋，一眼望去，與其說是監獄，人們更感覺像是大學校園。
長長的圍牆上並沒有鐵絲網或電網，只有隱蔽的監控攝像頭。霍達爾告訴我圍牆兩側都安裝了行動傳感器，但他說，從來還沒有人試圖越獄。
我來到牢房裏面，每個囚犯都有單獨囚房，都附有衛生間、淋浴設施和冰箱、桌子，還有電視機和窗外森林風景。在公用空間，有沙發和茶水、咖啡設施。我問霍達爾，這裡的舒適程度是不是過於奢侈了？
霍達爾點點頭，他肯定知道我會問這個問題。他幾乎每天都會被記者或其他批評者問到這個問題。
「在挪威，對罪犯的懲罰只是讓他失去自由，他其他的權利不應受侵犯。囚犯有選舉投票權，他們有上學和接受醫療的權力，他們跟其他挪威公民享有同樣的權力。因為他們也是人。他們做了錯事，犯了罪，他們必須受到懲罰，但他們仍然是人。」
兩個囚犯正在刷洗汽車。他們跟大部分囚犯一樣，每天7點半離開囚房，8:15開始工作。除了下午一小時回到囚房休息，他們一直在外面直到晚上8點半。
這是為了讓他們有正常生活的感覺，有助於他們出獄後回到正常生活中。從哈登監獄出獄後的不少囚犯，都成為合格的機械工、木匠或廚師。
「當囚犯入獄的第一天，我們就開始為他們將來出獄後的生活做計劃。」霍達爾說，我們走過木工房，一些囚犯正在為挪威南方一座新監獄製作小木屋和凳子等家具。
「在挪威，所有囚犯服完刑期都會出獄，沒有終生監禁。」霍達爾對我說。
哈登監獄裏的獄警將近一半是女性。琳·安德里亞森（ Linn Andreassen）是其中之一（圖／BBC）
「我們將釋放出去的可能是你的鄰居，」霍達爾說，「如果我們在獄中對待囚犯像畜牲一樣，那我們就是把一些畜牲釋放到社會上去了。」
在平面設計室裏，弗雷德里克正在往監獄食譜書的封面設計潤色。他因謀殺罪被判刑15年。弗雷德里克說，他對自己所犯下的罪深感罪責，難以承受。在監獄裡進行了三周的靜默期使他恢復了平靜，並能懺悔自己的過去。
他告訴我，自從進入哈登監獄後，他已經學習得到了平面設計學位，通過了8個其他考試，成績都是A或B，現在他正在學習挪威高中數學和物理課程。他想讓我知道，他在監獄裡沒有浪費時間，正在為重返社會做準備。
「如果你沒有任何機會，只是被關在牢房裏，你不會變成一個好公民，」弗雷德里克說，他一邊調整電腦屏幕上的顏色，「這裡給我們提供了機會，你可以得到學位，當你最終出獄時，可以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這非常重要。」
弗雷德里克正在設計的監獄食譜書的封面（圖／BBC）
我祝賀弗雷德里克考試成功，他害羞地點頭說，當他被轉移到一個開放監獄後，他準備拿一個碩士學位，或許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也有可能。
在挪威的教化犯人的項目中，使監獄生活趨於社會正常生活是關鍵因素。在哈登監獄，不僅提供正常生活和工作，還使犯人與家人保持聯繫。每三個月，有孩子的犯人可以申請「父親在監獄」項目，如果他們通過了安全審查，他們就可以在監獄內的專門客房裏同伴侶和孩子們過上一兩夜。
「他們可以在這裡過家庭生活，」安德里亞森笑著說，「對他們來說這是很大的優惠，必須做出努力來爭取。」
琳有30歲出頭的樣子，在監獄工作已經11年了，其中10年都在哈登監獄，這裡將近一半的工作人員都是女性。她說，每個獄警都有個人安全警報器，在她的職業生涯中一共才用過兩次，她跟我說，她根本沒感覺到有什麼性侵威脅。
在手工作坊內，因販毒而服長期徒刑的約翰正在縫紉機上縫製一個黑色玩具羊。我問約翰哈登監獄的管理有哪些好處時，他第一個說的就是有女獄警。
「女獄警對付這些男犯人很有效，」他認真地說，「女獄警在的時候你的舉止會注意一些。而且當我們踢足球的時候，女獄警是很不錯的裁判呢。」
旁邊一個縫製玩具青蛙的犯人漢（Khan）加入我們的談話說，「我們真的很幸運能有女獄警，這讓我們的環境比較正常。」
在英國，培訓一名獄警需要三個月，而在挪威需要兩到三年。奧斯陸東北8公里的利萊斯特羅姆（Lillestrom）坐落著挪威教改服務大學，每年從1,200多申請人中選出175人進大學培訓，將來成為監獄管理人員。
漢斯-約根·布魯克（Hans-Jorgen Brucker）陪我一起在大學校園裡的培訓監獄參觀。我注意到一間倉庫裡有一堆頭盔和防刺背心。布魯克說，所有的獄警都要經過保安和防暴訓練，但他對這類課程不是很感興趣。
「我們希望能阻止重新犯罪， 這就意味著監獄管理人員要有良好教育，」布魯克說。他給我看了各種課程，英語和挪威語雙語考試卷子等 （挪威監獄中三分之一的囚犯是外國人），還有體育方面的考試。
「 我的學生將學習法律，犯罪學，英語，重返社會的課程。然後他們還要在實際監獄培訓一年，再回來參加畢業考試。」
我問布魯克他會不會僱傭只培訓了三個月的獄警，他眨眨眼說，「如此短暫的培訓時間，一定會擔上腐化現象發生的風險。」
「我們的系統中，我們的工作人員都有很好的薪酬，當一個官員有足夠的法律知識，他知道如何與囚犯打交道，如何避免暴力衝突。」
每年，他的學生要到英國一天，參觀英國的監獄。我問他，他的學生們對英國嚴格保安措施的監獄有什麼看法。他說，他的學生們總是對監獄裏的噪音，擁擠程度和較少的獄警人數感到驚訝。
在哈登監獄，我能聽到的唯一噪音來自毒品癮君子單元的客廳電視機，一些犯人正在看一部警匪片。陪同我的女獄警琳一度離開我跟同事商量事，讓我自己跟一個看電視的囚犯在一起。他朝我笑笑，指著電視屏幕上揮舞槍支的警察，開了一句挪威語的玩笑，然後就回到自己牢房去了。
當我問監獄長霍達爾有關這個監獄的暴力情況時，他感到非常驚訝。我跟他說，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監獄在過去5年裡獄警受襲擊的事件幾乎翻了三倍，2018年獄警受襲事件達10,213起，其中995起都很嚴重。
在哈登監獄的花園裏，28歲的實習獄警約·弗雷德里克·安德森（Jon Fredrik Andorsen）與同事琳正在工間休息。哈登監獄共有258名囚犯，290名工作人員，其中190名是獄警（其他是老師，工匠師傅和行政人員）。
安德森以前曾經是汽車銷售，他說，如果他感到在監獄工作不安全的話，他絶不會申請這份工作的。他說，在哈登監獄他從沒感到受威脅，在老同事的幫助下，他對自己的培訓很有信心。挪威的獄警甚至都不配備胡椒噴霧器。
「我首先的防衛措施是提高嗓音，我們在事件可能發生前就防患於未然。」安德森說。
琳接著說，「如果你自己狀況不好，你就無法幫助其他人。做這份工作，你必須永遠保持頭腦清醒。如果你自己心虛膽怯，你怎麼幫助他人。」
她跟我說，當她參觀英國監獄時多麼震驚。英國獄警跟她說，站在監獄中有的地方非常危險，因為囚犯可能向你投擲東西。
她皺眉說，「監獄怎麼能有那麼多犯人！英國關押的犯人比挪威多，是不是？」
蘇格蘭、英格蘭和威爾士在西歐國家中監禁人數最多。10萬人中，蘇格蘭有150人被關押，英格蘭和威爾士有將近140人，而挪威只有63人。
犯人少意味著哈登監獄每個獄警也就負責3個囚犯。獄警要負責幫助囚犯寫申請，寫申訴信，確保每個犯人都有機會給家人打電話。
在哈登監獄犯人可以給家人打電話（圖／Reuters）
當我問一個17歲的謀殺犯金（Kim）關於對監獄系統的看法時，他挑了下眉頭略顯諷刺意味。
「有的獄警喜歡互動，有些不喜歡。」他聳聳肩， 看著跟我在一起的霍達爾。
「我對同獄獄警比較保留 —— 如果你說太多信息，將來會不會對你不利？ 雙刃劍呀。有的獄警還行，有的嘛....」金仍然看著霍達爾，霍達爾則微笑回看他。
我和霍達爾走回他的辦公室，他對我說，哈登監獄的互動安全措施並不是所有犯人都贊成，因為獄警總是跟囚犯在一起，讓一些毒販子無機可乘。霍達爾承認，哈登監獄還是有毒品交易，但他說，這些都不是海洛因之類的硬毒品，偷運進監獄的大多是有醫療作用的止痛藥之類的藥物。
霍達爾對監獄將展開的新項目非常興奮。他們將新建一個合唱團，犯人們已經有一個錄音室了，還起了個名字叫「罪犯錄音」。霍達額希望舉辦一個聖誕音樂會，並同時發行監獄新食譜書。但霍達爾也不是沒有擔憂的事。因為北海石油生產利潤減少，政府警告將會減少監獄開支。
「如果你希望高質量的結果，那就需要錢。」霍達爾肯定地說，「如果我們無法進行我們計劃中的所有項目，我擔心將來會出現更多暴力，犯人重犯率也會上升。這可太糟糕了！」
在 C 單元牢房，一間牢房門開著，我看到窗台上放著一瓶紅玫瑰。這間牢房之前的犯人被轉到安全措施更低一級的監獄，或許在臨走之前，他想傳達他在哈登監獄的感受，他在冰箱上給新來的犯人留下一張字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