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國際經貿局勢驟變的背景下，臺灣這個長年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經濟體，正遭遇到一次深層且多維的結構性挑戰。這並非單一事件所致，而是內外夾擊的結果。
一方面，外部市場秩序因地緣政治、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科技戰爭而劇烈動盪；另一方面，國內產業結構長期積弊未解，面對高地價、高人力成本與日益嚴峻的環保標準，生產基地正逐步流失，產業空洞化問題浮上檯面。尤以美國近期對臺部分產品課徵高達32%的關稅為例，此舉已不再是過去自由貿易體系中常見的反傾銷或技術性貿易障礙，而是帶有強烈地緣政治意圖的「對等制裁」。
此波關稅調整對台灣的衝擊，不只是短期出口數據的下滑，更打擊了長期仰賴全球價值鏈分工、特別是處於中下游的製造與加工業的結構性競爭力。這其中受創最重者，包括汽車零組件、電子封裝與PCB等產業，這些產業長年以低毛利、高周轉的模式維生，本身利潤結構即極為脆弱，如今再遭額外關稅擠壓，將加速其生產基地外移或企業整併。
以我國汽車產業為例，本就未能建立完整的自主品牌與國際通路，長期扮演國際供應鏈中的「次級代工者」角色，在全球電動車革命中缺席戰局。這次關稅制裁無疑成為壓垮其出口動能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中下游電子產業如封裝測試與PCB，則早已面對中國、東南亞等地強勢競爭，過去靠價格與產能在全球取得一席之地，如今關稅成本一加，市場立即轉向他地生產者，這不是調整可以應對的問題，而是政策思維必須徹底轉型的警號。
這正反映了經濟學上所謂「比較優勢外移」與「動態競爭力喪失」的結構性風險。傳統李嘉圖式的比較優勢模型認為，只要專注於自己相對效率較高的產業即可參與國際貿易。然而，當制度性風險與貿易壁壘成為主要變數，競爭優勢便不再取決於要素效率，而在於政府是否具備重新配置產業要素與風險分散能力。臺灣若無系統性的國家級風險應變平台，繼續靠「點狀補助」與「產業導入數位化」作為萬用對策，最終只會將產業轉型導向低效迴圈，甚至失去未來產業版圖上的自主角色。
誠然，我國政府過去不乏推動升級轉型的政策與補助措施。例如《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名目完備，涵蓋資金補助、數位工具導入、設備汰換等多項方案。然而，實際成效卻屢遭詬病。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署資料顯示，2025年度已核定的升級轉型資源整合計畫僅41案，且多集中在個別企業之設備升級、數位導入，缺乏跨產業、跨部門的整合平台，更無法建構出如韓國「產業重建基金」、德國「隱形冠軍集群」等具政策深度與產業規模的中長期戰略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轉型計畫在執行過程中高度仰賴形式主義與短期績效指標，缺乏對整體產業聚落的引導力。許多中小企業主反映申請手續繁複、行政門檻高、輔導內容與實際營運需求脫節，甚至淪為「計畫做完即結案」的點狀補貼，對於真正的生產模式轉變與國際市場策略佈局，幾乎無實質助益。
這樣的政策設計，缺乏「結構性回應外部衝擊」的能力。所謂「產業政策有效性」，引用經濟學家Dani Rodrik的觀點，關鍵在於國家能否針對風險外部性與投資失靈提供制度性支持。這不僅是資金與技術問題，更涉及整體制度設計：包括政策的可近性、產業協同、區域空間策略與外部談判資源的整合。而目前經濟部及其下屬機關如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長年作為政策執行主體，卻未能真正扮演產業整合者與風險領航者的角色。更缺乏針對「出口依賴度高、外部風險高」產業之專屬快速因應小組，也無從有效整合國發會、外交部、財政部等跨部會能量，在第一時間協助產業重建全球市場布局。
這種制度失靈的現象，其實是臺灣過度依賴市場自動調節機能的結果。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與貿易戰常態化，政府應跳脫過去「產業升級靠補助、出口市場靠企業」的思維，改以主動型工業政策思維，構建「以產業風險與出口依賴為指標」的早期預警與應變平台。此平台應具有風險評估、產業診斷、市場替代分析與對外協商機制，同時提供政策信用擔保、轉型基金與租稅優惠等系統性支援。
而面對內部問題如高地價、高工資、高環保壓力，政府更應推動「空間政策整合化」，鼓勵產業聚落轉進次都會區或南部腹地，配套提供土地開發簡化流程、水電保障與環境容量模擬，才可能讓「轉型」從願景變為落地的生產基地再配置。總而言之，面對國際經貿環境的重大轉變與國內制度的結構性瓶頸，臺灣政府必須正視「出口導向經濟體」所面對的脆弱性。若僅以口號性政策應對關稅衝擊與產業外移，台灣將錯失在全球供應鏈重組浪潮中重塑角色的契機。唯有正本清源，重構產業政策與治理架構，台灣才有可能在下一波全球競爭中維持經濟主體性，而非淪為邊陲化的加工基地與空心化的服務島嶼。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川普加徵關稅引外貿震盪 中國企業轉向香港尋出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會助理、新政評論創刊人、奔騰思潮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