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傳統英文辭典（AHD，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English Language／簡稱《美國傳統詞典》）》中對於「閃擊戰（Blitzkerieg，或稱為：閃電戰）」這個名詞的解釋是──「一種快速、突如其來的軍事攻勢，通常由陸軍和空軍聯合行動」。
根據Len Deighton所寫的《第三帝國閃擊戰：從希特勒的崛起到敦克爾克／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書中的記載，「閃擊戰」這個名詞是由希特勒、《時代雜誌（1939.09.25出刊）》和李德•哈特等人所發明的、而《閃擊戰時代與德軍參謀本部，1865～1941年》一書的作者拉里․艾丁頓則認為，第一次用「閃擊（電）戰」一詞的是1939年9月25日出刊的《時代雜誌》、著名的戰史專家李德․哈特在他的回憶錄的一冊中也提到了「閃擊戰」這個名詞。
李德•哈特是不是「閃擊戰之父」？
然英國著名裝甲兵軍事歷史作家肯尼斯․麥克塞（Kenneth JohnMacksey，1923～2005）在與古德林之子──海因茨•君特•古德林少將（HeinzGünther Guderian，1914～2004，聯邦國防軍少將退伍）為古德林作傳時，從古德林留下的私人信件中發現了李德•哈特寫給古德林的兩封信，這才意外揭露了李德•哈特之所以成為「閃擊戰之父」的一個緣由。李德•哈特在信中提及並強調其對於古德林回憶錄英文版安排出版的協助情形，然後並詢問古德林，是否能在書中加入一段話，以宣稱李德•哈特對於德國裝甲兵發展和準則運用上有著重要貢獻一事，而古德林當下沒有想到李德•哈特會以此宣揚便答應了。
麥克塞更表示，在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Professor John Mearsheimer，1947～）所寫的《李德•哈特與歷史之重（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1988）》書中也明確指出，另外兩位著名德國將領──埃爾溫•隆美爾與埃里希•馮•曼斯坦的家屬們也有收到類似之信件，為李德•哈特預見閃擊戰和裝甲部隊之重要性一事背書。
閃擊戰其實是由兵推而來的集體創作
英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研究指出──這個被德國人稱為：「機動作戰（Mobile Operation）」的「閃擊戰（Blitzkerieg）」──其實是德國囿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軍事發展限制條約的情況，利用兵棋推演（簡稱：兵推MilitarySimulations、Wargame）所發展出的一套軍事理論，並非古德林以一己之力所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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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軍官通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與外國軍進行交流以及觀察軍事演習，進而獲得對各類新型武器的部分理解。然後，他們利用地圖進行兵棋推演，將觀察到的裝備納入部隊中。之後，他們提出最有實踐性的概念於實地演習中進行評估，並使用替代性裝備取代被凡爾賽條約所禁止使用的裝備，所有這些作為都是以實際不存在的部隊進行。也就是說，閃擊戰理論是在人工環境中發展出來的，其後在戰場上成功證明了兵棋作為「沙盤（sandbox）」測試環境的實用性。參演者可以在對抗敵人之前積極發展、測試和優化針對反方的概念。
此方式提供一個發展過程，透過這個過程可以消除弱點，以支持那些更具強大潛力的想法。在這場於1927年舉行的兵棋推演中，參與的初階軍官包括了以下人物：馮•普拉斯（von Prager）、亞當（Adam）、李斯特（List）、馮•克魯格（von Kluge）、馮•布勞希奇（von Brauchitsch）、馮•維茲萊本（von Witzlebem）、馮•賴興瑙（von Reichenau）、馮•曼斯坦因（von Manstein）、布希（Busch）、保羅斯（Paulus）、古德林（Guderian）、海因理奇（Heinrici）、馮•阿尼姆（von Arnim）、馮•馬肯森（von Mackensen）、馬茨基（Matzky）、奧特（Ort）和唐尼茨（Donitz）等。其中除古德林只陞到將軍，其他所有人後來都成為帝國元帥。當時古德林在什切青（Stettin，現屬波蘭）的第2師師部擔任戰術與戰史教官（幕僚、參謀，任職時間：1924～1927），推算古德林就是在這裡與上述德軍未來將領共同推演出裝甲閃擊戰的戰術內涵。同時古德林在自傳中也寫到：在1929年的一場夏季紙上演習中，他就以自己所構思的裝甲師部分兵力作基礎，成功的完成了演習的作業推演。
閃擊英雄古德林將軍（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
而在兵推之外，不能忽略的是：要追溯整個閃擊作戰準則基礎則必須從1933年談起，後來擔任德國陸軍總司令的弗理奇（Werner von Frisch，1880～1939）上將，以及時任德國參謀總長的貝克（Ludwig Beck，1880～1944）上將，跟據一篇1921年之經驗教訓論述－－《領導統御與聯合兵種部隊作戰（Leadenship and Combat ofCombined Arms-Forces），而擬訂名為《部隊指揮》（Die Truppenfuhrung，英譯為：Troop Command）的戰術手冊，為大軍集結的機械化攻擊戰術，亦即後來的閃擊戰，提供了準則基礎（流程與組織）。
1934年春天，德國成立一個摩托化部隊司令部，由時任摩托化兵（或譯為：機動兵）總監和兵工署第六處處長的魯茲將軍（OswaldLutz，1876～1944，或譯為：盧茨）兼任司令，古德林則擔任參謀長、6月，摩托化司令部正式下令將現有單位整合為一個裝甲師、1935年10月15日，德國成立三個裝甲師，之後逐年擴充。但受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影響，德國的工業已經有數年沒有生產軍用物資，不僅缺乏熟練工人，更沒有足夠的機械設備，以1941年時為例，德國一年的戰車生產量很難能超過1,000輛，但早在1933年時，蘇聯一個戰車工廠，一天就可以生產22輛戰車。這個差距到1942年11月時更加嚴重，當時德軍的新式──豹式戰車的每月最高生產量也不過25輛而已，反觀蘇聯在美國的支持下，其最新的T-34戰車的單月生產量就高達1,000輛，而且還在陸續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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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因莫斯科會戰（1941.10.01～1942.01.07）失利向希特勒建議撤軍反遭調回陸軍統帥部候命的古德林。在1943年復出並出任裝甲兵總監時，他便立即為裝甲兵做了一個總體檢，才赫然發現其所創建的裝甲師戰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他最初在1940年建立一個裝甲師4個戰車營配備400輛戰車的標準編制，到了1941年被削減了一個戰車營，1942年末期，其中一個戰車營又改以自走砲代替，自走砲雖是一種防禦性能極佳的武器，但卻不適合攻擊取向的裝甲師，加上它原屬於砲兵部門的配備，更使得指揮權的歸屬問題益發複雜起來。但這還不是最糟的狀況，在1943年1月，東線作戰大量損耗戰車的情況下，東部戰線的18個裝甲師只剩495輛戰車，平均每個師僅剩27輛戰車而已。而之後的庫斯克會戰（BattleofKursk），則是使德軍精銳裝甲部隊的士氣與裝備受到更嚴重的打擊，整個東部戰線的主導權從此由蘇軍完全掌握。
俄國人的閃擊戰術～「縱深作戰（Глубокая операция；deep battle）」戰術
另根據國內軍事研究專家滕昕雲博士的分析，其實有關「閃擊戰」的戰術運用，並不是德國人的專利，俄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與德國的秘密軍事合作中也發展出了相類似的觀念戰法，形成成熟的軍事準則，並以此研發出大規模的軍備（比如毒氣與戰車），這就是蘇聯陸軍的「縱深作戰（Глубокая операция；deepbattle）」戰術。也就是利用大規模的機械化部隊，在攻擊敵人防線的同時間以及之後，也要攻擊敵人後方區域全縱深的各個重要目標；利用一連串同步或者接續的作戰行動，將戰鬥重心遍佈於敵人作戰體系的全縱深，以對敵人造成決定性的顛覆作用。
於是，達成突破後向敵人後方實施快速突進，將戰火帶到敵人戰線後方各區域，使達到全縱深的標準，必然將投入大規模迅捷之裝甲部隊行快速的深入挺進。對於若干特別重要的深遠戰役目標，將委由傘兵空降先期佔領；而遠程砲兵與空中武力之攻擊也是重要手段之一……與德國人的閃擊戰不同，蘇聯「縱深作戰」講求的是在一個廣正面上，行多點的突破，用以迷眩敵人對於主攻的判斷，並支援主攻方面的作戰；而德國人則是集中重點於狹窄正面，實施單鋒的縱深突進。其次是，德軍以裝甲大部隊實施的閃擊，其目標為迅速形成包圍的雙翼，在敵人深遠後方進行合圍，以實踐普德學派一貫的兵學主張－－殲滅會戰（Vernichtungsschlacht）的構想。
而蘇聯縱深作戰則是講求以快速兵團突穿敵人防務之全縱深，在此過程中，則摧毀敵人的指管中心、消滅敵人的砲兵、殲滅敵人的預備隊等，促成敵人作戰體系之全面崩潰。後期於1936年，蘇聯才在其準則中加上了包圍的觀念……蘇聯紅軍曾在1935年在烏克蘭軍區舉行了大規模的實兵演習，以驗證縱深作戰的各項操演，獲得了巨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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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的獨裁大清洗讓俄軍戰力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可惜的是蘇聯紅軍這套以機動作戰為核心的陸戰理論的相關發展與推行，卻因史達林的大清洗而告中斷。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鄰近芬蘭）委書記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史達林利用此事件對黨內各級幹部進行極其殘酷、血腥的清洗。以圖哈契夫斯基元帥（1893～1937，為蘇聯軍事理論縱深作戰作出重大貢獻）為首的一群出身於舊俄羅斯帝國（1721～1917）軍官團，也因為遭到德國情報單位離間計的陷害，而讓史達林抓到機會施以無情的鎮壓，一個世代的將校菁英遭到屠戮，總計──蘇聯紅軍5位帥中的3位、9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位將軍中的50位、186名師長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陸軍政委、28位軍政委被處決。一時間「縱深作戰」在紅軍中被視為禁忌，殘存的蘇聯紅軍幹部噤若寒蟬，竟開始嘗試仿效西方英法軍延續自第一次大戰較為鈍重的戰法。這一切的負面影響，都將在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蘇聯的「巴巴羅沙」作戰（Unternehmen Barbarosa）中展現，紅軍一敗塗地，在德軍犀利的閃擊戰之下，近乎瀕臨敗亡的命運。
滕昕雲最後將「閃擊戰」整理分析後，其概略可以分成幾個階段：集結、展開、突破、突穿、擊虛與鑽隙、席捲。
後記：根據紀錄──1928年蘇聯農村集體化期間，一些敢於抵抗集體化的農民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關進監獄，尤其是在不同時期的征糧工作中，哪怕是隱匿了一點點糧食都會被判刑甚至槍斃。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史達林就利用此事件對黨內各級幹部進行極其殘酷、血腥的清洗。清洗持續到1938年11月，僅史達林個人就簽署了681,296人的槍斃命令。十月革命時期的6位政治局委員4人被處死，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後流亡墨西哥並最終被蘇聯間諜暗殺，6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史達林一人倖存下來。
從十月革命到1924年期間被選入政治局的7人中有4人被處死，1人自殺，只有莫洛托夫、米高揚倖存。1936年到1939年，史達林共逮捕120萬名黨員，占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1934年參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並死於監獄中。1934年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139個中央委員有89人被槍決。蘇聯紅軍5位帥中的3位、9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位將軍中的50位、186名師長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陸軍政委、28位軍政委被處決。16.5萬名東正教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10.6萬人被處死。蘇聯遠東地區、因國土被蘇聯強佔而被迫留在當地的30萬華人也在這次大清洗中被以各種方式全部折磨致死，一個不剩，悲慘程度遠甚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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