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一九六五年以來一直擁有一個獨特而明確的戰略重點或目標：確保其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獨立。正如其開國總理李光耀所言，新加坡「不能成為任何國家的附庸」，除非這個國家能夠「維持自己的觀點」，否則「將在新世界秩序中失去所有效力」。
這一目標在李顯龍總理於二○一五年的〈選擇與信念〉演講中，以提出一系列問題的形式進行了重新表述。其中包括：「我們如何確保自己的生存，並在陽光之下保有一席之地？」和「新加坡如何推動國家利益？」這一戰略優先事項源於對小國無法長期生存的信念，正如李光耀所言：「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背景中，東南亞島國是一個政治笑話。」一夜之間，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是不可行的，因此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是一種存在的必要性(這是一九五○年代末與一九六○年代初支持一九六三年合併形成馬來西亞的主要論點)，這樣的一種敘事不得不被突然修正。對於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的「紐約」的期望也煙消雲散。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這個新國家的面積為五百八十一點五平方公里，人口僅一百八十八點七萬，是一個沒有腹地且無法自我防衛的貿易港口。在過去五十六年(截至撰寫本章時)的外交、國防與經濟領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應對這一確保新加坡能夠生存與繁榮的戰略優先事項。這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新加坡與其更大的鄰國不同，「對任何已發達國家都沒有內在利益」。小國幾乎沒有能力改變所在的地區，更不用說整個世界了。因此，為了生存，新加坡需要切合實際、有用和成功的發展策略：「新加坡必須不斷自我重建，保持與世界的關聯性，並創造政治與經濟空間。」由於新加坡取得了成功，世界關注著它，因為沒有人會認真看待一個失敗的國家。
儘管新加坡的實際面積已增加到七百二十八點三平方公里，人口已增長到五百六十九萬，但這一信念自獨立以來一直保持不變。18 正如賈古瑪所言：「一天是小國，第二天仍然只是一個小國。」本書經常提到李光耀、拉惹勒南與吳慶瑞，尤其是李光耀，其影響力直到他去世以前依然不減(有人可能認為甚至直到他去世後仍然如故)。任何有興趣了解和分析新加坡大戰略的人都必須了解他們的信念與前提，因為這些理念是「一面稜鏡」，塑造了他們對國際政治的「看法與診斷」，並為新加坡「提供了規範、標準與指導方針」，影響著新加坡對「戰略和戰術的選擇，以及對替代行動方案的構建與權衡」。
正如本研究所示，對大戰略的研究是「與脈絡密切相關的」。不過我們可在此簡要地將上述三位人物的世界觀與國際關係理論和戰略思想家聯繫起來，這是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專業的學生所熟悉的內容。海因里希．馮．特賴茨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和弗里德里希．馮．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認為，為了在敵對的環境中生存，國家需要依靠菁英階層的和一定的階級制度，既要在國內應對非理性的公民群眾，也要在國外面對敵對勢力。 （相關報導： DeepSeek從哪買到輝達晶片？彭博獨家：美國懷疑是新加坡，FBI正在查 ｜ 更多文章 ）
科林．格雷(Colin Gray)和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認為，為了生存，一個國家需要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與一個專注於國家安全的外交政策。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指出，雖然政治家不會積極尋求戰爭，但他們必須將其視為一種理性的手段，並在必要時願意且準備好使用它。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認為，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經濟是國家權力的重要基礎之一，反之亦然。根據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和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Krasner)的觀點，國際經濟交流是有用但脆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