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競相對社會疏離的原因，很可能在於他們並不認為美國的文化問題泛屬現代社會之通病，而是美國獨一無二的病態。他們彷彿覺得其他國家中，並不存在布爾喬亞階級與前衛藝術家對立這樣的問題，也沒有失意的作家及向外流浪自我放逐的文化人。於是這種紛紛崇尚疏離的風氣，翻轉了往昔社會對於歐洲與美國的對比意象。
以往大家認為歐洲代表了壓迫、腐敗與頹廢，而美國則象徵民主、純真與活力。但現在，在知識分子間這種意象已經被翻轉：歐洲是有文化的，而美國則庸俗粗野。從韋斯特（Benjamin West）跟歐文開始，藝術家與作家們紛紛實踐這種「疏離」感，創作生涯的大部分時期都流浪於國外，而在一九二○年代竟有藝文界人士整批地羈旅於巴黎。
但在一九三○年代以及之後，美國與歐洲對比的意象不復存在了。大家慢慢地覺得這種對比其實並不正確，甚至有可能從來都不是事實。歐洲國家也是沾染了商業化氣息，也跟美國一般出現了庸俗的群眾社會；雖然有些歐洲人會生氣地說這其實是歐洲被「美國化」或是被「可口可樂化」，彷彿所謂群眾社會是來自美國的舶來品或是美式文化的入侵，但是像托克維爾一樣聰明的歐洲人就會知道，美國本就是是工業化與大眾文化的先鋒，所以僅是預示了日後歐洲也會出現的景象，而不是做了什麼會去改變歐洲的事。
從一九三○年代開始，美國與歐洲在文化上的相對態勢大大地改變了。大蕭條使得那些羈旅在外的藝文界人士回到美國，他們發現美國變了，一個新的美國出現了。三○年代中期，美國的確出現了新的道德與社會氛圍。大蕭條使得美國人對於政治的想法從麻木中被喚醒。「新政」起先是難免受知識分子質疑的東西，最後卻贏得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讚賞。現在大家突然覺得這個國家需要知識分子，也開始敬重他們。重新湧現的勞工運動看起來已不像是另一種利益團體，而是社會改造的動力。民眾也比以往更為積極，他們會對自己的失望表達抗議也對統治者提出各種要求。整個社會瀰漫不滿的氛圍與期待重新發掘任何改革的可能性。二○年代時那種社會菁英談笑自若、無視大眾疾苦的引人惱怒狀態已過去，況且任由普遍的失落感與道德無政府狀態持續，已無法應付國內的反動派與國外的法西斯。現在最需要的乃是抓緊方向與善於向歷史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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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舊情懷褪去而新的心境開始形成時，各方面的轉變遂得以出現─眾多風格不同、立場迥異的作家與思想家集結起來，匯聚在共同的精神目標之下。文學上的民族主義重新湧現，卡欽（Alfred Kazin）在他的著作《從家鄉來看》（On Native Grounds）把這種現象觀察得很清楚。知識分子也熱切地重新觀看美國，報導、記錄與拍攝這個國家。作家們對美國的過去會較認真看待，也產生興趣去描述。例如，在二○年代時出版的人物傳記，主要基調就是嘲諷貶抑：華盛頓傳、林肯傳與馬克吐溫傳記都是如此，但是三○年代與四○年代時就完全不一樣了，例如桑德柏（Carl Sandburg）就對於林肯的生平，做出完整、生動與細緻地描繪。
有趣的是，布魯克斯曾是疏離派的領袖，但是現在他帶領了重新擁抱美國的風潮。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新英格蘭的光彩》（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中，他展現了當代最傑出的歷史撰寫功力，而在《創作者與追尋者》（Makers and Finders）系列中，他費心地深入了美國所有的第一流、二流與三流的文學家的作品，橫跨一世紀之久，從一八○○年到一九一五年。從此美國所有的文藝作品對他都不再陌生─除了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外（他後來也懊悔當時曾對美國文藝做尖銳批評）。他的態度改變很大，從對於重要作家的無情批評，轉向了對於那些不甚知名作家的讚揚獎掖。他就像一位追尋家族史的人一般，用無比高昂的熱情與耐心去追索任何一件軼事，幾乎重建了整個美國文學史，其中充滿了洞見，但是已不復有往昔尖酸的批判。
當然，不是只有布魯克斯如此轉變。以往曼肯的幽默式嘲諷曾與布魯克斯嚴峻的批評齊名，但現在他也開始緬懷以往的美國文學景象。的確，當初他對於「新政」的刻薄反動式批評，讓他被烙印了屬於前一個世代心態的醜名：他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哈定與柯立芝總統那個時代的人，所以在羅斯福時代他完全不合時宜，即使他有幽默的天分，在那氛圍下也無濟於事了。可是當他寫下三巨冊令人愛不釋手的自傳時，這作品充滿了如同布魯克斯文學史一般的懷舊情緒。任何知道他往昔那種驚世駭俗風格的人，都免不了要承認當時的環境的確讓他的諷刺天分可充分發揮，也讓他盡情地施展才華。同樣地，辛克萊．路易斯也在他的小說《德茲沃斯》（Dodsworth）中展現新氣息，而在一九三八年時出版的《浪蕩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中他的美國民族主義心態已非常明顯，他用美式布爾喬亞價值來對抗年輕人的叛逆。最後，他在演說時告訴歐洲的讀者他寫《巴比特》（Babbitt）並非出於對美國文化的恨，而是愛，此點有些美國批評家早就懷疑了。年輕一輩的小說家，例如多帕索斯，在他的激進小說中首度公開表達了對美國文化的厭惡，但即使如此，在《我們的立場》（The Ground We Stand On）這本書中他還是認為美國過去有若干文化素質有助產生日後的一些新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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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種日漸興起的民族主義，源於歐洲在文化與道德上逐漸失去對於美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美國與歐洲的對比態勢，現在開始要倒轉過來了。艾略特、史坦（Gertrude Stein）與龐德（Ezra Pound）大概是最後一批自我放逐羈旅外國的重要文人。大蕭條後，美國旅外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家，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也製造了大批流亡美國的學者與藝術家，等於是把旅外浪潮扭轉為人才的大量移入。歐洲的知識分子開始把美國視為移居的對象，不只是因為他們為了保命而外逃，而有時是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環境還不錯。一九三三年之前已慢慢有此移入情況，但是隨後就形成了浪潮：赫胥黎、奧登（W. H. Auden）、湯馬斯曼、愛因斯坦、荀伯格、史特拉汶斯基、米爾豪德（Milhaud）、亨德密特（Hindemith）與許多較不知名的人士。藝術史家、政治科學家與社會學家等，大批大批地移居美國。美國曾經是世界的工業領袖國，現在則成為西方世界的「文化首都」─如果這個名詞真的存在的話。
但是從許多歐洲人的立場來看，這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事。但無論如何，在文化發展上面，大西洋兩岸都已不再一貫地將美國與歐洲作為對比。大家現在把所有西方人與西方世界都視為一個整體了。
歐洲在一九三○年代時失去了世界政治與道德上的領導地位。法西斯是美國人前所未見的極權政治與暴政，而歐洲民主列強對它的包容討好也實在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敗筆。納粹與蘇聯在一九三九年的協定─只有那些最易受騙的人才看不出來布爾什維克的外交手段與法西斯一模一樣─戳破了蘇維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也使得世人終於知道共產社會與民主社會的確是不同的。因此，美國不再需要借鏡外國的政治制度或是意識形態。
在二戰末期，當法西斯死亡集中營的新聞傳出後，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論多醜陋的事件都算小巫見大巫了。在此同時，歐洲的傾頹與苦難忽然讓美國承接起了對世界的責任。一九四七年時美國發動了救援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就在此時最具國際視野、心態最不偏狹的作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在訪問歐洲回國後就說道：「美國現在政治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而美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是「民主文化的代表，在立國之初就如是，而在內戰後更蓬勃」。他認為二十世紀「美國有了藝術與文學上卓越的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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