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北門人，曾任國史館館長、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熟稔臺灣史與日本近代史，擅長說臺灣人的故事。
臺北長大的臺南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城市史與文化遺產研究。
熱鬧了一整年的「臺南４００」畫下句點之後，府城又將迎來舊城區的「府城建城３００」周年。盛大年度活動之間的空檔，特別值得我們思考：一座城市為什麼需要以特定事件的「周年」為名，舉行紀念活動？站在文化工作的角度，這些召喚歷史的紀念儀式，有哪些問題值得留心？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陳冠妃，這兩位不同世代的學者皆出身臺南，也都曾深入研究臺南在地歷史，一同討論城市的歷史紀念、書寫或展演如何可能。
任何一種工作計畫，首先應釐清它的目標和策略是什麼，才可能產生執行效益。從我的角度來看，臺南４００的目標與策略或可更清晰。以我和冠妃都曾參與演講的「１６２４講堂」為例，這一系列講座雖然充實，但目標是什麼呢？假如目標是要吸引普遍群眾，那就可去檢視講座的不重複參與者有多少人次。或者，這三十場講座是要為學生們提供整年度的文化課程，那可去審視講題與內容的安排是否合宜。設定明確目標，便能夠導出相應的執行策略，效益也才會隨之產生。類似臺南４００這樣的活動，我認為都需要再想一想，有哪些關鍵績效指標（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可以被具體檢核。
此外，一項文化工作也應考慮它的成果如何能被積累、傳承。比方說，民間參與計畫是臺南４００的焦點，有很多提案者都打算架設網站，呈現某項臺南文化的主題內容。但這些網站未來應要如何成為一種能被持續利用的文化資源、產生長期效益？如果只是讓這些成果零散產出，卻缺乏組織性的、可累積的應用規劃，我認為會是很可惜的事情。
有組織、有串連，也才能達成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較可惜的是，臺南４００雖串連許多官方與民間機構共襄盛舉，但這些行動多半集中在市區。我曾以顧問身分提出建議，譬如農曆四月的「王爺生」是北門南鯤鯓地區的年度盛事，政府便可藉由臺南４００來連結這類民俗慶典，讓人潮能夠流向地方。
「1624講堂」匯集歷史、考古、建築、民俗與文學界專家學者，透過九個子題、共三十場講座，一起來上一堂屬於臺灣的歷史課。（聯經出版提供，蔡億諠攝影）
追本溯源，我們或許可進一步探問：臺南４００是誕生於什麼樣的脈絡，有哪些推力促成公部門以「周年」為名義舉行這樣一場盛會？我的觀察是，逢「十」的周年紀念活動，在民間團體行之有年。當城市或國家越來越密集地舉辦這類活動，代表我們開始透過更大規模的共同體來處理公共歷史或共同記憶。但其實這些慶典、儀式，是人們主動去召喚歷史，來為當下的我們服務。
Ｑ：談到「臺南４００」，歷史研究者自然會想起一九三〇年的「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百年前的城市慶典，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借鑑或提醒？
我當初給臺南４００的顧問意見其實也談到這件事。當時人們規劃展覽、辦講座，也整理臺南的古蹟、碑謁與種種史料，活動結束後還成立「臺灣史料館」（即今臺南市立博物館），總的來看，那是一次臺南與臺灣文史研究的創舉。
不過，它畢竟是殖民政府主辦的活動，當然有其時代侷限。所以，面對「三百年紀念會」遺留的成果，臺南４００、甚至未來的「臺南５００」秉持批判性繼承的精神，首先要扭轉殖民主義觀點，其次重新反省外來者對原住民的壓迫。這樣，我們才能從主體性的立場出發，重新整理、審視四百年來臺灣歷史文化的發展。
相對於「三百年紀念會」的成果積累，我認為臺南４００也應該針對臺南文史的整理做些基礎工作。譬如文化局的「臺南研究資料庫」，它至少應該做到介面好用、收錄齊全，但目前來看仍有改善空間。
其實，我們該做的事情是很具體的。臺南的文資整理、臺灣的文史研究，自一九三〇年代起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段路。百年過去，這些整理與研究應都已有長足進步。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做些比對，讓大家知道：相對於百年前，如今我們走到了哪裡？
另外，一九三〇年代啟動的調查研究也帶動形成臺南文史工作者社群，那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那麼我的期待是：臺南４００既然動用了許多資源，這個活動能否成為另一個文化運動的推進力量？或者至少能夠為後繼者留下一些研究工具？
無論三百或四百，這些紀念儀式背後其實都隱含著某種危機意識。百年前後的臺南，一定程度上都在面對都市化與產業發展浪潮帶來的衝擊，城市的歷史紋理在衝擊中迅速消逝。城市面臨的危機多半很相像，譬如戰爭、經濟問題與大規模土地開發，諸如此類。我感覺大家之所以要在這種情境裡召喚歷史，是想要於高速變化的世界中抓住一點東西，讓我們知道自己為什麼還在這裡，不會被這些變化的浪潮給沖走。
如「三百年紀念會」的舉行是因為當時臺南面臨經濟不景氣等現實壓力，地方官紳於是想了這個辦法，一方面想找回城市的光榮感，一方面也藉此推動城市的觀光行銷。其實城市要振興經濟、推廣觀光，可以有各種做法，歷史只是其中一個選項。相對來說，臺南４００也選擇把歷史作為核心，那它實際要處理的危機感是什麼呢？儘管四百年前的歷史最初可能只是史學圈的討論，但為什麼發展為地方政府主動投入資源的大型盛事？而民間積極地配合參與紀念，是否與近年老城區的都市更新壓力、人們回頭關注「傳統」的再生，甚至是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的普及等課題有關？因此才對於標榜城市歷史的公部門活動有所回應。後者只是我個人的片面觀察與猜想，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Ｑ：城市的歷史同時是公眾的歷史，兩位如何看待大眾共同書寫歷史的可能性？
「１６２４講堂」替我設定的題目就叫「府城共筆」，我反覆思索，臺南的歷史書寫，要如何不牽涉個別詮釋、找到「共」的可能？我最後得出的答案是運用GIS（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說起來很單調，但其實很科學。當然還有一些別的做法，例如共編文史辭典，每個人都能來為詞條貢獻內容，相互矛盾的部分可另外再商量，但編寫辭典本身就是一種「共」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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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很簡單：要有共同基礎，可持續累積，並且能把共同協作的機制給想清楚、說明白，那麼大家想要一起來寫任何東西，其實都沒問題。
陳 「共筆」通常指的是大學生協力製作一份課堂筆記，而不是一堂課五十個人各自抄寫五十份筆記。如果依循同樣概念，歷史的「共筆」就不能只是每個人自行建構一套論述，最重要的是那套共同協作的系統與方法是什麼。
如GIS是以空間為單位的方法，而臺南過去有所謂的「歷史名人誌」，每年都在擴充內容，這是以人為單位的方法。最近比較熱門的取向可能是文物，譬如古廟裡的香爐、街埕上的碑刻，這類以「物」為焦點的經驗與記憶收集，也有人在嘗試。
但無論要選什麼當成焦點，一個所謂「共筆」的系統，要如何面對各種意見與價值觀的衝突，並作出取捨？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比方說，廟宇的肇建年代。廟方可能會說：這座廟的歷史可上溯到鄭成功來臺。但作為研究者，如果缺乏相應證據，立場就很為難。在民間傳說與文獻證據之間，「歷史」要如何被處理？即便一個研究者真的能證明這座廟與鄭成功的時代無關，又要踩著什麼立場，當面推翻地方民眾的記憶與信仰？
換句話說，「歷史」的產生過程，往往存在著競爭關係，甚至是需要被協商的。
Ｑ：「臺南市立博物館」（以下簡稱南市博）重新開館也是近期臺南的新聞焦點，兩位對於臺南的城市博物館有什麼期待或思考？
去到牛津、柏林或新加坡，它們的博物館各自都有自己鎖定的觀眾、想展演的內容。那麼臺南的博物館想給誰看、要給大家看什麼？
博物館跟出版不同，它需要有空間與文物。南市博的空間已經確定了，它是從過去的「鄭成功文物館」轉型過來；物件方面，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的文史工作者，也替臺南保存了非常好的歷史文物。那這座博物館的觀眾會是哪些人，我們如何透過展示讓大家知道這些文物的故事與價值？
城市史的展覽有各種不同做法，例如前陣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在臺南市美術館一館做的「透．南城」，它的主軸就是城市空間的變化脈絡。南市博目前的常設展則以時間為軸線，切分成十個單元。做展覽就是要說故事，只是我們所說的故事，能否反映這座城市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