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治運動走了十五年，終在一九三五年盼到第一場民意代表選舉。律師及法政大學畢業的人才，沒有缺席，連宗先生也扮演選舉助講員。
只是好不容易爭到的一點權利，又隨著戰爭交出，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戰爭，臺灣進入軍事高壓統治。在認同的征服戰中，連宗先生沒有屈從，沒有改日本姓氏，也不願加入「皇民奉公會」，有所不為是他的原則。
而當日本政府猶以文宣掩飾自己戰敗的跡象時，轟隆隆的空襲聲中，連宗先生已開始自學中文，他知道這樣的殖民政權將過去，也意識到，語言會是未來的問題。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連宗先生，臺灣彰化人，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曾擔任律師、臺灣省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為開創臺灣平民法律服務之先驅，後在二二八事件時遭當局逮捕並從此失蹤。
臺灣史上第一場選舉
身為殖民地人民，每一寸權利的取得，是多少的心血與努力。蔣渭水主導的「臺灣民眾黨」，旗幟鮮明地要求「市庄街長由人民公選！」、「反對官派議員、要求普選！」林獻堂、楊肇嘉等人籌組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自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成立後，更以此為唯一目標，要求市街庄以民選議員作為決議機關。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歷十四年、達十五次，從二〇年代「給我們自治權！」此一聲響發出後，從沒停過。不管日本政府抓誰、關誰，要求自治就是臺灣人追求的目標。
終於在一九三五年盼到第一場選舉，日本政府同意州、市、街、庄半數議員民選，其餘半數則仍為官派。日本政府設下投票門檻，得繳納稅額五塊錢以上，且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才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當時臺灣人口約四百多萬，有選舉權者二萬八千人；而日本在臺人口雖只二十多萬人，有選舉權者卻達三萬人。
光是日本人在投票總數上的優勢，就看得出日本政府的精算，不讓他們的少數統治遭到威脅。
現實雖是如此，但這已經是艱辛異常的突破了。所以臺灣人的反應是熱烈的，心情是興奮的，許多人正摩拳擦掌，準備投入選舉。
「櫟社」詩人張麗俊因參選豐原街協議會員，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記，留下這場選舉與連宗先生相關的訊息：
今晚林祚爐欲往慈濟宮開政見發表大演說會，其辯士林煥德、蘇樹發、賴遠輝、葉榮鐘、魏崁、林連宗、陳后生、張添貴等八人。
這是選前一夜，隔天就投票了，連宗先生扮演助講員的角色，以他對民主政治的思考，對日本政府差別待遇的批判，為臺灣人爭平等的呼籲，為民眾推薦好的候選人。
林祚爐是高他一屆的學長，在臺中州第一中學校及日本中央大學時期都相處過，兩人已有十年以上的情誼。這次林祚爐出來參選豐原街協議會員，以政見演說會為主要競選方式，辯士名單相當漂亮，宛若有一支中央大學的助選團，除連宗先生外，還有讀政經科系的葉榮鐘（林獻堂秘書）、法學部獨（德）法科畢業的賴遠輝。另有明治大學畢業的律師蘇樹發，菁英齊聚，投入民主選舉的助講陣容。廟門口再次熱鬧起來了，這場前無古人的選舉，臺灣人以自己的想像，展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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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參選台北市會議員陳逸松的記述，各個候選人使出渾身解數，有的豎立招牌、散發傳單、小冊子，打的是廣告戰；有的挨家挨戶做訪問、懇求賜票，打的是家戶拜訪；也有開辦演講會，希望以政見訴求贏得選民支持的，打的是演講戰……。一場民主嘉年華，在這久受政治禁錮的地方，以奇花異彩綻放。
而這是日本統治臺灣四十年後，臺灣人才的大發聲與大聚集。不管是留日回臺的菁英、醫生、地方仕紳，或自治運動的參與者，無不投入史上第一回的選舉。而選民一樣熱烈無比，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點九。
1936年，陳逸松在太平町的法律事務所（來源；批判與再造）
律師參選
連宗身邊的老同學，不少人紛紛當選。聚合過臺灣菁英的臺中州第一中學校，其畢業生回到鄉里，投入公共事務，許多人在此屆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中脫穎而出。如第一屆的楊老居（醫生），當選彰化市會議員，第二屆的張聘三、張煥珪分別當選臺中州南庄及大雅庄協議會員。
第三屆則有林祚爐當選豐原街協議會員、陳作忠當選永靖庄協議會員、陳天道任高雄市會議員，而這三人率皆具有日本大學法學部畢業的高學歷。至於連宗第四屆的同班同學，有陳海永（醫生）當選斗六街協議會員、吳紀東當選南投街協議會員及姜瑞鵬當選北埔庄協議會員。
而如果再加上一九三九年第二次的選舉，兩次加起來，平均每一屆都有約莫八至十位左右，擔任日治時期的民意代表。每屆的畢業生人數約六十至七十人，這樣的比例是相當高的。
而律師及法學教育出身的高知識分子，當然更參與在這場民主選舉的行列中。光是律師當選市會議員的，在台北有蔡式穀與陳逸松，新竹有黃運金，臺中有張風謨、蔡先於，臺南有歐清石、沉榮。而連宗在中央大學同屆的好友李瑞漢律師，也於一九三九年當選台北市會議員。
律師的表現相當亮眼，蔡式穀在台北市以第一高票當選，他是日本明治大學法律科畢業，自治運動的三大組織「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都有他的身影，可說是臺灣自治運動的大護法。
律師以其辯才及對民主、法治、人權的掌握，成了臺灣在民主追尋及自治道路上，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在仍須與威權對抗的時代，律師因懂得法律，能與當局論法、辯法，爭取權益，而成為人民重要依靠，也成為民意託付對象。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律師蔡式穀以第一高票當選台北市會議員。
戰爭陰霾
但這樣的喜悅沒有太久，殖民地人民的身不由己，卻因日本發動戰爭，而蒙上巨大陰影。好不容易爭到的一點點自由，卻必須在其他地方交出。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九月，暌違十七年的武官總督再現，由具有軍人身分的小林躋造擔任。什麼是思想的控制，從語言開始；如何切斷文化認同，從文字開始。戰爭發動前夕，第一道命令 - 取消報紙漢文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一週後政治立場相對溫和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遭解散，公開的政治結社消聲匿跡。
皇民化實施的極致就是「改姓名」運動。臺灣人講求慎終追遠，「姓」對家族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代一代往下傳且親族間血緣相連及繼承的依據。民間常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之語，但日本政府無視這樣的文化傳統，要求臺灣人改為日本姓氏。
日本政府一方面誘之以利，給予物資配給跟子弟教育的優惠，戰爭時期資源困窘，許多人為了多拿到一些配給，讓妻兒過好一點的生活，也就配合改為日本姓氏了。但對經濟不受威脅，且具社會名望的人而言，恐怖的威脅就來了，如宜蘭著名婦產科醫師陳進東，不願配合改姓氏，日本政府惱羞成怒，徵召他做海軍軍醫，遣往菲律賓服役。而在日本政府當中任職的臺灣人，此時更面臨忠誠檢核，改為日本姓氏也就成為必要的表態了。
「皇民化」運動對臺灣人產生莫大的精神壓迫，而連宗先生在日本政府的威脅利誘下，並未隨之改為日本姓氏。同樣地，再怎麼多的鼓吹與獎勵，他也沒有成為日本政府所希望的國語（日語）家庭。
日本當局知道要完成「聖戰」，需要臺灣人的支持與協助，而臺灣人最在意的就是差別待遇，所以他一方面放寬對臺灣人的不平等對待，另一方面則透過「皇民奉公會」的運作，加強「忠君愛國」的教育。要對臺灣人宣傳日本的「聖戰」，當然要動員有名望，且平時肯替臺灣人說話，獲得民間信賴的人出來替日本政府背書。許多臺灣紳商、醫生、辯護士都被徵召為「皇民奉公會」幹部，此時已擔任民意代表的臺灣人，因具有知名度，更成為日本政府施壓對象。
歌頌戰爭，歌頌大東亞共榮圈，鼓勵臺灣子弟上戰場，為日本天皇效忠，連宗先生一樣不參與。許多辯護士朋友在主動或受迫的狀況下，加入了「皇民奉公會」，連宗先生擔任過辯護士公會的副會長，在律師界有一定的份量，此時怎會沒有壓力。但一如他所堅持的「有所不為」，他沒有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違背自己的認同與價值。
＊作者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激越與死滅 -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台北市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