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與科技巨擘伊隆·馬斯克（Elon Musk）之間的關係，從最初的對立到如今的緊密合作，充分展現了政治與商業之間的複雜互動與利益糾葛。這種關係不僅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也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同時，這也引發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台灣是否有可能出現像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不僅能夠影響全球市場，更能顛覆既有的產業格局？
2025年3月10日，海內外媒體爭相報導，川普將白宮草坪變成特斯拉的大型展場，並親自試乘，甚至豪擲八萬美元購買一輛紅色特斯拉。這一舉動讓人深刻感受到，大國元首親自為企業背書，不僅是對特斯拉的肯定，更是對馬斯克全力支持與犧牲的一種回報。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3月15日，川普親自帶著馬斯克的小兒子 X，從白宮一路蹦跳到「空軍一號」的新聞畫面。這一幕不僅令人印象深刻，也清楚顯示出兩人關係已不僅僅是政治與商業的結合，更像是長輩對後輩的提攜，甚至如兄弟般情義相挺。
這樣的政商關係，讓人不禁思考：台灣是否有機會培養出自己的「馬斯克」？ 在現有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有哪些企業家具備挑戰傳統、顛覆產業格局的潛力？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像美國一樣，勇於扶植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家，並透過政策協助他們站上世界舞台？帶著這些疑問與思考，我提筆寫下這篇觀點文章，透過分析川普與馬斯克的關係，來探討台灣的未來，並期許台灣能誕生出屬於自己的「馬斯克」，開創一條獨特的政商合作模式，引領產業走向全球。
美國總統川普（右）親自帶著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小兒子X（左）自白宮走向空軍一號。（取自IG＠teamtrump）
川普與馬斯克：從對立到合作的演變
馬斯克與川普的關係並非一開始就如此緊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馬斯克曾公開批評川普，並表示自己更傾向於支持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然而，在川普第一任當選後，馬斯克被邀請加入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兩人開始建立正式聯繫。
不過，當川普在2017年宣佈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時，馬斯克為了表達抗議，選擇辭去白宮顧問職位，並在推特上公開表示：「氣候變遷是真的，而退出《巴黎協定》對世界並無好處。」這使得雙方的關係一度惡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關係逐漸改善。川普在公開場合多次稱讚馬斯克，認為他是一位「美國偉大的企業家」，甚至在2020年大選期間，川普還表示：「馬斯克是一位天才，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有點古怪，他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馬斯克與川普的真正結盟則是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馬斯克開始透過旗下社交媒體平台 X（前 Twitter）支持川普，並提供財務資助，向川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捐贈超過 1 億美元，以幫助他競選總統。同時，他也利用 SpaceX 的 Starlink 衛星網絡技術，在美國的保守派社群內部推動川普的競選活動。之後更加入第二任川普政府，成為川普2.0的最重要革新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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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右）與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左）在白宮共同面對記者媒體的畫面。（取自CNN）
政商合作的深化：從川馬體制到政府新模式
川普與馬斯克的合作關係，展現了政商互利共贏的極致模式。川普政府透過放寬科技產業的管制，特別是在自動駕駛、人工智慧（AI）、太空探索等領域，讓特斯拉（Tesla）和 SpaceX 獲得巨大優勢。此外，SpaceX 在NASA 和美國軍方的合約也在川普政府任內大幅成長，使其成為美國政府在太空探索與國防戰略上的關鍵夥伴。例如，美國空軍和太空軍已開始使用 Starlink 強化全球通訊能力，進一步擴大馬斯克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馬斯克的支持同樣讓川普受益。2025 年 3 月 10 日，川普在白宮公開讚揚馬斯克，甚至親自購買了一輛紅色特斯拉 Model S，以展現對特斯拉的支持。市場普遍認為，此舉不僅是政治宣傳，更是為了挽救當時正在下滑的特斯拉股價，進一步強化兩人間的政商聯結。這種關係的緊密程度，使得馬斯克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甚至超越了許多傳統政治人物。他不僅是一位企業家，更是一位能夠影響政策走向的重要人物。
政商合作的機遇與風險
一般而言，當政府對特定企業或企業家提供過多支持，往往會引發「政商勾結」的質疑，甚至可能造成權錢交易的負面觀感。然而，川普不畏輿論壓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積極扶植馬斯克，讓企業家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不僅顛覆了傳統官僚體系的運作模式，也帶來新的治理思考——非傳統公務員出身的企業人士，若能直接參與政府決策，是否能帶來更高效的治理模式？
這種「川馬體制」是否能在台灣複製？目前台灣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在當選後確實有權任用政務官，引進企業界或專業人士進入政府體系。然而，若參考川普的做法，台灣是否可以更大膽地開放公務體系，允許更多具市場競爭經驗的企業人才參與決策？這不僅能打破傳統官僚思維，也可能為國家治理帶來新的動能。
政企融合的新可能
當然，這樣的變革必須在「突破與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既要引進市場導向的思維，使政府施政更具效率與競爭力，又要保留公務體系的穩定性，避免因缺乏行政經驗而導致體制混亂。因此，若能建立一套「政企融合」的和諧機制，例如透過任期制、顧問機制或專案合作模式，讓企業界的專業人士適時參與政府決策，這或許能為國家治理帶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台灣的政商關係是否能朝這個方向發展？這將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開放更多空間，讓真正具備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家參與決策，以及社會是否能接受這種新模式。無論如何，當全球經濟環境變化越來越快，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模式勢必也需要與時俱進，才能確保國家競爭力不落人後。
美國總統川普（右）親自與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左）共同試乘特斯拉，表達力挺之意（取自gulf news）
台灣的「馬斯克」在哪裡？
「台灣政治比國際商業還要複雜」。這使得企業家要在台灣發展出如馬斯克般的影響力，除了需要卓越的創新能力，還必須能夠適應台灣獨特的政治與產業環境。
馬斯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矚目的企業家，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技術創新能力，還包括他敢於冒險、不斷挑戰傳統產業的勇氣。他用特斯拉改變了汽車工業，用 SpaceX 改變了航太技術，用 Starlink 試圖顛覆全球通訊方式。而在台灣，雖然有許多成功的科技企業家，但卻鮮少有人能夠像馬斯克一樣，直接改變產業規則並影響全球市場。
在台灣的科技產業中，有幾位企業家具備高度創新能力，並在全球市場發揮影響力。然而，若以「馬斯克式」的標準來衡量，即擁有顛覆產業的願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產品、強烈的個人品牌及敢於冒險的精神，誰最符合這樣的特質？以個人觀點，試列舉提出4位傑出卓越的企業家。
備受全球所敬重的新一代企業之神，張忠謀帶領台積電成為全球半導體製造龍頭，為全球科技產業提供關鍵技術支持。同時也為台灣在國際上站穩腳步，更憑一己之力把台積電打造成護國神山的矽盾。他的經營模式偏向B2B，專注於技術領先與製造能力的提升，較少涉足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終端市場，這與馬斯克專注於 B2C 及品牌塑造的風格有所不同。
如果要找一位最接近馬斯克的台灣企業家，黃仁勳可能是最佳人選。他帶領 NVIDIA 成為 AI 時代的核心企業，主導 GPU 技術革命，並積極布局自動駕駛、AI 超算與機器人領域。他的影響力已遍及全球科技產業，且其創新能力與市場掌控力，與馬斯克有許多相似之處。
根據外媒報導，黃仁勳創立 NVIDIA 並成功將其推向全球市場，他的領導風格極具個人魅力，且能敏銳捕捉市場趨勢，例如在 AI 運算晶片領域的戰略布局，使 NVIDIA 成為全球 AI 產業的關鍵角色。從這點來看，他的確與馬斯克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但仍然主要服務 B2B 市場，而非直接打造消費者導向的品牌。
林百里領導廣達成為全球筆電與 AI 伺服器的主要供應商，並與 NVIDIA 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他的前瞻性投資讓廣達在 AI 基礎建設領域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事業仍然以代工為主，與馬斯克親自創建品牌並進行市場推廣的模式有所不同。
童子賢具備產業洞察力，並積極推動台灣科技產業的升級與轉型。他不僅專注於科技發展，也高度關心公共政策與社會議題。然而，他的商業模式與馬斯克截然不同，主要還是以 B2B 供應鏈為主，而非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全球品牌。
雖然台灣擁有許多世界傑出的科技企業家，但與馬斯克相比，仍然存在幾個關鍵差距：
台灣的科技產業主要以代工與 B2B 模式為主，而馬斯克的企業（如特斯拉、SpaceX）則直接面向消費者（B2C），因此影響力更廣。台灣的企業雖然在技術與製造方面具備優勢，但在品牌建設與市場推廣上相對薄弱，缺乏直接與消費者互動的能力。
美國的創新企業能夠獲得大量風險投資，而台灣的資本市場相對保守，對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新項目支持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企業的快速發展。馬斯克的成功與美國強大的風險投資市場密不可分，而台灣的創業環境則較難支撐如此大規模的風險投入。
思考，台灣需要自己的「馬斯克」嗎？
馬斯克的成功，不僅來自於個人能力，更來自於美國市場的環境支持。台灣若要培養出擁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領袖，或許需要在資本市場、產業結構與文化環境上進行更多改革。「政治遠比商業複雜」，企業家若想成為台灣的「馬斯克」，不僅要具備技術創新能力，還得學會如何在複雜的政治與產業環境中生存，這可能是更大的挑戰。
未來，台灣若要誕生真正改變世界的企業家，或許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建立更加開放和包容的資本市場，吸引更多風險投資進入，為創新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
鼓勵企業從代工模式向品牌建設與市場營銷轉型，提高企業的附加值和全球競爭力。
培養更加開放與包容的創新文化，鼓勵企業家大膽創新、勇於冒險，並營造對失敗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氛圍。
政府應出台更多有利於創新企業發展的政策，包括稅收優惠、研發補助等，為企業家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台灣的創新潛力與未來展望
儘管台灣在科技領域擁有深厚的技術積累，但與馬斯克的全球影響力相比，台灣企業家在多個關鍵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
首先，在全球品牌塑造方面，馬斯克透過特斯拉（Tesla）與 SpaceX 建立了強大的消費者品牌認知，直接影響全球市場。然而，台灣企業仍以 B2B（企業對企業）模式為主，缺乏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國際品牌，使其影響力受限。
其次，政策與市場環境的挑戰也限制了台灣企業的發展。台灣市場規模較小，企業在拓展國際市場時需面對更複雜的地緣政治與貿易限制。相比之下，美國的內需市場龐大，為馬斯克的企業提供了穩固的成長基礎，使其能夠承擔更高風險，推動顛覆性創新。
最後，企業家精神的差異也是關鍵因素。馬斯克以大膽的冒險精神、顛覆性創新及對未來技術的極端投入聞名，而台灣企業家雖然擅長技術研發與管理，但在突破傳統產業格局方面相對保守，缺乏大規模挑戰現有市場的動力。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台灣仍擁有孕育「馬斯克級」企業家的潛力，尤其是在以下三個領域：
1. 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優勢台積電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處於領導地位，這不僅奠定了台灣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力，也為 AI、量子計算與先進晶片技術等新興領域提供了發展基礎。若能有效結合半導體技術與未來產業需求，台灣企業家有機會在全球科技變革中扮演關鍵角色。
2. 新興產業的發展機遇台灣在新能源、生物技術、綠色科技等新興產業展現出一定潛力，若能獲得政策支持與資本市場助力，這些領域可能成為台灣企業家突破傳統框架、打造國際品牌的新舞台。
3. 年輕世代的創新動能近年來，台灣的創業環境逐步改善，年輕一代企業家展現出更強的創新精神與國際視野。他們不受傳統商業模式的束縛，勇於嘗試顛覆性技術與新興市場，這或許將成為台灣誕生下一位「馬斯克」的最大希望。雖然台灣目前尚未出現像馬斯克這樣具全球影響力的企業家，但透過政策改革、市場導向調整與企業家精神的提升，台灣仍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培養出顛覆產業格局的創新領袖。未來，如何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創業環境，並讓企業家敢於挑戰現有產業規則，將是台灣能否孕育出「馬斯克級」創業者的關鍵。
期許未來，台灣誕生自己的「馬斯克」！
川普與馬斯克的合作，展現了企業家與政治力量結合後所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在美國，企業家不僅透過技術創新塑造未來，還能運用政治資源擴展市場版圖，甚至影響政策方向。而在台灣，儘管擁有眾多優秀企業家與全球領先的技術基礎，但受到市場規模、政策環境與產業結構的限制，至今仍未孕育出一位具全球影響力的「馬斯克」。
這並不代表台灣沒有機會。未來，若能在政策開放、資本市場深化以及創業文化轉型等方面做出突破，將有助於打造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的生態環境，鼓勵企業家挑戰傳統產業格局，勇敢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