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在沒有多少意外下舉行。習近平做了一個自我表揚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報告，要在他執政的第二季，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此作為中共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在評價他上台後的10年，稱之為「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個自視甚高、活在自我世界的領導人，只會把自己無限拔高。習將他統治的10年，放在中國44年改革開放史、中共73年建政史、中共100年黨史、世界社會主義200餘年發展史以及中國5000年歷史中，宣稱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樣的自我評價，已經超出第三份歷史決議對新時代的吹捧。後者雖把習捧得高得不能再高，但總歸是在中共百年史的尺度內。而在二十大的政治報告裡，習認為他對中共和中國的價值，已超越毛；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可以和馬克思相提並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孔子可能也要甘拜下風，就差沒把新時代說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外界當然可以對習的自我吹捧不以為然、嗤之以鼻，然而問題在於，如此浮誇的評價出現在黨的政治報告，反映了一個事實：習的權力和意志在黨內是沒有約束，或者約束相當薄弱，以致他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此種情況自然不是現在才形成的，有一個發酵和積累過程。我在上篇專欄文提到，要解答習四面樹敵，黨內反對派卻對他奈何不得這個現象，先要回答習的權力崛起之謎。只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才能徹底理解這一點。
胡錦濤治下的中共特定生態為習的崛起準備了條件
本文試著回答這個問題。簡單地說，胡錦濤治下的中共的特定生態為習的崛起準備了條件。
習或許是個政治權謀高手，上台之初，即南下深圳，在蓮花山上的鄧小平銅像前獻花，讓黨內改開派和社會自由派誤認為他會走鄧的改開路線，從而支持他；但另一面，在高校發出「七不講」指示，讓黨內保守派和社會左派認為他會走毛的極左路線，從而也支持他。與此同時，又許諾社會大眾一個復興的「中國夢」，打動普通百姓樸素的民族情懷。他有意將自己的面目弄得模糊，讓黨內和社會的不同流派和大眾，都能從他身上各取所需，以為他是那個值得他們支持的領導人。
然而，習在初期能夠做到這點，恰恰反映出胡領導下的中共和中國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那種極度混亂局面，人們對現實失望卻對未來寄於期待，並將這種期待投射於習。這種狀況下，如果是一個有手腕有權謀同時思想開明自由的領導人，很可能把中國帶向一個自由民主的福地，所以當時有自由派將習幻想成中共的「戈巴契夫」；但如果是一個思想保守僵化同時在政治鬥爭中有著高超技巧的領導人，勢必會把中國帶向一個更加不自由的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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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徹底扭轉胡時期黨軟弱渙散，被動防守和挨打的狀況
不幸的是，胡治下的中共領導層「九龍治水」、總書記弱勢；黨內派係政治和黨員思想的西化；嚴重的腐敗；公民力量的初成，民間議政的興起，社會相當程度的自由化，底層的大規模反抗以及黨無力應對這種種挑戰，在公民社會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讓一心要拯救中共、不做擊鼓傳花的習倒向保守陣營，試圖徹底扭轉胡時期黨軟弱渙散，被動防守和挨打的狀況，也就有我們今天看到的情形。
薄熙來案和周永康案對中共是個重大打擊，也震驚了習。這兩起案件，將高層「九龍治水」的權力結構和總書記弱勢的弊端暴露無遺。九個常委各管一攤，八人不聽總書記指令，雖然能夠做到常委之間的權力製衡，可以看作一種中共特色的黨內民主，從而避免大的決策錯誤，但其後果是總書記地位的邊緣化，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並導致黨內野心家的出現。
從習個人來說，他處於總書記的位子，當然不希望成為一個弱勢總書記，更不希望有人覬覦自己的地位；何況，他本人野心勃勃，要把中國帶向復興，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黨史和國史，因此，不會允許此種狀況在他執政時期持續下去，讓自己成為胡錦濤第二。對黨而言，「九龍治水」的權力結構則無法去落實和實現重大的目標和任務。
反腐可能亡黨，不反腐可能亡國
伴隨著這種權力格局的，還有嚴重腐敗，威脅著中共的執政安全。長期看，腐敗帶來的交易成本的無限上升，會使得整個社會無心生產，而專注交易即腐敗，最後降低社會的生產效率。此外，一個社會一個政黨，靠腐敗來運轉，會敗壞社會的所有美德。中共到胡時期，黨已全面腐化，呈現王朝末代景象。反腐可能亡黨，不反腐可能亡國。
胡時期中共面臨的困局之三，是社會狼煙四起，黨面對造反的群眾，活躍的民間社會，要求自由和開放的思想輿論界，以及政治反對派的挑戰，毫無招架之力，節節敗退。市場經濟本身要求把自由權還給民眾，由於放權讓利的改革，中國民間社會到胡時期積累了相當大的能量，亟欲擺脫中共控制。
四股力量挑戰中共統治
當時至少有四股力量挑戰中共統治，分別是工人和農民的激烈抗爭，發展到衝擊地方政府的地步；以民間社團面目出現的公民組織奠定公民社會基礎；媒體輿論和思想理論界被自由主義主導，公共知識分子為大眾尊重和追捧，形成對政府和官員的強力監督，那是中國公知的黃金時代；以及出現中共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
除此外，黨內派系政治導致的某種程度的黨內民主探索和官員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接受，在頑固的保守派看來，後果是以黨本身的渙散、軟弱、喪失鬥志和戰鬥力為代價的，如果不改變黨內思想的多元化，清除領導幹部的自由民主觀念，黨遲早會被西方的和平演變分化瓦解。
可以說，習做儲君的五年，目睹胡十年的中央政治和中共影響力的衰落，已在思考和構想上台後改造中共和中國的圖景，他的出發點是不做亡黨之君，要讓中共中興，永續執政，實現中國復興。
習的這個目標也會得到保守派、左派、紅二代、以胡為首的團派以及部分黨內改革派的支持，因為他們對中共的領導體制、黨內的思想混亂和軟弱渙散、腐敗猖獗等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共鳴和不滿，即便一些黨內改革派反對黨的僵化，但也不希望黨在公民社會的進攻下失去執政地位。要讓黨有活力和力量，幹成事，需要一個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而一個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有賴於一個有權威的帶頭人即總書記，所以必須加強總書記的權力。此乃他們從胡時代的黨的教訓中得出的結論。
從集權到極權
這解釋了習在強化自身權力時何以在黨內未遭遇太強阻力的緣故。大家都知道現狀無法維持，都想改變現狀，都明白黨必須集權，只是後來習走得太遠，動作太大，從集權到極權，超出了他們的預期。他們當初只想讓黨看起來像個黨，不那麼腐敗，有些生機，而不想再出現第二個毛澤東，但魔鬼一旦釋放，要想再收進瓶裡，就非常難了。
王不負使命，大大擴充了中紀委的權力，抓了很多高官，為習立了威。第三步是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在黨內立規，以政治建設之名行黨內效忠之實。第四步是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徹底肅清西方思想的影響，高舉共產主義旗幟，推行民族主義。第五步是用專政手段，全面打壓社會的反對力量。從而最終建立起了他的習氏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