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房思琪在13歲遭到狼師李國華誘姦、痛苦不已、根本與大眾認知的「初戀」相去甚遠，為何林奕含將此事寫為小說時，依然將書名稱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政大教授王曉丹分析小說全文與林奕含生前最後專訪，道出少女獨自與社會搏鬥的最深孤獨、以及「李國華」這最為虛偽的存在。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著跑起來的犢羊。那他是什麼呢？他是最受歡迎又最歡迎的懸崖……」
「自我」的孤軍奮戰：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批評了「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撒下的結構之網，完全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
我們要問，房思琪為何會孤軍奮戰，從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掉下去，直到深淵？今天我將一一檢視，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所漏接的暴力、權力與脆弱處境，而這個跟社會文化所塑造出的「自我」息息相關。
首先，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所描繪的暴力，僅是片面的，甚至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以師對生的誘姦/強暴為例，法律作為人權的實踐，可以描繪的暴力僅僅是侵害性自主權，包括違反意願而跨越身體界線，或者利用權勢姦淫被害人。
但除此之外，法律還遺漏太多東西了。法律看不到誘姦/強暴的暴力中，亦包含了被害人那個從小被教導要「乖」的「自我」，要「好好做功課」的「自我」。
老師說了九個字：『不行的話，嘴巴可以吧。』我說了五個字：『不行，我不會。』他就塞進來。那感覺像溺水。可以說話之後，我對老師說：『對不起』。有一種功課做不好的感覺。雖然也不是我的功課。（頁30）
法律看不到誘姦/強暴的諸多暴力型態，亦包含了那個力求上進、充滿自尊心的「自我」。
最終讓李國華決心走上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個如此精緻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個傷人傷己的針，但是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頁52）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著跑起來的犢羊。那他是什麼呢？他是最受歡迎又最歡迎的懸崖……（頁86）
其次，女性主義實踐常在抗爭不合理的權力，抗爭者有時帶有道德帝國主義（moral imperialism），以此抵抗、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只可惜，在誘姦/強暴的案例中，女性主義實踐所擁有的道德帝國主義，其力量依然無法抵抗誘姦/強暴此種更巨大的暴力，無法改變被害人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
她現在還感覺到那食指在她的身體裡像一個搖桿也像馬達。遙控她，宰制她，快樂地咬下她的宿痣。邪惡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愛老師不難。（頁67）
老師對學生誘姦/強暴的權力，是我們「台式升學主義的慘痛、殘酷和不仁」，經歷「一個挑燈夜戰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個醜女還要勝過的十幾萬人」（頁67），所賦予的。
沒有人比蔡良更了解這些上了講臺才發現自己權力之大，且戰且走到人生中年的男老師們，要盪亂起來是多盪亂，彷彿一次把前半生所有空曠的夜晚都填滿。
蔡良趁曉奇一個人在櫃檯前等學費收據的時候，把她叫到一旁，跟她說，李國華老師要幫妳重點補課，老師說看妳的考卷覺得妳是妳們學校裡資質最好的。蔡良又壓扁了聲音說：「但是妳不要告訴別人，別的學生聽了會覺得不公平，嗯？」
那是一切中上的郭曉奇人生中唯一出類拔萃的時刻。蔡良去學校接曉奇下課，直駛進李國華的臺北秘密小公寓裡。（頁100-101）
再者，「脆弱」，往往是被權力結構所定義的，脆弱者的性質或脆弱者的需求，經常會被轉譯成為一個「遠離真實的再現」[1]。可悲的是，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脆弱之處，正是我們社會所一直讚揚的價值：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而這些是與法律的設定互相矛盾的。
他說：「我只是想找個有靈性的女生說說話。」她的鼻孔笑了：「自欺欺人。」他又說：「或許想寫文章的孩子都該來場畸戀。」她又笑了：「藉口。」他說：「當然要藉口，不藉口，妳和我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嗎？」
李國華心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心，喜歡她身上沖不掉的倫理，如果這故事拍成電影，有個旁白，旁白會明白地講出，她的羞恥心，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射進她幽深的教養裡。用力揉她的羞恥心，揉成害羞的形狀。（頁70-71）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誘姦/強暴的一個核心——那個很乖、功課好、會不斷自我譴責、能為升學而自我封閉、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的「自我」。
這樣的「自我」不斷進行著自我防備（注意，不是防備狼師，不是防備他人，而是防備自我），防備成為不了他人眼中的「自我」。是這個「自我」讓暴力與權力變得容易實行，或者說，施暴者利用了這個「自我」遂行其暴力與權力；也是這個「自我」來獨自面對誘姦/強暴下的脆弱處境，或者說，被害人的「自我」正是誘姦/強暴下最脆弱之處。
這樣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會如何面對誘姦/強暴呢？下一節將討論，孤軍奮戰的房思琪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如何成就了虛假：愛上施暴者，竟成為她唯一的生存之道。
◎「自我」生存之道：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成就虛假
已經成為「無」的自我，被侵占者、毀滅者主宰，成為侵占者與毀滅者希望她成為的樣子。最後，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自我認知逐漸崩毀，但在其掙扎、努力求生的過程中，卻是得出「必須愛上老師的結論」。
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頁30）
房思琪的自我轉化令人震驚。房思琪使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去緩和自我認知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以尋求平衡自我認知崩毀後的恨與不甘。林奕含或許想說，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想說，而沒有說的是，房思琪的「愛」，是被聯想、象徵、隱喻、言說所建構出來的。這成就了一種虛假。
無論是哪一種愛，他最殘酷的愛，我最無知的愛，愛總有一種寬待愛以外的人的性質。雖然我再也吃不下眼前的馬卡龍－少女的酥胸－我已經知道，聯想、象徵、隱喻，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頁80）。
這裡的「愛」是什麼的樣貌呢？如果我們去除了聯想、象徵、隱喻、言說，那麼「愛」與殘暴幾乎成為同義詞。房思琪對此曾有如下感嘆：
她只知道愛是做完之後幫妳把血擦乾淨。她只知道愛是剝光妳的衣服但不弄掉一顆鈕扣。愛只是人插進妳的嘴巴而妳向他對不起（頁96）。
既然房思琪對李國華的「愛」是那麼難堪與痛苦，又為什麼一定要「愛」呢？如果將房思琪的「愛」，形容為其「自我」被困住了，或許帶有一點女性主義或知識分子的霸道。
與其說房思琪「自我」被困住了，倒不如說，這是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房思琪的「自我」不斷追求著成為他人眼中的乖女孩、自尊心強、具教養與倫理的女孩。但是暴力的現實讓這樣的「自我」難堪與痛苦，只好成為語言、文學與藝術所建構的「愛」上李國華的房思琪。
這或許是自我尋求解套的唯一出路，讓個人免於在不斷掙扎中，繼續受到創傷折磨，也對過去塑造出的自己交代。這樣的自我雖找到了平衡，但也成就了虛假。
房思琪所建構的虛假世界，其實源自於「自我」被毀滅之後，為了求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施暴者的自我：想像如果能成為老師希望自己變成的樣子、甚至學習老師、成為老師那樣的人，會不會一切都可以沒事。在生前最後一次專訪中，林奕含有意識地看到李國華運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去彌補裂縫：
所以，李國華是胡蘭成縮水了又縮水了的贗品……這些學中文的人，胡蘭成跟李國華，為什麼他們……一個人說出情話的時候，他應該是言有所衷的，他是有「志」的，他是有「情」的，他應該是「思無邪」的……他們的思想體系非常畸形，他們強暴了，或者性虐待了別人，自己想一想，還是「一團和氣，亦是好的」……
因為他的思想體系如此矛盾，以至於無所不包，因為對自己非常自戀，所以對自己無限寬容。這個思想體系本來有非常非常多裂縫，然後這些裂縫要用什麼去彌補？用語言，用修辭，用各式各樣的譬喻法去彌補，以至於這個思想體系最後變得堅不可摧。（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追隨著李國華的腳步，為了彌補虛假所可能產生的裂縫，一方面渴望著思無邪、言有所衷，同時又用藝術與文學，使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建造一個堅不可摧的說法，用來彌補虛假所產生的裂縫。當她說我要「愛」老師時，那個已經被摧毀的自我，彷彿在說我要「成為」老師的樣子。
林奕含用小說揭穿了這個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成就的虛假，這個她被毀滅之後模仿施暴者以求生存的虛假。如果房思琪「愛」李國華，是被中文或藝術建構出來的，我們或許應該提出一個問題：這裡的「愛」，會不會只是藝術的巧言令色？
林奕含在其專訪中也提及類似的問題，「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會不會，藝術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生前最後專訪）她堅持將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被誘姦或是被強暴」的故事，改成「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張小虹評論說，「『愛』是此事件中不能被講出的關鍵字，如此才能一邊徹底黑暗化『狼師』、另一邊徹底無助化『女學生』，讓『誘姦』徹底坐實為『性侵』」。這樣看來，林奕含堅持把「愛」這個字放入故事的標題，實為勇敢突破禁忌，讓被隱藏的部分得以展演。
然而，林奕含也害怕她所熱愛、所擅長的文學藝術，會真真正正辜負她，就像當初她被文學藝術下的贗品李國華所惑，「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頁222）。林奕含說：
所以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我想要問的是這個。（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的「自我」生存之道，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慘烈。這樣的虛假，這樣的語言甚至欠缺深厚的根基，她說「臺灣沒有千年的虛構敘事文傳統，臺灣有的是什麼傳統？有的是被殖民、一夕置換語言名姓的傳統。她就像她們的小島，她從來不屬於自己」（頁107）。
「愛」上李國華的房思琪的「愛」，是虛假的，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是虛假的，唯一真實的是，就像臺灣的歷史情境，它／她從來不屬於自己。林奕含認為，
可以說，思琪她注定會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被暴力虐待，自感已經被毀滅，但是，她對施暴者仍有柔情、有慾望，有愛。房思琪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所建構出來的「愛」，與殘暴幾乎成為同義詞，成就了虛假。
這個「愛」披著藝術的外衣，骨子裡卻巧言令色，是裡外不一的虛假。這個虛假的「愛」，雖然從來不屬於她、不斷折磨著她，但是這個「愛」竟是房思琪「自我」重創之後，維持自我認知不至於崩潰、賴以平衡的「自我」生存之道。
明天我將分析「自我」的逃逸路線，並且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的方向。
[1] 在「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一文中，討論人口販運防制法如何將被害人建構為需要被救援的主體，最終被迫留在庇護所等待作證，以幫臺灣政府打擊犯罪。王曉丹（2014）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人權與人口販運法制的被害者主體，政大法學評論137: 3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