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持續廣化、以及深化，對中國的經貿依存度日益攀升。以2012年10月截止的資料來看，台灣對中國（不含香港）的貿易總額高達美金1,083億（21.7%），超越日本、以及美國，其中出口712億（27.4%）、以及進口371億（15.5%）；如果加上香港，這些數字將分別是1,434億（28.8%）、1,049億（40.4%）、以及385億（16.1%）。
在李登輝總統時期，政府除了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還鼓勵企業「南向」。陳水扁政府一上台就面對全球性的經濟風暴，對於台商蜂湧西進，已經禁不勝禁，只好朝「有效管理」著手。迨馬英九政府班師回朝，全力擁抱中國、視中國為台灣經濟的唯一希望，特別是雙方在2010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 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實質上就是FTA的框架，而『服貿協議』則是天羅地網之下的眾多經貿協議之一。
對於國民黨政府說，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是不可避免的，而ECFA就是萬靈丹：就消極面而言，由於中國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如果台灣不加快腳步，經濟注定會被邊陲化，因此可以透過ECFA進入東協；就積極面來說，只要簽了ECFA，中國原本向韓國、或是日本所進口的東西，可以轉而向台灣來採購，因此商機無限。民進黨對以為在「一中市場」的框架下，台灣就是下一個香港，因此，指控馬英九政府，是將台灣的主權拿去交換經濟利益；不過，蔡英文在2012年把總統大選的政見改弦更張，轉為指控ECFA的簽訂過程不夠透明，與國民黨並未有重大歧見。至於台聯黨、以及親民黨，則炮火集中在政府偏袒財團，未能關注中小企業、或是中下階層。
自由貿易的基本假設是國家不可能生產所有的東西，因此，唯有發揮本身稟賦來取得比較利益，再透過國與國之間的交換，那麼就可以讓全世界的福祉達到最高。基本上，這是單純地從效率著眼，認為貿易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政治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則會指出，還有一些重要的政治課題必須面對，包括民主課責、財富分配、甚至於國家安全。
從去年的九月馬王政爭到當下學生佔領立法院、甚至於攻進行政院來表達強烈不滿，癥結在於國民黨政府以行政協議為由，意欲強行通過與中國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學生們的「反黑箱」訴求，就是不滿執政黨透過國會席次的優勢，以遂行行政專斷，把立法院矮化為行政院的立法局，而總統則將自己膨脹為帝王，儼然是走回頭到專制時代，沒有把人民看在眼裡。對於這樣的民主赤字，西方國家在過去三十年來的作法是強化國會的監督機制，特別是估算對於農民、工人、以及環境的影響，因此，只要人民有所質疑，就必須費心解釋，豈可一副「你們老百姓都不懂」的態度？
從經濟效率的觀點來看，如果沒有牽涉到政治議題，純粹涉及技術層面的課題，國會當然可以授權行政部門對外簽訂行政協定，事後再核備即可。然而，當國會有任何疑慮之際，即使未涉及配套修法，比較體貼的作法是邀請反對黨國會議員參與談判、或是諮商，以達到不分黨派的對外宣示，並無所謂「破壞三權分立」的問題；退而求其次，如果真的是箭在弦上，國會的議決曠日費時，起碼也要向議長、或反對黨做懇切的說明苦衷。
以江陳會談在2008年所簽訂的四項協議為例，議者以為只涉及經貿議題，而食品安全協議更是老百姓所期待的，主張應該立即生效、立法院沒有必要橫加阻擾。另國民黨政府也堅持這些協議未涉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法規定，因此，無視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及在野民進黨的審議要求，挾其在國會的四分之三絕對優勢，故意迴避朝野協商的慣例，利用『兩岸關係條例』的含糊用字 ，強行拖過三十天的期限，讓這些協議未經國會決議就自動生效。
當時，連王金平院長都認為這些協議涉及修法，而民進黨籍立委也紛紛表達在稅制、國家安全、以及國家主權等方面的憂慮，要求正式審議；既然大家對於兩岸條例的詮釋南轅北轍，國民黨政府卻視若無睹。此番，由於服貿條例的影響太大，特別是中小企業，不下於一般的條約，因此，逐條討論應該是合理的要求。否則，萬一馬英九自恃七百萬選票，未來與逕自中國簽訂所謂的「和平條約」，是否可以循此模式炮製？
318學生發動太陽花反服貿運動，主要是不滿政府跟中國簽訂協議黑箱作業在先，又蠻橫地以立法院的多數三十秒矇騙過關在後，霸王硬上弓，試圖逃避國會的合理監督，因此，學生的四大訴求之一就是先有監督機制、再來審查協議。在五十萬人黑衫軍淹沒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之後，行政院匆匆提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大體抄襲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2014）的二十五條，只不過把一般法案的審查流程拿來充數，缺乏實質的規範，尤其是是國會的監督。
政院版草案把協議分為議題形成、業務溝通、以及協議簽署前後等四個階段，立委的角色僅止於諮詢，政府只要以專案報告方式說明協議的內容、預期效益、及推動規劃；換句話說，箭在弦上才不得以告知國會。儘管草案有所謂的「國家安全審查」，實際上是行政部門在規劃階段的內部協調，魚目混珠，顯然是不允許國會進行有效的監督，更不用說人民的參與。
相對之下，民間版的草案是因為政府以協議只是行政命令、並未涉及法律修訂為由，主張在行政院核定後送立法院備查即可 ，因此要求立法規範國會監督，包括簽署協議前後在程序、及實質上的參與。草案開宗明義提出人民在憲法、及兩公約的基本權利保障，也就是萬一政府以專門性、或是技術性為藉口暗藏出賣百姓的玄機，可以終止條款甚或協定。協議如果涉及主權、疆界、國際地位、軍事互信機制、結束敵對狀態、以及政治安排，草案規定必須經過全體立委三分之二同意，防止政府以行政協議名義簽訂條約。
有關於國會對政府的約束，民間版草案規定政府在簽訂協議之前必須先向國會提出締結計畫，不可先下手為強；另外，國會可以針對計畫提出修正、附款、或是保留，要是政府一意孤行，協商應該立即停止。再者，草案對於影響評估、以及因應方案有詳細的規範，並列舉必須關照的十二種事項，又規定預期人民的損害必須有具體的補救措施，而非只有報喜不報憂、或是劫貧濟富的效益。草案要求舉辦聽證會，讓民間的聲音可以表達出來，進而在必要的時候要求重啟協商。
針對所謂「自動生效」的說法，民間版的草案規定如果備查案未能在三個月內完成，也就是當立委有強烈意見之際，必須轉為審議案；如果配套修法、或是訂法未能同步完成，協議視同不通過，也是防止政府將協議與修法切割處理。草案還明文指出，如果協議未經國會議決通過無效，提醒政府不要便宜行事，表示民間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真是丟臉之極。
總之，由草率的政院版，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對於學生跟民間的監督機制要求應付了事 ，毫不掩飾行政權凌越立法權的心態，不只限制人民知的權利及參與，連國會議員也當作賊在防。民間版則是建立在民主的原則，強調人權保障、國會監督、以及主權捍衛。我們必須指出，三權分立的實踐是建立在立法與行政部門相互制衡，而非井水不犯河水，因此，有效的國會監督是必要的，包括行政協議的參與。如果服貿協議不是馬英九政府對中國的降書，為何從頭到尾遮遮掩掩；如果不是來自中南海的行政命令，為何一字不能改？
＊作者施正鋒為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吳珮瑛為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本文為《認識各國自由貿易協定（FTA）》之〈由加拿大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看台灣與中國的服貿協議〉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