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大灣村人唯一的賺錢途徑就是沿著蜿蜒的土路從山村前往大城市。
1990年代初，20歲的王良翠（音）就是這樣。她去了上海，在工廠打過工，開過計程車，賣過煎餅。在中國各地，許多像她這樣的人從貧困的村莊來到城市，為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輸送廉價勞動力。
但如今，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窮人創造機會的政策支持下，王良翠回到山裡老家，去年和家人一起用不甚豐厚的積蓄開了一家名為「聚來樂」的家庭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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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一直是中共戰略的一枚棋子，毛澤東先是帶領窮人鬧革命，然後又驅使他們掀起了災難性的人民公社運動，鄧小平則在幾十年後把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築工地和工廠，而習近平現在第三次號召這些人做貢獻。為了縮小中國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試圖在村鎮培育企業家和消費群體。
習近平已表示要在2021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以前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習近平認為，這個目標對於他自上而下的執政正當性至關重要。為此，他指示黨將關注焦點和國家資金大量投向像王良翠的家鄉這種地方。在中國大城市靠農民工富起來的同時，王良翠的家鄉卻停滯不前。習近平說，此行動是為了縮小貧富差距。這種差距已經明顯到威脅中共正當性的地步。
2012年開始擔任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需要一個新的經濟轉型方案。他上任時，中國遵循的是以大量生產低價商品為基礎的增長模式，但隨著製造成本上升和生產向其他地區轉移，這種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習近平轉而希望擴大國內支出，就需要整頓農村經濟。
作為毛鄧之後最強勢的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了一個充滿美好經濟前景的農村發展方針，他試圖讓農村人相信，小城鎮的機會也和大城市一樣多。
王良翠離開大灣村去上海幾十年後，她又回到家鄉，開了家名為「聚來樂」的家庭旅館。（YIN YIJU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上海，王良翠與丈夫可能永遠都買不起房。王良翠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包裝廠上班，每個月薪水人民幣6000元（約台幣2萬6000元），外加免費工作餐。
2016年某天，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了習近平在王良翠老家視察的畫面。習近平和村民圍坐在木板凳上。他詢問了豬肉的價格，並表示共產黨將確保在消除貧困的行動中不忘記任何一個人。
兩年後，這個村莊獲得了脫貧認定。後院的水井被太陽能加熱的過濾自來水取代了。村子裡也蓋起新的二層小樓，還有電動車充電樁。
49歲的王良翠和她的丈夫對這些變化很興奮。她說：「我們在家鄉看到了希望。」
他們的兒子從小就在上海生活，但因為父母不是本地人而不能在當地讀高中。於是王良翠和她的家人去年回到大灣村，開了旅館。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霍夫曼（Bert Hofman）說：「中國現在的理念是要讓工作崗位向人靠攏，而不是讓人向工作崗位靠攏。」他曾在中國擔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高級職務長達九年。
發展旅遊業是習近平脫貧行動的主攻方向之一。大灣村已經建起20多個家庭旅館。（YIN YIJU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970年代末，大多數中國人生活在農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中共後來宣傳，是鄧小平的經濟和社會政策讓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
但隨後4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財富積累絕大部分發生在城市。據紐約州懷特普萊恩斯研究機構High Frequency Economics，佔中國人口約60%的城鎮居民佔到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3%。
雖然中國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但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00美元左右，最貧困的、主要居住在農村的6億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700美元。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份表示，這種收入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連租房都困難。
習近平承認共產黨的信譽面臨風險。他在去年某次談話中表示，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把農村人丟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根據政府數據，中國政府每年為扶貧項目撥款超過800億美元，用於學校、診所、住房和發放現金，這些撥款集中在農村。
在中國，住在農村有很多劣勢。高中教育剛剛開始普及。醫療條件也很不完善。房地產是中國人積攢財富的主要途徑，但農民幾乎沒有土地所有權。
戶籍制度是中共控制人口流動的一項核心政策，將大多數中國人與他們的出生地綁定。區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在本質上創造了兩種權利階層，農村人被排除在城市的許多福利之外，包括入學和養老金等。
習近平的脫貧行動讓大灣村鋪上了馬路。（YIN YIJU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對河北省太行山某村莊長大的劉彬（音）來說，北京一所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曾給他帶來希望。他取得了會計學位，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做過保險和媒體等工作。但他從來沒有融入感，政府仍把他視為農村人。
2017年，在政府開始重建他的家鄉並為返鄉人員提供補助和貸款後，他帶著妻子和九歲的女兒搬回老家。他租了33英畝的果園用地，開始養家禽，種馬鈴薯和中藥材。他拿到了2.1萬美元的政府貸款，條款很優惠。
劉彬說，他的農場現在產出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很開心。有時候，他手頭不寬裕，甚至要用雞蛋還債。
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從1983年開始就經常到中國村莊實地考察，他表示，僅靠更多資金並不能立即解決中國農村某些薄弱環節，比如低水準的教育體系。
「中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鄧小平讓8億農民識數、認字、有紀律，」他說。「這是中國從一個窮國走向中等收入國家的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他說，現在中國需要邁出下一步，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突然之間，農村人口在這個全球化和自動化的時代裡有可能變成一個負擔」。
和他的前任一樣，習近平也把中國農村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年輕的習近平曾在陝西省生活了七年。
如果習近平成功振興了鄉村，將大大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習近平還認為現代農業是實現全國糧食安全的保證。
習近平把脫貧定為整個國家的責任，一直倚重中國大企業在農村地區創造就業機會。中國房地產開發商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在貴州省改造了一個偏遠村子，建了飯店和一個鬥牛場。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和京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則承諾把商品物流覆蓋到中國各個角落，刺激農村消費。
中國的主要城市已開始設置人口上限，認為外來人口會威脅到城市穩定。在地鐵裡，警察會把不像本地人的乘客挑出來檢查身份證，並且經常以營業執照問題為由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和外來商戶。上海和廣州在2018年都出現了外來人口淨流出的情況。
習近平的脫貧行動，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上很受歡迎的現金撥款和激勵政策為基礎。不過有些行動並非自願。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有大約1000萬被認為住房條件不達標的家庭被重新安置，他們的房子被推倒，有時甚至整個社區都被夷為平地。
習近平利用扶貧項目重振了中共在農村地區的影響力，官員們將某些有爭議的活動歸入扶貧範疇。人權組織和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批評中國政府圍捕、虐待西藏人和維吾爾族人，中國政府對此的回應是，對少數民族進行教育和培訓是中國扶貧工作的一部分。
推進習近平扶貧目標的同時，中國政府認為還有550萬人口尚未脫貧。在北京國務院扶貧辦，官員透過一張大型電子地圖監測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地方幹部透過收入、教育和其他指標來跟蹤各個家庭，同時督促他們提高收入，比如告訴農民該種植什麼。
遊客追隨習近平的足跡來到曾經的貧困村。在大灣村，習近平2016年造訪時的布置成為拍照熱門景點。（YIN YIJU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今年1月，上海附近比較繁榮的江蘇省宣布，在該省8000萬人口中，僅剩17人仍處於貧困狀態，並承諾在年底前讓這17人脫貧。
習近平一再宣稱，中國將實現在今年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這讓政府不太可能報告任何顯示任務未完成的數字，儘管當局承認，在新冠疫情中，貧困群體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25歲的張濤（音）在安徽省金寨縣長大，從小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在該縣以東300英里左右的蘇州市打工，當地約有600萬人口。他說，想要過上好日子，就得出去打工。他說：我們都是留守兒童。
16歲那年，他跟著父母來到蘇州打拼，先在工廠做學徒，後來又做了理髮師。他和一個朋友合夥開了一家理髮店，但經營失敗。去年他又在老家附近開了一家理髮店。安徽省曾表示，希望在五年內吸引85萬人口迴流，張濤成了其中一員。他說：我知道遲早要回老家。
張濤擔心自己做錯決定。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蘇州，感覺競爭對手比客戶出現得還快。他說，在老家賺錢並不容易。
另一位安徽迴流人員關征（音）做起了花卉種植生意。但找不到合適的肥料讓他很受挫，而且當地幾乎沒有人可以幫他在網路上銷售鮮花，這也讓他很失望。
對於王良翠來說，她年輕時離開大灣是理所當然的事。她說，那時在老家一分錢都沒有，走出來一個月能賺人民幣200元，至少能給父母寄點錢，買點米。
現在情況不同了。王良翠說，家鄉感覺和城市差不多，不是原來那種窮地方。
這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於習近平的到來，讓大灣村變成旅遊景點。
就在不久前一個午後，三輛滿載遊客的遊覽車車上了山，開到了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