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為中亞區域整體合作之「C5+1」對話機制的創始國（2004年8月27日），在過去的二十年時間裏，經歷了一輪前後結果截然不同且相互抵觸的特殊型地緣演變過程，其變化之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即由起初的全球型「獨一無二」瞬間變為最終的區域型「可有可無」，或從開始的主動型「深入其中」突然退變為最後的被動型「靜觀遠望」。
換言之，日本首創之中亞「C5+1」合作模式自開啟以來（即首屆「中亞五國+日本」外長會議成功召開），在長達二十年時間內已被南韓、歐盟、美國、印度、俄羅斯、中國、義大利、海合會及德國所相繼效仿，成為了經濟全球化時期最具代表性且最符合地區整體地緣利益的平臺工具，起初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後期則相反，實質意義遠超于象徵意義。
上述國家及區域型一體化組織當中，印度、俄羅斯、中國、海合會、德國、美國與南韓在短短三年內（2022年1月27日至2025年4月3日）先後將各自所屬中亞「C5+1」合作機制由原先的部長級會議升格為元首級峰會，希望借此既能促進地區穩定與安全，又能抵制潛在挑戰並打擊公開威脅。
唯有日本在其具有絕對歷史意義的關鍵時刻（2024年8月27日）既未能打破地緣限制，又未能突破區域封鎖，相反卻深陷且遭遇意想不到的新型陸海戰略圍堵與戰術遏制。事實上，首屆「中亞五國+日本」元首峰會的臨時取消不禁令人感歎「成也日本，敗也日本」，且不由自主地反問道：「為達到這一目的，潛伏在暗處的敵對一方究竟醞釀、謀劃、籌備、實施了什麼？究竟是何等埋伏與操作讓一切看似如此極其自然？讓一言九鼎的日本在全世界面前顏面掃地且被迫自毀長城僅是一個開始，還是眾多不為人知的某重要或次要一環？」
「怒火中燒」還是「無名鬼火」？
唯一不可否定的是，日本所創之中亞區域所屬「C5+1」對話機制與合作模式伴，隨此次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的臨時取消正逐步喪失原有的地緣戰略意義，其建立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多國權力平衡日益呈現出「外圍輕」與「核心重」的不穩定發展趨勢，間接導致該高度國際化的區域型戰略合作平臺不可避免地捲入與之不相干的大國博弈，進而由起初絕對的「並進並融式大中亞」逐步倒退為相對的「一進三阻式小中亞」。
為防範于未然，中亞五國須首先降低對當前「C5+1」對話機制與合作模式的期望與重視程度，通過「臨時暫停」的方式將其由過去的「展望大會」調整為未來的「總結大會」，直至機制平衡回歸至二十年前的「外強內穩」為止。其次，依照現有合作基礎對中亞所屬「C5+1」機制實施區域劃分，建立精准且可預估的區域板塊地緣政治兼經濟風險評估體系，並以此為新基礎對不同區域與不同板塊採取不同的對接合作模式，以免域外安全問題與紛爭內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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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明確統一中亞「C5+1」對話機制與合作模式相關各方立場，將「反對任何一方將中亞整體利益當作國與國間的談判籌碼，堅決捍衛並確保中亞地區作為獨立地緣政治板塊的完整性，絕不允許任何一方阻擋或孤立另一方」寫入未來新峰會的《聯合聲明》當中，勿忘基於信任的互惠與互利才是對等合作及友誼的最佳保障。
受美中新冷戰與俄烏戰爭，以及韓國政治動盪和日俄、日中、日韓領土之爭的影響，亞太地區已成為地緣風險最高的地緣板塊，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湧動，彼此間的政經利益不僅犬牙交錯，且民族歷史情感也同樣複雜多變，時而親如一家，時而劍拔弩張，時而你死我活。在此特殊地緣環境下，亞太地區的潛在實質性風險甚至高於正經歷以哈戰爭與印巴衝突的印太地區，其整體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地緣經濟不穩定性仍在加劇，須各國高度警惕。
正因如此，中亞與亞太國家間的「C5+1」峰會核心與重點應回歸至各方戰略合作之起點，堅持不忘初心，牢記聯合國、獨聯體、集安組織、上合組織、歐安組織與歐亞經濟聯盟的歷史使命，銘記堅守「C5+1」機制的多元性與獨立性等同於鞏固「一帶一盟」的合作基礎。
「人為恐嚇」還是「自然警告」？
可以肯定的是，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被臨時取消後，時任首相岸田文雄不負所望地創造了國際外交與地緣政治史上最不好笑的「冷笑話」。以及遺留了一個後患無窮的效仿案例，即必要時可根據實際利益隨意棄舍的「岸田效應」。換言之，緊盯此次峰會的所有局外人均會意識到，日後外國首腦在飛抵某國參會之前，除外交部外，主辦方還須與其所屬防災及危機管理相關部門提前取得聯繫，在彼此保持24小時全天候通訊的同時，額外設立專家小組，以免行政專機起飛後又半路返航。不僅如此，機制首創國領導的最後決策為其他機制相關國提供了一個可絕對效仿的案例，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將「臨時取消」修改為「被迫延後」，既不失禮又不被動，且無需重申其承諾。
所以，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作為一個渴望名留青史的政治人物，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最終選擇了讓自己與國家一併忍辱負重？對此，內外雖仍眾說紛紜，但實質上僅有三種有一定邏輯可言的「原因之說」。其中，第一種是「連任之說」，即岸田首相通過留守日本的方式鞏固自身政治地位並爭取連任；第二種是「嚇阻之說」，即岸田首相的中亞之行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嚴正警告」，為避免矛盾升級選擇退而求其次；第三種是「恐嚇之說」，即岸田首相出訪前夕遭遇可能地「人為災害」，為避免出訪後本土再遭報復性「懲罰」或「打擊」，無奈選擇臨時取消，而非被迫延後。
假設「連任之說」屬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岸田文雄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且還如同秦始皇般在宣告辭任之際，不忘帶「中亞—日本」首屆元首峰會與其一同「陪葬」。相比之下，「嚇阻之說」的實質地緣矛盾性極強，俄方稍早雖曾表示且認為日本此舉是有意損害中亞國家與俄羅斯間的關係，但這一表態並不等同於莫斯科方面打算採用某種報復性措施加以嚇阻。相反，俄方的表態更接近於「警告」，即反對東京日後將自身在此區域板塊所屬地緣經濟力量轉換為地緣政治實力。其原因在於，日本資本與技術大規模進入中亞有助於俄國戰後西伯利亞板塊與遠東地區的開發和發展，可謂一石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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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唯獨「恐嚇之說」具有尚未透視的地緣戰略內涵，若屬實恐將難以預估其未來發展方向與影響。岸田文雄面對日本西南部九州地區突發高強度（7.1級）地震，是在出訪前的最後一刻決定取消行程的，原因是南海海槽在接下來一周裏發生巨大地震的可能性較高。眾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地震最活躍的國家之一，其政府長年來致力於地震活動觀測和防災對策，且高度重視國民抗震防災教育，其公民社會的應急能力與自律性極高，因此不存在「群龍無首必定天下大亂」的可能。
既然如此，那岸田文雄期間為何還猶豫不決，但最終卻又義無反顧地選擇取消，而非延後呢？對此，唯一的假設性解釋就是一切均乃非常規之「人為災害」，日本各相關防災部門面對非自然突發狀況無法給予絕對安全的科學評估與相應對策，而「始作俑者」則通過實際行動向岸田文雄傳達了最明顯的「恐嚇訊息」，即「你若一意孤行將不可避免地為成千上萬名日本公民的生命安全負全責，歷史會將你描述為危難關頭棄國民于不顧的無能首相，峰會即便召開成功你也會背上駡名，付出與代價絕對是慘痛的，只有正式取消方可大事化小。」
「隔岸觀田」還是「石破天驚」？
同樣，若「恐嚇之說」更加屬實的話，那就意味著巨大的地緣危機早已籠罩歐亞大陸東南兩側所屬之亞太與印太海域，日本不是第一個或最後一個「被恐嚇成功的對象」，岸田文雄也不會是當前唯一的「妥協案例」，未來註定會有更多更加自然的「人為災害」在緊要關頭出現在某一必要地緣板塊，迫使對方重蹈岸田文雄之覆轍，即註定「不得善終」。
不可否認，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的臨時取消是一場永遠都無法浮出水面的多環式「局中局」，其過程與結果至少已為「策劃方」實現了以下三大戰略目標：長期且有效地破壞了中亞五國與日本間長達三十年的戰略互信，致使其多邊關係如同玻璃杯般碎裂一地；所有過失與責任一律經岸田文雄轉嫁至日本政府，導致其日後即便再努力也無法真正取信於人；最大限度地降低日本的國際公信力，致使其承諾含金量由最初絕對可靠的「一言九鼎」降至半信半疑的「空頭支票」。
簡言之，「策劃方」絕對是一個不願樂見日資大舉進入中亞的一方勢力，且對東亞兼中亞地緣政治局勢具有一定規模的深入瞭解，並十分清楚各方的政治禁忌與經濟需要，乃挑撥離間之高手。岸田文雄在此所設「局中局」裏深陷「計中計」，瞬間就被「將殺」，只能在無奈中「隔岸觀田」。而此「觀田」之意則與元代詩人耶律鑄所創之「觀田」內容相當，即各方勢力雲集中亞，豪言壯語力挺盛會，地主不知真金何在，只愁白銀終變青銅。
準確講，日本與中亞五國間的關係淪落至「隔岸觀田」等同於日本已從起初區域可能的「核心引領國」降級淪為絕對的「週邊尾隨國」。為中亞—日本戰略關係能夠重歸正軌，並讓東京再升至區域絕對的「核心引領國」，現任內閣總理大臣須實施一場可一舉且徹底扭轉乾坤的「石破天驚」，而非平息式的「首相親筆信外交」。需要承認，當前石破內閣所屬首相助理長島昭久以特使身份所開啟的中亞五國之行（2025年1月29日至2月8日）效果極其有限，「首相親筆信外交」唯有在土庫曼獲得相對的成功，進而延伸出一枝獨秀式的「世博外交成果」，即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於今年4月15日到訪日本並與首相石破茂舉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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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石破內閣此次以恢復「中亞—日本」首屆元首峰會為目標的「特使兼首相親筆信外交」行動存在兩大致命缺陷，未能真正吸取岸田內閣所犯之教訓，忽略了岸田中亞之行另兩大核心國，即里海以西的阿塞拜疆與阿勒泰以東的蒙古。
為達到「石破天驚」，日方分階段地實施「石破」與「天驚」即可，根本無需一而再，再而三地糾結于重新恢復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機制，否則會再次正中敵方下懷，實現戰略反轉的關鍵在於粉碎敵方手中所握的「日本牌」。東京方面現階段所急需的是跨越式的戰略突圍，為實現「石破」僅需讓首相石破茂開啟一場突如其來的旋風式「C5+2」型跨板塊元首訪問便可，一方面既可打破無「中亞—日本」元首峰會就等同于無任何未來的被動僵局，另一方面又可通過實際行動傳遞出雖尚未召開但東京仍會履行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的大國承諾與強國義務，日本與中亞相關各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將會不受阻礙地更上一層樓。為此，首相僅需與核心企業代表一同前往即可，地緣效果會更加完美且加倍呈現。
相比之下，實現「天驚」則更加容易，僅需在原有旋風式「C5+2」元首訪問的基礎上召開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即可。但在操作過程中，東京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所謂名義上的「首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乃實質上第二屆「中亞—日本」元首峰會，在成功召開之前各方只需「悶聲大躍進」與「低調大共榮」便可讓中亞與日本所屬戰略利益最大化，且也可讓潛在敵對勢力將自己僅剩的家底全部消耗在「未知」和「猜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