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鎖國，已事實做掉了臺灣社會動能與活力，現在還將更進一步從根本徹底扼殺掉臺灣經濟績效與潛力，的確已成為當前國家安全首要的「孰可忍孰不可忍」關鍵課題。
勞動鎖國更讓臺灣「悶」經濟難以翻轉
超過二十年時間所漸進遞強的「勞動鎖國」渦漩惡水，已經明顯肇致臺灣經濟活力的流失及對外競爭力落差加大，惡化了對外經濟部門的頹退挫敗，使臺灣「悶」經濟問題持續延燒劣化益發難以翻轉，更弔詭地，是讓整個臺灣社會不得不哀哀忍氣承受「薪資凍漲二十年不變」無盡衝擊。
所謂「勞動鎖國」，指涉一個國家經濟構成的三大市場之首「勞動市場」機制，已經無法跟隨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腳步而自由開放，甚且在實務市場運作規範，越來越趨向於極端左傾保守，以至嚴重地與國際脫軌，隔絕了可以與全世界經濟市場公開自由競爭的任何機遇。
從微觀（個體）經濟層次看，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實體都是由「人力資本市場（勞動市場）」、「商品市場（貨品製造產銷市場）」及「實體資金市場（金融市場）」三大市場妥備鼎立、互動協作所構成；一旦「勞動鎖國」，國家勞動市場必然趨於隔絕疏離、自閉自鎖，其本身的供需運作失律失序，以致無法與「金融市場」、「商品市場」的供需態勢相依相持、互動協作，作立即必要的關聯調適與變革，則不但會自我弱化了本身機制能力，也會連帶拖垮了金融市場與商品市場的協同運作動能，也滯礙了整個國家金融市場與商品市場的創新變革升級進步動能。
「唯勞動力絕對優先主義」扼殺營商環境條件
另從宏觀經濟層次看，「勞動鎖國」或「臺灣市勞動自我保護主義」所強調的，無非就是馬克思共產主義價值觀主軸：唯勞動力是國家經濟發展首要關鍵要素、勞動力的要素價值，必然絕對超越「土地」、「資本」、「知識科技」、「企業家精神」、「運作組織制度」等其他經濟社會要素價值。
這種「唯勞動力優先」、「唯勞動力經濟貢獻第一」的民粹主張聲勢飆風高漲下，其結果，不但會扼殺了國家社會向上進階升級、向前進步的任何可能性與潛力，也會自動擠壓迫促「既在資本存量」、「高昂企業家(創業)精神」、「科技創新潛能」及「新穎先進經營模式或事業型態機制實力」，都不得不會為之加速外移他遷，另覓比較臺灣經濟社會營商環境條件更佳「蜜與奶的豐饒之地」落地發展成長。
過去二十多年，相輝映於李扁「經濟鎖國」政策發展，「勞動鎖國」共產主義經濟社會癌病，也就伴同漸進加速度擴散成長，變成「臺灣經濟成長新毒瘤」。
台灣移工聯盟至勞動部前召開「勞工意見視而不見，生照計劃越修越爛—要廠住分離、要安全距離」記者會。（顏麟宇攝）
國際經濟社會也不敢恭維的「自鎖自怯」格局
過去三年間越發昂揚廣溥的「臺灣式自我勞動保護主義」社會民粹狂熱主張，已嚴重影響到政府勞動主政機關對於勞動基本法則之所有建制，紛紛向左傾斜，以至於對勞動市場規制政策措施的執法行事，都「徹底傾向單邊獨惠勞動待遇」，馴至更讓臺灣全面淪陷於令國際經濟社會也不敢稍有恭維的「勞動鎖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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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遽然的演進發展，不但更惡化了長達25年「缺工率/青年失業率同步超限」的勞動市場供需「錯配失靈」窘境，除了肇致市場本身態勢變得更加固坿難解，也嚴重引申成為益發擴大迫使本土資本資金以及企業家精神必須加大向外移地他遷行動力度，也同時會更惡劣拒斥外人外資來台，持續加碼投資與落地營運；更為糟糕的情況是，因此肇致更多早已在臺灣投資營運多年的外人外資企業廠商，特別是金融服務業，不得不升高撤資離台他去，且其範圍廣度及規模深度，也隨同呈現漸進遞增的浪高波潮。
特別是最近三年，蔡政府主政機關力推「更加討好勞工」的經濟治國勞動規制典範移轉，並賜予所謂「勞動轉型正義」的偉哉文青論述式「糖衣毒藥」訴求，徹底將臺灣已然走向「勞動鎖國」的意圖、傾向與做法，大喇喇公開表露無遺。
蔡政府更加討好勞工的「勞動轉型正義」
準此勞動鎖國政策，臺灣勞動市場供給面長期化「青年失業率飆高不下」劣態，當然更加趨疲，勞動市場需求面所存在長期化「技術及基層勞動力短缺」之困難，也同樣因此更為遲遲無解，呈現整體臺灣產業經濟營運更陷於「難上加難」陷阱，卻了無任何得以有效脫困之道。
但是，蔡政府勞動主政當局面對當前經濟情勢，依然毫無轉圜變通調適之意向，仍然堅持在全國上下皆曰不可的「一例一休」剛性工時惡法採行後，加碼推出：「最低工資法草案」、「職業災害單獨立法」、「強化勞動檢查機制」、「勞動事件法」、「企業社會責任強制規範」、「非投資人股東之特別董監事」等高度勞動保護主義，強抑工商企業經營自主權新法制。
其中最為「擾民」「坑民」「傷害民間部門之極惡」施政，該屬「勞動檢查機制」，近年之施政作為重心，祇一味講求「對於勞動力個人條件之有無更高保障與保護」，在意「嚴密細緻勞動法規(如有無確實準時打卡上下工瑣碎事項)法遵程序問題」，至使增進經濟發展品質的良法美意政策，成為打壓企業經濟部門的危害工具。
要匡正當前已然執行偏斜的「勞動檢查機制」，最好能夠接軌APEC運作機制，將勞動檢查重心置放在「高效職場創新性」「良佳職場工作的未來性與前瞻性」以及「職場安全保障性」的大是大非，而不是勞動力個人個體的福祉小確幸。
嚴重排擠民間部門企業經濟生存空間
同時，在今天蔡政府「勞動轉型正義」政策大纛高舉下，竟然可以非常逆天地，更極力去推進畸型「基本工資強逼超越市場工資」之全世界獨有特別規範法制；並且進一步加碼提高「違反工時規定提高罰鍰或加重刑責」、更加毫無節制開放「外部工會可以跨域干涉企業經營」之國際鮮有的濫情理盲「工會組織自由化」；而自2019年3月起實施「勞法大檢」無限上綱既有「勞動檢查法」的功能任務，其執法範疇及行動，根本無視於公私領域界限(public-private boundary)等潛規則，無一不更為加深了國內勞資關係矛盾與衝突的「極端偏左政策施行手段方式」，不啻在臺灣經濟社會加緊形塑「勞動鎖國嚴重排擠企業經濟生存空間」治國難局，並使之越發難上加難。
扼殺臺灣發展成長的幾個關鍵「經濟腫瘤」
產業經濟部門的工商企業領袖最近發出，關於「勞動鎖國」扼殺臺灣經濟發展成長的幾個「經濟腫瘤」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在政府政策繼續向極左民粹主張靠移傾斜的法制措施推升之下，已造成「法定附加勞動成本」不斷向上調增，所導致產業經濟營運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新近擬議的「取消勞工退休金條例資遣費六個上限」及「最低工資法」立法，更是火上添油的重大行動措施，直接影響結果是社會普遍化「薪資凍漲」現象。
第三個問題是，「一體化基本工資持續調漲的不確定壓力，正在加緊加速之中；隨著2020總統大選升溫，勞動部已搶先表態，今年八月「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將朝調升方向」推進，預計可能再調漲5%；在可預見未來基本工資將調升至30K，不久之後調漲幅度更會高逾30%，不啻將加速為臺灣經濟潑水熄火。
第四個問題，僵化的鋼性工時法則(例如典型的一例一休制)，已嚴重造成莫大的經濟社會負向效應。
第五個問題是，政府公權力度過介入干預「責任制」等普世民間企業經營自主權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的尊重，以致已經嚴重造成負向國際觀瞻與惡劣評價效應，亟待政府主政當局的立即鬆綁紓解。
浮濫的「工會自由化」政策成為最大劣化變數
第六個問題是，浮濫漫溢四散的「工會自由化」政策，正在加深傷害臺灣營商環境條件的最大劣化變數，尤其應該及早加緊戢止。
「工會自由化」是臺灣式「勞動鎖國」問題中的最大毒瘤，也將是今後臺灣工商產企業加速外移他遷的莫大刺激變數。
正當全世界先進國家社會「工會化比率」(unionization ratio)早已跟隨全球化及智慧化smartization經濟成長發展，呈現逐世逐代逐年呈現明快減降趨勢之際，但在臺灣，蔡英文坐天掌治的政府政策發展，卻反而越來越發逆天逆流倒行而為，以至於正在加重傷害國內勞動需求面的工商產業成長發展。
在陳菊擔當勞委會主委時代，「工會自由化」政策初衷，旨在追求能擴大落實「多元保護勞動者權益」，但實施結果，卻達成了兩個完全悖離初衷的負向效應：一是，工會組織暴量多元化設置，既分化了也弱化了工會組織代表性與談判能量；二是，激化了更大的勞動民粹風潮及其引申而至的「臺灣式自我勞動保護主義」聲勢，乃至於更加極左偏向的政策傾斜度。
空服員職業工會「交通部莫變罷工推手，空服員工會三問林佳龍部長」記者會。（盧逸峰攝）
外部工會干涉企業經營擴大勞資矛盾
最為逆天而行的施政措施是，近三十年間，走上全世界所無的「個別廠商層次」的複數工會化diversified union entities settlements發展，成為驅趕國家「企業家精神外遷他移」(business relocations or industries relocations)機制的敗國現象。
而更為嚴重的是，因此在勞動爭議事件，衍生出越來越發荒腔走板又極其惡劣的「外部工會干涉企業經營，擴大勞資矛盾」問題；最著名的近例，正是空服員罷工事件，華航機師、空服員罷工事件及新近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正是這種外部工會胡濫干預民間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典型例證。
外部工會胡亂干涉企業經營家務事，激化各產企業勞資矛盾，助長「罷工運動」之火，徹底葬送了國家經濟活力、吸引力及對外競爭力，正是今天臺灣極其凸出的複數型「多元工會」及義和團類型「臺灣式勞動自我保護主義」之負面投射，也正是臺灣「勞動鎖國」現象的表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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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咄怪的罷工成立之「爭議條件」
就在兩大典型近例事件中，華航機師罷工由長榮航空機師公會理事長出面談判，長榮空服員罷工卻找華航空服員一起投票決定，由「空服員職業工會」為當事人，但真正當事人的長榮公司代表，卻完全被摒除在罷工投票的實質與程序觀察之外，創造了舉世鮮見的怪現象。
而讓國際社會也咄咄為怪的絕無僅有世界景觀是，「成立罷工」的「爭議條件」，竟然祇是「要求將工時壓低到遠低於國際組織ICAO及EASA規範標準以下」及「津貼的調升」的「臺灣式特殊福祉」，這一類在國際工會罷工事件，根本屬於「沒有成立之必要」的莫名理由，也算得是台式勞動保護主義的絕世之舉罷。
增進「尊嚴勞動」投資之迫切須要
「增進國家勞動市場的彈性工作時間及勞動時間自主」是今天先進社會勞動經濟治國的普世化政策口號；然而，今天存在臺灣社會的事實，是整個國家基本勞動法制的絕對僵固性，二十多年來祇見愈來愈趨更加剛性框束、更加嚴格囿限，幾乎到了一絲一毫「彈性工作時間與勞動時間自主」的空間或轉圜餘地都沒有。
但在蔡英文政府「勞動轉型正義」政策大纛下，所欲強調未來工作之勞動投資，究竟是要增進投資「尊嚴勞動」(Decent Work, Decent Jobs )的occupation functions 職務尊嚴或occupation positions職位尊嚴之提升，或祇是純為增進「尊嚴勞動者」(Decent Worker, Decent Labour)的個人待遇投資/個人工時之勞動個體尊嚴投資，迄無真正明確釐清，以至容易誤導政策規劃設計與法制訂定的錯失(mismatched)，亦會嚴重肇致公共政策形成與執行之莫大缺口(fallacy public policis)。
「尊嚴勞動」投資，固可增進國家勞動市場效能效率及國家經濟績效與競爭力；但祇講求勞動力個人待遇，卻易引申「臺灣型義和團式僵固個人勞動保護主義」之惡化，以至於肇致國家勞動市場失能失敗，嚴重減降國家經濟吸引力及對外全球市場競爭力，是一般睿智國家領導人所最不願為者。
唯有徹底再輪政 臺灣乃有振興再起可能
面對這一大籮筐凡此等等蔡英文政府所加深惡化的「勞動鎖國」機制框架措施，看來已經無解可解；除非突出而有大突破大顛覆大創新，對於當下已然根本劣化已極的整體基本勞動發制架構與規範型態「大幅度大規模鬆綁或全面性再造」，否則，先進彈性安全的自由開放勞動市場機制，絕無可能在臺灣經濟社會出現。
在這種既已陷入絕境下，恐怕唯有再輪政，讓具有前瞻智慧的新團隊執政當局，得以無有意識形態包袱地大刀闊斧鬆綁剛性僵固法制架構，再肇經濟治國新模式，或能回復臺灣經濟社會得以振興再起的活力動能。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