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

我想讓他們成為「不一樣」的男孩女孩，我也想以此證明自己來過、存在過。

_{編者按：本文首發於新媒體《正面連接》，經作者及媒體平台授權後轉載於《世界走走》。}

一個女人，熟讀波娃，性別研究專業博士畢業，在大學教書，她會過上什麼樣的生活？如果她在讀書期間結婚生子呢？如果她的丈夫是全職爸爸，並希望帶孩子到18歲，又會如何？

《第二性》和《愛情厚黑學》

2008年，我在北京讀大學。圖書館二樓最靠裡的角落有一架書被歸類為：兩性心理。很少看見有人在那兒駐足，但架子上的書幾乎每一本的側面都被翻黑了。我印象裡常有學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抽走一本，然後夾進一摞書裡。我就曾經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來掩護書封面上印著女性身體的《第二性》，我以為後者是關於性的。

很快，我發現自己被書名騙了。但讀完之後，這本書對女性處境的分析帶給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結婚，是社會傳統賦予女人的命運。」

我從小到大目睹了我的媽媽是如何「成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我的媽媽既要全職工作，又得包攬家務，而我的爸爸以不做家務為豪。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因為我爸受過高等教育，而我媽為了自己的兩個弟弟放棄了復讀。

不平等的家庭地位，外加懸殊的收入，決定了我媽不得不把妻子和母親的身份放在她自己的前面。我從心底裡替我媽抱不平，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幫她。直到讀到波娃冷靜而克制的文字之後，我對我爸的怨恨和對我媽的同情終於找到了共振： 

「幾乎沒有什麼工作能比永遠重複的家務勞動更像薛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乾淨的東西變髒，髒的東西又被搞乾淨，周而復始，日復一日。家庭主婦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沒有任何進展，永遠只是在維持現狀。她永遠不會感到在奪取積極的善，寧可說是在與消極的惡做無休止的鬥爭。」

我發誓一定不能成為我的媽媽，但我也不想成為我爸。我對我爸的厭惡甚至讓我不自覺地避開強勢的男性。

大學第一年快結束時，我戀愛了。他是我在學生會的下屬，讀工科，但愛寫詩。我們吵架時他說我太強勢，像他爸一樣，但他喜歡我可能也正是因為我的強勢。我們倆似乎都企圖用戀愛把自己從原生家庭中拉出來，但又不斷地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

我的室友C被認為是我們班最好看的女孩之一。儘管如此，C每天早上都要比我早起整整三十分鐘來化妝。我和C都睡上鋪，頭對頭，中間拉一個布簾。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鬧鐘，而是C打開又合上各種瓶瓶罐罐的聲音。有時候晚上睡前，我能看到C撕雙眼皮貼、擦掉眼線、卸掉口紅，之後還要敷面膜、薰蒸氣，各種複雜工序走一遍。早上抹、晚上卸，彷彿是做不完的家務事的翻版。我覺得C一定有很強的信念，才能對薛西弗斯的折磨不厭其煩。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得知我戀愛後，C把自己奉為圭臬的《戀愛厚黑學》送給我，勸我先武裝好自己再上情場。這本書號稱用進化心理學指導女孩在婚戀中獲取最大利益。在作者Ayawawa看來，生育價值、觀賞價值和情緒價值，都是女性天生的性別優勢，應當被利用到極致來換取男性的養育價值。這個邏輯讓我非常不舒服，我不明白為什麼女性需要男性養，我也不願意利用所謂的性別優勢。

漸漸地，C對學校裡的男孩不感興趣了。她和校外的一個男士戀愛了。夜不歸宿了一段時間之後，C的爸媽因為這位男士沒有北京戶口而要求C和他分手。C在寢室裡哭得妝全花了，她告訴我：她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給了他，不能跟他分手。然而，C的媽媽對此不以為然：大不了就做修補術唄。

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在一些人的眼中，貞潔都可以後天再造，那觀賞價值和情緒價值又有什麼不能利用的呢。為了在婚戀市場上釣到更「好」的伴侶，這些東西都只是籌碼罷了。

「為什麼不改變自己成為遊戲裡的贏家呢？」

五年後，2013年，我在香港讀研，我的高中室友S恰好和我在同一所學校。S曾是我們高中全年級排名前十的優等生，被保送進了國內最好的大學讀本科。在我眼裡，她就是自信、優秀、努力、聰明的代名詞。

有一天，S告訴我她暗戀一個男孩。S拉著我陪她一起去給那個男孩送她親手煲的魚湯。她旁敲側擊地問他喜歡金庸筆下哪一個女性角色，對方回答是神仙姐姐王語嫣。表白被拒之後，S在我的宿舍哭了一晚上。她覺得問題只能出在她的長相上：王語嫣啊，我怎麼可能成為王語嫣呢。

過了一段時間，S看起來平靜了很多。她告訴我她最近讀了本書，醍醐灌頂：《聰明愛：別把男人不當動物》。她鄭重其事地推薦這本書給我，說這是科學，必須得看。我看到封面上那個笑意盈盈的作者時，突然覺得好眼熟，想起六年前C推薦給我的那本《戀愛厚黑學》。回去一查，還真的是同一個人寫的。曾經號稱智商145的貓撲女神Ayawawa如今已經成了擁有三百萬粉絲的情感大V。

這本書讓S從告白被拒中走出來，也讓她決定去做整容。

我問S：為什麼非要去整容？

她說：女人就像一本書，如果封面不好看，裡面的內容再精彩也沒有人願意翻開看。

我說：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父權社會的問題。 

S嗤笑：那你能改變父權社會嗎？

我沉默，她繼續問道：如果我們改變不了遊戲規則，為什麼不改變自己成為遊戲裡的贏家呢？ 

S什麼都想贏。作為一個學霸，她習慣了「只要努力就能成績好」。她想要把這種付出了就能有回報的確定感和掌控感照搬到戀愛上。S說Ayawawa的書就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擬》，讓她可以提前刷題，勝券在握。

後來，S前後半年裡做了兩次整容手術，而我始終忘不了她的那句質問。我本以為S是最不會成為Ayawawa信徒的人，但事實卻是她篤信無疑且充分實踐。還有幾百萬的粉絲與S一樣，都相信Ayawawa就是教會她們遊戲規則的那個人。

遇見「不一樣」的男孩

大學最後一年，我在社團活動裡認識了一個男孩。當時我在分享波娃的《第二性》，他眼睛裡的光讓我知道他對我有興趣。畢業前一個月，我們戀愛了，然後我就去香港讀研了，每四、五個月才能見一次。他希望我研究生畢業後能去他的城市一起生活，但是我還想讀博。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兩年異地戀之後，他提出分手。再半年後，他告訴我他在網上找到了新女友，和他在一個城市。有一天他突然發郵件來，提議我們可以嘗試開放式關係，像波娃和沙特那樣。我沒回覆，把他拉黑了。

我報復般地決定也要上網找個新男友。網聊對象大部分一上來就要看照片，或是詢問擇偶標準。只有一個例外：小陳。我說我喜歡海子，小陳說他喜歡北島，我說我喜歡李銀河，小陳說他喜歡王小波。

第一次見面，小陳穿著很隨意，絲毫沒有打扮過的痕跡。晚飯後分別時，小陳也沒有紳士風度，地鐵來了，他上車就走，完全沒有送我先走的意思。回去之後，我覺得這段網戀算見光死了。但小陳仍然每晚九點準時在微信上問我：在嗎。我說咱倆見面互相都沒什麼感覺，要不就算了吧。小陳說：一見鍾情不過是見色起意罷了，三觀的契合更重要。

我故意刁難他，問他：你覺得我夠溫柔嗎？

小陳回我：你覺得我夠man嗎？

我又問他：你覺得我長得好看嗎？身材符合你的喜好嗎？

小陳說：我覺得你長得像張曼玉。

我哈哈大笑，說：你眼睛有問題吧。

他笑我：我並沒有說我喜歡張曼玉的長相啊。

一米七出頭的小陳顯得弱不禁風，但我和他擁抱的時候，完全不會有壓迫感。我最中意的是小陳的眼睛，他的眼神跟「男性凝視」完全不沾邊，而且給我一種感覺：我倆之間只可能是我傷害他。

小陳幾乎不敢盯著我看。和小陳剛見面那幾次，我故意從「好嫁風」連衣裙到「斬男」包臀裙都試了一遍，想測試他的反應。但小陳的眼裡，只看得到我穿這身衣服舒服不舒服，自在不自在。他甚至慫恿我買男士牛仔褲穿，這樣兜裡就能放得下手機。相處久了之後，我幾乎徹底告別了化妝品和高跟鞋，完全擺脫了容貌焦慮。

小陳和我以前遇到過的男性都不太一樣，他雖然外表和行事風格有時候很直男，但是他完全沒有男性氣質的包袱，也不會覺得我「不夠女性」或「不夠溫柔」（前男友們經常這樣評價我），更不會覺得我學術上的「雄心壯志」對他造成威脅。在我提出想去美國讀博士時，他表示願意陪讀。

小陳能捕捉到我的敏感、脆弱和苛刻，但他從不迎合和討好我。我的兩任前男友在跟我產生衝突之後，常會選擇逃避，或是歸因於我們不合適。只有小陳願意跟我抽絲剝繭地探討我們衝突的根源。

有一次吵架，我一氣之下摔門而去，一副離家出走的架勢。小陳立馬跟著我下樓，但又只敢遠遠地跟著。我頭也不回地大步向前，後面穿著人字拖的小陳一路小跑。我的怒氣在小陳啪嗒啪嗒的腳步聲中消磨掉一半，然後我們一起回到出租屋。

磨合的過程需要消耗極大的能量和耐心，我有時也會想以「我們倆不合適」來結束這場長征，但小陳總會把我拉回來。他堅信只有找到兩人各走五十步的解決方案，我們才能共度一生。

但我的父母和朋友並不看好我們。小陳本科畢業後就跟著導師創業，公司卻一直沒什麼起色，辦公地址從南山搬到光明，越來越遠，工資不到一萬塊。我爸認為小陳創業無望，無房無車，還沒五險一金。好友S覺得小陳學歷太低，高攀了我。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跟小陳交往的那幾年，我從碩士讀到博士，覺得自己的前景不甚光明。學術界裡人文學科江河日下，尤其是人類學這種「毫無用處」的學科。研究性別議題的我擔心自己畢業即失業。我和小陳之間，談不上誰高攀了誰，只能算兩個抱團取暖的失敗者。

讀性別研究的日子

讀研時，我的課題是研究《第二性》的翻譯，整日泡在圖書館裡比對七八個中譯本的差異，但我腦子裡總忍不住想，為什麼這麼多女孩會成為Ayawawa的粉絲。我不安於只做文本研究，我想要走出去和「教人遊戲規則」的情感專家對話。申請博士時，我把自己的研究領域轉向了親密關係。

作為一個直女，我在性別研究的群體裡感到既團結又孤單。白天，我們在課上熱烈討論性別建構論、批判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彷彿一個小烏托邦。晚上，我上網看到的卻仍然都是「剩女」和「黃金生育年齡」這種威逼利誘女性儘早結婚生子的話語，以及各種護膚品廣告告訴你：只要買了它，就能不懼時間、逆齡生長。

這種撕裂感，除了課上課下，也充斥在我生活的空間裡。在香港，每個地鐵站都連接著一個商場。為了去超市買菜，我不得不先路過很多家買不起的奢侈品店。所有行人在一幅幅巨大的廣告面前穿梭，廣告裡的模特表情厭世，旁邊水貨客和港人臉上寫滿慾望。有的模特釦子解開到肚臍，胸平到讓你不確定ta的性別。在時尚界，胸越平越高級。

而在現實裡，乳溝越深越厲害。有段時間，從大學裡行駛的香港小巴側面貼的都是隆胸廣告，白花花的巨乳圖在象牙塔裡來回穿行。過了口岸來到深圳，我以為社會主義能讓資本的力量收斂一點，卻發現整個口岸停車場裡的公交車全部貼滿了整容廣告，而且這些整形醫院全都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地鐵裡也一樣，上方一排排的拉手裡只有一塊小小的地方，也都是瘦臉針、隆鼻或是開眼角的廣告。整個世界都在告訴你：身為一個女性，你必須美，就算挨刀子也在所不惜；只有美，你才能獲得幸福。但是美的標準，不是你定的。

我的同學裡有一位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L，她來自俄羅斯，去美國讀書時與當地人結婚生子，後來跟著丈夫來到香港。L的丈夫是個教授，每兩三年就出一本書，著作等身。他在致謝裡總會感謝L和女兒，但是我的同學L不僅延畢了，而且一直沒有發表學術文章。她整日忙於送自己的女兒去學鋼琴、騎馬、治療過敏。有時候下午上課L都得先離開去接她的孩子放學。

這一切有時候會讓我產生一種荒謬感。學性別研究的女性在理論層面批判父權社會，但是在生活裡她們是什麼樣的呢？學過女性主義之後，女兒、妻子、母親這些身份會變得不一樣嗎？難道女性主義者就必須要拒絕這些身份嗎？

在我同學L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種矛盾的狀態。她的研究是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女權運動，但是她只能從帶娃的日常裡擠出時間來讀文獻和寫論文。比起被人寫進致謝，我更希望L能把她老公寫進致謝裡。

一萬字的婚前協議

開始交往後，我和小陳總因為消費觀的差異而爭吵。我花錢只考慮體驗，而小陳只考慮性價比。我買麵包，小陳嘟囔：一個麵包竟然要二十幾塊！買杯星巴克也會被他念叨，買個榴槤就更會了。在我當時的價值體系裡，獎學金就是用來花掉之後安心寫論文的，只要體驗好，貴一點又怎麼樣呢，而且我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錢啊。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我們決定要找到解決吵架的方案。一開始我們會在微信上把吵架心得總結成文字發給彼此，後來開了個備忘錄，再後來內容多到不得不開一個word文檔記錄。

於是，就有了我們的戀愛（婚前）協議。我們還約定每年修訂一次協議。等到交往第三年時，這份協議已經有一萬多字，其中篇幅最大的是關於生育的。

青春期時，我第一次聽說了生孩子要「側切」──自然分娩時，醫生會在產婦的陰道口切開2-5厘米的口子，讓孩子的頭可以出來。我無法接受這件事：這個部位怎麼能切呢。2017年時，我28歲，看了某產婦因為家屬不給上無痛而跳樓身亡的新聞，我立即把小陳抓過來，強迫他學習無痛分娩的必要性。

小陳聽完我的科普之後，來了一句：「但疼痛是有意義的。」

我提議：「那你去體驗一下分娩陣痛儀，行不？」

小陳皺眉：「那只是用電擊模擬疼痛而已，不真實，而且電擊對心臟不好。」

我忍不住了：「那我他媽的生孩子疼對心臟有好處了？」

我恐懼生育，而小陳十分想要孩子。為了讓小陳能夠共情我的生育恐懼，我從網上摘錄下其他女性懷孕和生產期間的痛苦經歷，一句一句讀給小陳聽。我還買了《DK懷孕百科》和《美國兒科學會育兒百科》督促他學習，後者是個厚844頁的大部頭，我們在協議裡約定，「書裡的知識由劉隨機出題考陳，直到正確率達到90%以上，方可懷孕。」

關於生產也有詳細約定：

──劉母必須到場，所有需要陳簽字的情況需經劉母的同意。

──自然生產還是剖腹生產由劉本人決定，如果劉意識不清醒，一切以劉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為原則。

──必須選擇可以進行無痛分娩的醫院，所有費用由共同財產出，不足的部分由陳先墊付。

──找醫院，去問詢，辦手續，陳不得以無法請假為由拒絕。

小陳態度端正，認真學習，一概同意。

為了在婚姻裡探索出一條女性主義的道路，我和小陳前瞻性地討論了關於養育孩子的各項準備和任務分工：從備孕的注意事項、生孩子的時間點、妊娠反應的對策、是否用無痛分娩、坐月子、產後抑鬱、母乳餵養、孩子姓氏和名字、到照料任務的分配等，能想到的都寫進去了。

我在協議中特地又加了一條「不平等」規定：「為了防止我產後抑鬱，小陳要承擔起餵夜奶、拍嗝、哄睡、給娃洗澡等一系列任務；與此同時，餵不餵母乳由我決定。」小陳滿口答應，求之不得。

交往兩年之後，小陳向我求婚了。2016年10月，我們倆在深圳的出租屋裡結了婚。我媽媽來到只有三十平米的出租屋看我們，當場掉了眼淚。

婚後，我們的生活跟戀愛時並無太大分別。我每週從香港去深圳的出租屋裡和小陳共度週末，我們一起閒逛、爬山、買菜。我常會跟小陳說寫論文的痛苦。有次睡前，我和小陳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那次聊天裡，小陳和我一起想出了我論文裡的最核心的理論概念，一個全新的沒有人用過的概念。

我開心得不得了：謝謝你！我一定會把你寫進我的論文致謝裡！小陳說：嗐，這沒啥。

雖然他嘴上不說，但我知道小陳心裡很得意。小陳告訴過我，他年輕時有作家夢，但放棄了。學應用物理的他，大學時選修了學校裡各種人文通識課，最喜歡人類學。小陳支持我追夢，我第一次去廣州做田野調查是他送我上的早班火車。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我和小陳討論過未來生了孩子誰帶的問題。小陳願意為了家庭放棄自己的事業，也不介意當全職爸爸。小陳發自內心地認為育兒勞動是有價值的，整個社會都虧欠了無償育兒的媽媽們。

當時我們認為我博士畢業之後找工作的難度不亞於小陳放棄創業找工作的難度，於是又在協議裡加了一條：「誰的收入更高，誰就負責家庭的經濟來源，另一方可以按需在家帶娃。」為了讓育兒勞動不變成無償奉獻，我又追加了一條：「如果任意一方做全職或半全職帶孩子，應給予相應的勞動報酬。」我以為我會是按需在家帶娃的一方。

成為母親

讀博的最後一年，2018年底，我懷孕了。孕期時我在香港準備論文，小陳在深圳工作。因胎盤前置導致出血，我住了兩週院。這段時間裡，我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最後幾頁，教會了我媽如何去研究院幫我提交論文。出院一週後，我又再次出血、再次入院，醫生給我做超聲波檢查時說我羊水破了，必須緊急剖腹產。

兩眼一黑，醒來之後孩子就出來了。完全沒有經歷我之前最害怕的分娩陣痛，術前簽字也全是我一個人完成的。總而言之，婚前協議裡的內容基本沒派上用場。

小陳在我緊急剖腹產的當天提交了辭職信，開始全職帶娃。

孩子出生後的第一年裡，小陳和孩子睡一間房，我和我媽睡一間房。晚上11點我餵完當天最後一次奶後就去睡覺，第二天早上6點再起床餵奶。夜裡由小陳用奶粉餵兩次。他用奶瓶給孩子餵奶時，臉上洋溢幸福，就好像那個奶瓶是他的乳房一樣。

每晚我離開後，小陳在房間裡抱著孩子走來走去哄睡。孩子一放下就醒，小陳重新抱起來繼續哄。在10平方不到的臥室裡，小陳為了哄睡能走一萬步。

孩子剛滿兩個月的那天，我到香港參加了博士論文答辯，當天下午又趕回深圳參加面試。那些天出門辦事，我包裡一直帶著個電動泵奶器。每隔4小時，我就要找個洗手間，把奶泵出來，然後倒進馬桶沖掉。為了之後還能繼續母乳喂養，我必須這麼做。我只能去洗手間泵奶，因為大學裡沒有母嬰室。哪怕是已經有了第三性洗手間的香港高校，也沒有母嬰室。

後來我得到了幾個offer，最終選擇了一所位於深圳郊區的大學。一方面是因為那附近的三房兩廳兩衛公寓月租金只要兩千多塊，另一方面是那裡的洗手間條件最好，我在裡面泵奶時感覺又乾淨又涼快。

直到孩子兩歲，我都一直隱婚隱育。我似乎對於自己結婚生子感到羞恥，覺得自己違背了女性主義理想。懷孕那段時間，我挺著孕肚去聽過一次講座。進場時有些聽眾盯著我看，更確切地說是盯著我的肚子看。讀博這幾年，我還真沒見到過誰挺著大肚子參加學術活動。我以為我可以無視別人的目光，但那次講座中，雖然我心裡有想問的問題，但我還是沒敢站起來提問。我怕別人再次盯著我的肚子看。

之後我沒有再出去開過任何學術會議。當時，有個女同性戀學術同儕發微信問我：「我和XXX上次開會沒看到你，我們猜你是不是懷孕了啊？不會是真的吧？哈哈哈哈。」她或許沒有惡意，但我卻覺得被冒犯了。讀博時，我所在的性別研究小圈子有個隱形的鄙視鏈：頂端是同性戀女性，然後是同性戀男性，再其次是直女，最下面是直男。而我選擇了和最受鄙視的直男結婚生子，這在鄙視鏈頂端的人眼裡，大概算是「自甘墮落」外加「自找苦吃」。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第一次公開自己已婚已育，是我刻意選擇在朋友圈宣傳我翻譯的書時「順便」提及。我的好些朋友驚訝不已，開玩笑說我只曬作品不曬娃。是的，我始終無法接受「母親」是我唯一或排在第一的身份標籤。

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

自打我兒子出生，我就決定了要教他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

為了實踐「性別中立」教育，我特地給兒子買了印著彼得兔的粉色衣服，他非常喜歡。在我兒子的世界裡，還不存在性別差異這個概念。看到小區裡的男孩們武力大比拼時，我兒子一臉困惑。他也常說自己是個女孩。

性別建構論告訴我們：社會性別是由文化建構出來的，個體的性別氣質大都是後天習得和塑造出來的。很不幸，我兒子對挖掘機有一種天生的熱愛。兩歲時，他已經自稱挖掘機專家了，晚上睡前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是《晚安，工地上的車》至少讀三遍。B站上的挖掘機和破碎機視頻，他永遠也看不膩。不到三歲，他已經把方圓幾公里內所有工程車勘察了一遍。在他的薰陶之下，我已經可以一秒內辨識出裝載機（又名鏟車）和推土機的差別。

我也鼓勵他表達情緒，告訴他男孩也可以軟弱，從來不跟他說不要哭、要堅強。小陳對此有些擔心，他覺得我把兒子教育成這樣，但又沒法改變大環境，可能會讓他以後一個人面對整個社會的指責。他說我是不負責任的。

兒子5個月時，我開始工作，教大學英語。這所大學裡，大部分專業都是理工類。學校裡的男女比例極不平衡，我的學生絕大部分是00後男生。

我發現，這些男生的性別和婚戀觀並不如我想像的前衛。有人不明白女人怎麼能單身生孩子，有人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在一節性教育課後，好幾個男同學私信我說，科學知識我都懂了，但我還是克服不了處女情結怎麼辦？

有一次英語課上正好講到性別刻板印象，我給學生們播放了一個挪威的嬰兒車廣告。這個廣告片是三個奶爸推著嬰兒車，一邊帶娃，一邊和老爺爺下棋、在理髮店刮鬍子、以及在公園裡滑滑板。有個男生笑著說「我現在就想生個孩子當全職奶爸」。

我說我老公現在就是全職爸爸，學生們一陣歡呼。我提醒他們，真實的全職爸爸可沒有那麼光鮮亮麗，我老公白天在小區裡遛娃時，會受到其他帶娃的奶奶婆婆們異樣的目光，因為很少有年輕男人大白天在小區裡帶娃。這時候，教室第一排有個肌肉健碩的男孩子說：「老師，如果我做全職爸爸，一定是住在我老婆給我買的獨棟大別墅裡。沒有鄰居，就不會有異樣的目光。」

學校裡，大部分男孩找不到女朋友。有男生得知我曾研究PUA之後，私下里問我能否發一些PUA資料給他。我跟他們強調自己是研究和批判PUA的，不是教PUA的。學生們半開玩笑地說：「老師，我們想學啊！」

能找到女朋友的人也有困擾。一個男生的女朋友信奉「如果你不為我花錢，就是不愛我」，但這個男生很討厭戀愛時必須去市中心、小吃街、商場、遊樂場這種消費場所。他會用低價購買那些別人以為幾萬塊的包和幾千塊的衣服。但他說服不了自己的女友。他們分手了。

這個男生對我說：現在彷彿所有人都在追求一個Alpha類型的另一半，越獨立自主越強大自信越好，大家在戀愛中也十分「慕強」。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我教的這些男生中，有一些熱愛文史哲，卻不得不聽父母的話選擇理工科。有個男孩在我的英語課上寫詩，我當堂念出來，並表揚了他。他的詩有一句是：人要給世界留下一些東西，以此來證明自己來過、存在過，或無奈或愉快地走了。他讓我想起我的初戀男友，同樣是理工男，同樣在英語課上補物理實驗報告，同樣愛寫詩。十幾年過去了，似乎依然存在一種標準的性別模板，規定了人們的愛好、專業，乃至人生。

有學生來向我袒露自己有抑鬱或躁鬱症，這種疾病至今仍然不被理解，患者被視為軟弱的、矯情的。我的前男友在讀研時曾躁鬱症復發，不想再繼續學業，但又不敢跟他家人說。他請求我給他媽媽打電話。我鼓足勇氣，企圖說服男朋友的媽媽：「活下去」比「讀下去」更重要。但他的媽媽堅信：情緒不好沒啥，只要再堅持一下就行了。

作為80後，我覺得這些00後的處境並沒有比我當年改善多少。我想為這些00後做些什麼，我想讓他們成為「不一樣」的男孩女孩，我也想以此證明自己來過、存在過。

把自己作為方法

2021年，我決定開一門性別與婚戀課。

提交開課申請的幾天後，教務處通知我：專家們覺得這個話題容易引發爭議，不允許開課。我問：到底是什麼話題讓專家們覺得會引發爭議呢？教務處的老師笑了：「就是婚姻啊、戀愛啊。」

不能開課，學生比我還要挫敗和生氣。幾天之後，我接到一個電話：「劉老師，我是教務處的。我們最近收到校長信箱那邊的很多學生來信說他們需要一門戀愛相關的課程。我們也考慮到，這個課吧，遲早是要開的，不如就現在開吧。您也是這方面的專家，就由您來開吧。」

但前提是，課程名稱裡不能出現婚姻、戀愛、婚戀、愛情這些詞。

「為啥不能出現這些詞呢？」

「因為專家說這些是敏感詞。」

重命名之後的開課申請終於通過了。

女性主義教會我「個人的即政治的」，我在教學中也盡力實踐這一點。有節課我帶學生讀上野千鶴子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勞動其實是無法與再生產勞動並存的」，我給他們分享了自己帶著泵奶器參加答辯和工作面試的故事，甚至把自己讀博時挺著大肚子站在學校大門前的照片放在PPT上，旁邊的配文是：「生育對女性的影響不言而喻，拿老師自己舉例看看？」

之後我又放了一張PPT：上面是從我2016年讀博到2022年六年間發表的文章列表，我把每一條的年份都高亮成大紅色，問學生能否從這裡面看出生育對我的影響。

有個女同學反應很快：「老師，2020年那一年是空白的。」我很高興她能看出來，問她為什麼，她說，「你去生孩子了？」我告訴她，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特有的現象，很多女學者都會出現類似的學術斷檔，往往就是她去生孩子的那幾年；而男學者卻幾乎不受到生育的影響。

有個男同學舉手提問：「老師，你能生娃且事業幾乎不受影響的主要原因是你老公承擔起了家庭內照顧者的角色，而你一個人的收入能支撐你們三個人的支出。如果兩個人都不願意或者是不能放棄自己的工作，處在當下的內捲文化里的996雙職工家庭，怎麼能實現有時間和精力生娃養娃呢？」教室裡的空氣無比沉重。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其實生育對我來說也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作為一名育齡婦女，我常常需要向別人解釋我為什麼不生二胎。客觀原因是，我曾胎盤前置，身體不允許。但或許家人對我經歷的身體痛苦的忽視是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婆婆知道我的身體情況，但仍然在我孩子未滿兩歲的時候明示我該準備二胎了；甚至連我自己的爸爸，在看到我產後幾個月仍然肚子很大時也不明就裡，半開玩笑地問我：你是不是又懷了。

我也不算是一個好媽媽。平常工作下班回家之後，我不能完全把手機放下，經常一邊帶娃、一邊回覆領導的微信。我兩歲多的兒子已經會模仿我拿著手機說：「我要回一下領導信息」。有一次，他模仿我的表情，小小的眉毛皺成一團，問我：「媽媽，你為什麼這樣的表情？」我才意識到我是苦著臉的。

有一年寒假，我媽媽回老家了，我和老公兩人在家帶娃。我發現他在帶娃的同時完全無法兼顧做飯、洗衣、甚至是給娃換尿布洗屁股，於是我必須每天在餵奶、翻譯、買菜、寫論文、做飯、備課、洗碗、看書、做家務之間來回切換。這種狀態的頻繁轉換讓我十分疲憊。

我埋怨老公為什麼不能像其他全職媽媽一樣一個人包攬所有事。顯然，我變成了喪偶式育兒裡的那個偶。

結婚六年，當媽三年，我仍然不擅長做一個妻子和母親。作為一個研究親密關係的人來說，這顯得有些諷刺。上這門親密關係課之後，我常常反思我自己還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女性主義者？

我崇拜的女性主義者們大都選擇了不婚不育，甚至拒絕家務勞動，我找不到一個可以學習的榜樣。在性別研究裡，沒人教你如何在現實裡實踐一種女性主義的戀愛和婚姻，對父權社會的批判和對婚姻制度的剖析也沒能教會我該如何在婚姻和家庭裡過好自己的生活。

女性主義者活在現實裡

生完孩子的第一年，我以小陳是個全職爸爸而感到自豪，我覺得這是我們進行女性主義實踐的一次壯舉。小陳曾說：我們倆這是在微觀的層面對抗父權社會。我當時覺得挺浪漫的，甚至覺得這就是上野千鶴子老師說的「一人一殺」：我們改變社會的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我會花一輩子，至少改變一個人。

但這段全職爸爸的時光只持續了一年三個月。

剛生完孩子，為了省錢，我們住進公公婆婆的家裡。小陳沒敢告訴他爸媽他已經辭職，於是我和我媽幫他一起撒謊。坐月子第一週，小陳每天朝九晚五地出門，假裝自己還在上班。

我們住在深圳福田區一個90年代的老房子，我的臥室門因為年代久遠已經膨脹關不上了，餵奶的時候，婆婆經常會透過門縫往裡看，甚至直接推門而入。後來，小陳買了一個門擋，但是婆婆依然從門縫裡用我聽不懂的潮州話跟小陳說我餵奶的姿勢不對。婆婆還發現總是小陳而不是我給孩子洗澡，便漫不經心地說：「給小嬰兒洗澡啊，還是女人的手比較適合，女人的手比較軟。」

我找到工作後，我們先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月租不到3000的公寓，沒過多久，我決定買房。

我們的積蓄不夠付首付，小陳打電話給他父親求助。他站在陽台上，整整醞釀了十分鐘。撥出電話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的手在顫抖。

他講的是潮州話，我一句都聽不懂。但我從他的語氣和電話的時長判斷出：沒戲了。那通電話打了足足有半小時。當他轉過臉來，我發現他臉色難堪又難看。我脫口而出：「沒關係的。」

最終，我爸幫我想辦法付了首付，他讓我以後再慢慢還給他。我爸當初不贊同我和小陳結婚，嫌他無房無車，沒有五險一金。當時我覺得我爸太俗，現在我爸救我於水火之中。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因為接受不了小陳做全職爸爸，我爸整夜失眠，「他一個大男人，怎麼能天天待在家裡帶孩子呢？」買房之後，他逼問小陳：「你要在家帶孩子帶到什麼時候？」小陳回答說：「孩子18歲。」這個數字也嚇了我一大跳。到那時他可就54歲了！

那幾個月我需要獨立還貸，每月一收到工資，五分鐘內就轉賬到房貸卡上。剩下的錢付完房租還剩1000多，要支付全家的生活所需。我感覺自己活成了一個中年男人，下了班之後，也想躲進車裡抽根煙、聽點音樂，可惜我只有一輛代步的電瓶車。我甚至想天天去健身房擼鐵，以逃避育兒，但我必須回家餵奶。我還產生了一種念頭：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沒有人還房貸了，我的孩子就要無家可歸了。

我爸向我提問：今後小陳老了生病了，你願意承擔他所有的醫療費嗎？你願意孩子看著自己的爸爸沒有工作，沒有自己的追求嗎？你確定未來18年裡你一次都不會嫌棄他嗎？

暑假的最後一天，我和我爸，那個我曾經討厭的中年男人，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逼小陳出去找工作。

小陳質問我們：「如果我出去到別人家做月嫂每個月掙1萬塊回來，用來給自己家請月嫂，這樣也行嗎？」他一如既往地想在邏輯層面贏得爭吵。

我爸不依不饒：「不管怎麼樣，你必須出去工作！」夾在中間的我，既能理解我爸，也能理解小陳，但我無法調和這個矛盾。最終，小陳妥協了：「我可以出去找工作，但前提條件是姥姥必須來深圳帶孩子！」

我開始重新審視我們婚前協議裡的那一條：「誰的收入更高，誰就負責家庭的經濟來源，另一方可以按需在家帶娃。」當時我以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只需要從家庭的整體去考慮利益最大化就行了。當時的我認為我也有可能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成為暫時在家帶娃的那個人。

但我沒有意識到的是，這條規定實際上還是認為家庭勞動的價值低於家庭之外的社會勞動。現在因為我學歷高，我的工資高，就算我老公出去工作也拿不到很高的工資，甚至還不如請月嫂的錢多，於是我的老公就成了免費的月嫂。而為了讓我老公出去工作，我的媽媽就得替代他，成為新的免費月嫂。

作為女博士的我是學歷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而只有本科學歷且創業未果的小陳成了弱者。女性並不是一種性別，而是一種處境。從這個角度來說，小陳成了這段關係裡的弱者，他成了女性，而我似乎變成了一個恐弱又厭女的中年男人。

上野千鶴子曾說過：「女性主義者，也是不斷與內在的厭女心理做鬥爭的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做鬥爭，我既希望我爸能夠接納小陳軟飯硬吃，我又希望自己能夠年薪百萬，讓小陳可以帶孩子帶到18歲衣食無憂，我還希望所有全職爸爸或媽媽都能不受到任何異樣目光和譴責。

我們的自由建立在剝削婆婆媽媽的自由之上

給學生們講職場媽媽生存境況那一課的時候，我展示了《職場媽媽不下班》這本書裡的一組調查數據：

「將有償工作、家務勞動和兒童照料的時間加在一起進行平均和估算，結果顯示，女性每週的勞動時間比男性多15個小時。這意味著，女性每一年的勞動時間比男性多出整一個月（每天按24小時計），而每12年則多出一整年。」

出於好奇，我計算了一下我的小家庭裡，我、小陳、我媽媽三個人的家庭勞動時間，然後放在我的課表上來展示：

由上到下分別是我、小陳、我媽媽的時間表。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小陳週一到週五都回來很晚，洗完澡只能哄娃睡覺了，所以他的帶娃時間主要集中在週末兩天，約24小時；而我每天大概4小時的帶娃時間，一週加起來不超過20小時。

那麼真正每天在帶娃的是誰呢？姥姥。

日復一日地重複進行著做飯、洗碗、洗衣服、拖地、整理、給娃洗澡、哄娃睡覺的姥姥，每週的家務勞動和兒童照料時間比我和小陳多出近100小時。姥姥連週末都還要為週一到週五帶娃備餐做饅頭。而這一切都是無償勞動。

我們這一代女性的自由，幾乎都是建立在剝削我們的婆婆或媽媽的自由之上的。當我跟我媽說出這句話時，她苦笑著回覆我：「我不幫你誰幫你？」

上完那節課，我開始反思自己帶娃時的不專心。我給自己規定每天五點必須準時回家帶娃，讓我媽能有時間做晚飯。為了做到這一點，我不得不犧牲午休時間去完成工作，還必須在下班回家騎電瓶車的十分鐘裡切換狀態，把自己從深圳速度調整成可以陪孩子看蝸牛的速度。每天從晚上5點到9點的四個小時裡，我盡力去當一個好媽媽，雖然很多時候我都恨不得用牙籤把自己的眼皮強行撐開。

在各種帶娃大法裡，我摸索出一個不那麼費媽的路子：騎電瓶車載我兒子兜風。沿途只要看到挖掘機或者大蝸牛他就高興地手舞足蹈，吹吹風哼哼歌就能打發時間簡直太棒了。

有一次，我帶著他騎到河邊的一條路上，突然看到空中有一個白色塑料袋。我停下電瓶車，和兒子一起仰頭注視風中的塑料袋。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光，不需要速度和效率，只需要虛度和浪費。塑料袋被風吹得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像被風裹挾，也像在和風搏鬥。

兒子突然問我：「媽媽，我們可以抓住這個塑料袋嗎？」我說：「咱等等看，也許它會掉下來」。正當我擔心塑料袋會落到馬路中間時，竟然出現一陣風把它吹到了人行道上。我兒子從電瓶車小座椅上一躍而下，衝過去用小手一把抓住塑料袋，歡呼雀躍朝我跑來：「媽媽，我們把這個塑料袋帶回家！」

寫在最後

如果不是上親密關係課和寫這篇文章，我那原定每年修訂一次的婚前協議已經4年多沒有打開過了。有一部分內容現在看來是杞人憂天，比如無痛分娩；有些內容不了了之，比如共同儲蓄；有些內容過於理想化，比如給在家帶娃的人開工資。當年我以為自己不願母乳喂養，結果是我一直餵到孩子快兩歲才斷奶。而讓我最無奈的一點是，戀愛時我和小陳為了磨合可以花幾個小時激烈地爭論，而現在連吵架都成了一種奢侈。人到中年的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

我之所以能有時間完成這篇文章，是因為姥姥帶孩子回老家過暑假了。送走他們的那天，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廳裡散落一地的兒童玩具和他的餐椅全塞進他的房間，把門一關，假裝自己是個獨居者。

完成這篇文章的初稿後，我發給我爸媽和小陳看了。小陳起初擔心自己會被網暴，我安慰他：罵我的肯定比罵你的多。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有些女性主義者可能會批判我知行不一，明知婚姻制度剝削女性，還偏向虎山行；有些傳統的人可能會認為我和小陳是女才（財）男貌模式，自作自受；有些網友如果發現我的孩子跟老公姓，極有可能要罵我「婚驢」；我收入不高還想讓老公全職帶娃，眼高手低；總而言之，這個人既要又要還要，貪婪還擰巴。一百種罵法我都想了一遍，我問自己能接受嗎？能。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或是作為一個女性，不管你怎麼活，都會被罵。

相比之下，我爸媽的反應要劇烈得多。我爸看完初稿之後，回我六個字：五味雜陳，想哭。他大度地表示：雖然你把爸爸賣了，但我不介意你發出來給人看。第二天，他立馬反悔，聲稱這樣做會傷害到一些人。我問他會傷害到誰，他答不上來。我追問：我寫的哪一件事不是真的？我爸：就是因為太真了。

我媽看完之後，悶悶不樂了好幾天。她先是質疑我寫這些東西的目的和意義：你把家裡的醜事全寫出來讓人看，是想讓人學你嗎，還是讓人不要學你？之後她說自己後悔讓我讀了這麼多書，威脅我說如果我非要用真名發，她就回老家不幫我帶娃了，看我哪還有時間瞎折騰。

我能理解我的爸媽。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讀書，而他們卻仍然生活在那個小圈子裡。他們有自己的同輩壓力，而我的諸多人生選擇讓他們不得不面臨同輩的質問和懷疑。小陳全職帶娃的那段時間，我爸媽甚至會向親朋好友撒謊以維持我們家的「正常」和「體面」。

家人不理解我為何要把不可外揚的家醜全寫出來。但對我來說，這是我的生命經驗和學術經歷之間的交織、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縫隙，以及我為跨越這些縫隙所做出的努力。

發聲可能會被誤解、被攻擊，但發聲是一種責任。我相信在當下的社會，我的困惑和掙扎是某種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慮），它值得被問題化，值得被表達和看見。正如上野千鶴子老師所說：「如果沒有人扔石頭，平靜的水面就不會翻起波浪。只要翻起了波浪，被影響到的人就可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把它傳播下去。」

最後，套用波娃的句式，我認為女性主義者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因此，書寫我的個人經驗是我成為女性主義者過程中不得不扔的石頭。（完） （相關報導： 李濠仲：我在挪威學會當爸爸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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